出版10本書、150萬字，黃孝紀的筆觸指向相同的地方——叫做“八公分”的湘南山村。

今年55歲的黃孝紀是一名鄉土文學作家，八公分村是他的家鄉。18歲那年，他成為村里第一個通過高考“走出農門”的人。此后三十余載，他在城市間輾轉奔波，與家鄉的聯絡日漸稀疏，而內心的鄉愁愈發濃烈。

八公分村。本文圖片除標注外，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朱遠祥 圖

湖南省永興縣八公分村是典型的南方村莊，黃孝紀在這里度過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經歷了人民公社大集體、分田到戶、工業化和城鎮化等社會變革。從掙工分、單干到打工潮，傳統農耕鄉村的生產生活方式發生深刻變化；高鐵呼嘯而來，六百多年閉塞安寧的八公分村，經歷拆遷和新農村建設后邁向振興之路。

“我常想，我能為故鄉做些什么呢？”黃孝紀在“八公分系列”《老去的村莊》一書中寫道，自己關于家鄉的情感和記憶，如同村前那條小河一直流淌。一方面，他為鄉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欣喜；另一方面，他對一些傳統農耕文化的凋零感到憂慮。

“我想記錄一個鄉村在時代背景下的變遷，保留那段鄉土記憶。”近日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黃孝紀說，他堅持以八公分村為樣本進行寫作，呈現中國傳統農耕文明與現代工業文明之間的沖突和融合，也為當前的鄉村振興提供某些參考。

童年時光：鼎罐、接生娘、露天電影  

“鼎罐回來了呀！”

黃孝紀回村拜年。

2024年正月初五，黃孝紀提著拜年禮包，從縣城回到八公分村。巷道邊幾位曬太陽的老嬸見到他便熱情招呼。

“鼎罐”，是當地做飯的一種鐵制器具，也是黃孝紀幼時的外號。

他還在襁褓時食量就不小，尤其愛吃母親咀嚼的飯團。接生婆逗他：“以后怕是能吃下一鼎罐飯！”于是，黃孝紀便有了“鼎罐”稱號。

“村里男女老少都這樣叫我，我以前很惱火的。現在聽起來很親切。”黃孝紀笑道。

黃孝紀在村莊的石板巷里。

1969年黃孝紀出生時，母親39歲，父親56歲。他有三個姐姐。實際上，他母親孕育過12個孩子，有8個在出生前后夭折。

那時，村里的婦女都在家生孩子，一般由接生婆——俗稱“接生娘”來接生。黃孝紀曾有兩個未曾謀面的姐姐，出生后因“臍風疾”而夭折。

“過去新生兒成活率低是由于醫療條件差，接生娘缺乏醫學常識。”黃孝紀在書中記載，那時的嬰兒出生后，接生婆處理臍帶，或是找一把家用的剪刀剪斷，或是用食指將臍帶繞一圈扯斷，或是用尖銳的指甲掐斷，然后用苧麻絲扎住傷口就完事。這容易造成臍帶傷口感染甚至導致破傷風。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黃孝紀的大姐是村里最后一位接生娘——那時也叫接生員，經過衛生部門培訓。九十年代后，鄉村通了公路，產婦分娩前會送到鄉鎮衛生院，新生兒夭折的事便極少發生了。

醫療條件和物質生活的改善，促進了人口增長。據原村干部黃孝余介紹，八公分自然村的人口，從1958年268人，增加到現在的920余人。

距縣城40公里的八公分，是位于山嶺下的狹長村落，村民都姓黃。關于村名，黃孝紀記載了一段難以考證的傳說——開村始祖有七個兒子、一個遺腹子，八人平分財產，遂有“八公分”之名。

1958年，我國的鄉鎮建立人民公社。八公分屬于紅星公社羊烏大隊，這里成立了四個生產隊，直至25年后“大集體”解散。

八公分部分村貌。 資料圖

那時期的村莊面貌，像一幅山水畫印在黃孝紀腦海。村中巷道鋪著青石板，兩邊是土坯房或青磚房，坪地上的古樹枝葉繁茂；村里人來人往，朝門和宗祠是主要公共場所；村前有一條四季不枯的河，對岸是成片的稻田和油茶林。

宗祠是村里置辦紅白喜事宴席的場所。

孩時的黃孝紀，常常和小伙伴在村前的稠樹下玩貓捉老鼠，或者五六個人環抱宗祠邊的老楓樹，仰望枝上的喜鵲窩；孩子們有時在石板巷展開彈弓“大戰”，有時結伴去田里捉泥鰍，有時跳到河里游泳嬉戲……過年或其他節日來臨，則可以看戲，看耍獅子、舞龍燈。

1974年八公分村通了電。村后的古樟樹上掛起了大喇叭，廣播里不時傳出大隊干部的聲音和激昂的歌曲。

通電幾年后，“電影”成為最受孩子們歡迎的新事物，公社電影隊有時會來村里放電影。

露天電影的場地選在村南的禾場。銀幕掛在屋墻上，禾場中間的八仙桌擺著放映設備。晚飯過后，村里男女老少帶著凳子，密密麻麻地坐在禾場上，孩子們則占領了銀幕前方的空地。放電影之前，大隊支書拿著話筒作指示，這時的孩子們最煩燥。支書講完一大通話，電影終于開演。

黃孝紀至今還記得不少兒時看過的影片，比如《地道戰》《洪湖赤衛隊》《小兵張嘎》等。《少林寺》放映后，生性頑皮的“鼎罐”黃孝紀，和一幫小伙伴比試功夫，時常弄得雞飛狗跳。

有時候，“鼎罐”會纏著大人，或約上一群伙伴，連夜走幾里路去鄰村看電影。

1985年前后，八公分有人買了全村第一臺黑白電視機。主人將電視機擺到屋前空坪上，每晚幾十上百號人圍著觀看。這戶人順便辦起了代銷店，賣些日用品和零食。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彩色電視機進入尋常百姓家，農村的露天電影便很少見了。

黃孝紀的堂兄堂嫂以“掛紅傳杯”的禮節招待來客。

艱辛農事：掙工分、雙搶、吃“金子芋頭”

孩子長到七、八歲，就不能成天玩耍了，得幫家里干些輕活。黃孝紀對上山撿柴的印象很深。而到了十多歲，他就幫家里“掙工分”了。

在那個年代，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社員們共同勞動，按“工分”分配。生產隊計工分一般有兩種方式——底工和定額工。底工指勞動一天的工分，年富力強勞動力的底工是十分。

“我父親底工是九分，母親是七分，二姐十三歲時的底工是三分五厘。”黃孝紀回憶，他和三姐當年是學生不屬勞動力，自然沒有底工，但可以掙定額工，就是完成一定勞動量計工分。比如割稻谷按面積計工分，摘油茶果按重量記工分。黃孝紀那時常參加一些定額工的農活，跟家人一起蒔田、割禾、摘油茶果……

村里的老井。受訪者供圖

1982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得到推行。八公分打破集體時代“大鍋飯”，分田到戶。黃孝紀家當時五口人，分得兩畝多田。

中學時的黃孝紀成了家里的重要勞力。最忙碌的農活，要數暑假時的“雙搶”——在立秋前搶收早稻、搶插晚稻。黃孝紀和家人每天早出晚歸，在火辣的太陽下割禾、打谷、拔秧、蒔田……晚上回到家筋疲力盡，第二天又得早起干活。

當地有用油茶果榨油的傳統。每年霜降后，黃孝紀便和家人到山上摘油茶果。果子裝滿籮筐，一人一擔地挑下山。山坡陡峭無處放筐歇腳，累了也得咬牙堅持，要是一松勁籮筐翻倒，油茶果滾落山坡就無法收拾。

“扁擔壓在肩上，痛得呲牙咧嘴，腰椎欲折。”黃孝紀曾在書中回憶挑擔下山的情景。

干農活得有力氣，得填飽肚子。八公分村人均稻田不足半畝，后來開荒種土豆——當地人叫“金子芋頭”。在黃孝紀記憶中，上世紀七十年代，他家每年有一兩個月吃不上米飯，天天吃“金子芋頭”。以至后來一二十年他都不敢吃土豆，“實在吃怕了”。

年少時的黃孝紀最愛過年——能夠吃上好幾餐豬肉。那時幾乎家家都養豬，年底殺豬可計工分。“養豬的社員除了留一盆豬血，所有的豬肉和內臟都歸集體。”生產隊再按人口和工分來分豬肉。

一年中除了春節等重要節日，黃孝紀幾乎“聞不到肉味”。他母親偶爾從集市買回幾團白花花的油膩豬膏，切成塊后粘米粉煮熟，黃孝紀吃得“香噴噴”，能解饞一陣子。

黃孝紀家的收入，那時主要來自父母賣茶油，或者靠沒讀書了的姐姐去十里外背杉樹，或者靠母親搓些苧麻線去賣。

黃孝紀母親生前使用的搓線瓦。受訪者供圖

1983年，人民公社制度解體，農村實行“政社分開”的鄉、村、組體制。八公分一度成為單獨的行政村，由洋塘鄉管轄。

分田到戶后，隨著雜交水稻推廣和農藥化肥的應用，八公分村解決了溫飽問題。2006年國家取消農業稅，農民負擔得到減輕，村民們交公糧、交稅成為歷史。

走出農門，走不出的鄉愁

在八公分村的南邊，至今尚存幾棟未拆除的青磚老屋。其中一棟“老廳屋”，是黃孝紀出生和童年時居住的地方。

黃孝紀童年時居住的老廳屋。

推開“老廳屋”陳舊泛黑的木門，里面是荒廢多年的大廳，天井下長滿雜草。這房子解放后由集體分給黃孝紀父親和另外4戶社員，大廳側門里是以前各戶居住的小房間。

“這上面以前貼滿我的獎狀。”黃孝紀指著一處斑駁的墻壁。墻內是灶屋。他筆下曾描述這樣的場景：全家人勞動一天回到家，灶屋里點了一盞煤油燈，母親燒火煮飯，父親坐在長凳上抽土煙。“飯后我將煤油燈移到寬板長凳，雙膝跪地，伏在凳灶之間寫作業。有時一不小心，額前頭發就被燈盞的火焰燒得焦臭。”

黃孝紀12歲時幫父親寫的建房用地申請。受訪者供圖

黃孝紀的父母都是文盲，姐姐們只讀了小學。父母把讀書的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希望他將來吃上“國家糧”。

初中畢業后，黃孝紀考上永興縣三中。他每周從家里帶一罐咸菜，走30里山路趕到學校。和大部分同學一樣，他每餐到食堂用飯票打飯，端到寢室后夾咸菜下飯。一罐咸菜連續吃一周，得省著吃。

黃孝紀記得，那三年他帶得最多的咸菜，是母親做的蘿卜干——有時是切成粒狀的酸蘿卜丁，有時是腌制的蘿卜條。

1987年，黃孝紀高中畢業。同屆的6個班只有7人考上大中專。分數比大專線差1分的黃孝紀，填中專志愿時報了建筑學校，“以后可以為村里修橋”。

兩年后，從湖南省建筑學校村鎮建設專業畢業的黃孝紀，分配到永興縣建材廠，成為“吃國家糧”的企業干部。開心的父母殺了一頭豬去賣，給兒子買了一輛松鶴牌自行車，讓他騎車風光地去上班。

那時建材廠效益不好，黃孝紀只領過兩個月滿額工資，每月60元。廠里一年大部分時間停產，經常“放長假”。領不到工資的黃孝紀面臨伙食費困難，他將新自行車跟同事換了一輛舊的，由對方補些錢。過段時間，他把舊自行車也賣了換伙食錢。后來，他干脆回家幫父母務農，還能解決吃飯問題。

“我成了村里的反面典型，讀了書還不是回來當農民。”黃孝紀回憶。那時他除了回村務農，也多次去廣東打工。

青年時期的黃孝紀 受訪者供圖

在廣州，黃孝紀四處輾轉沒找到工作，帶的錢快花完了，他有次只能在路邊的水泥涵管里蜷著過夜。“兩天只吃了一包餅干、一碗面，肚子餓得難受。我甚至對路邊的野狗啃一塊骨頭，都充滿了羨慕。”黃孝紀后來在書中回憶那段辛酸經歷：他在廣州火車站準備買票回家，身上僅有的二十元五角錢被幾個混混搶走。后來他揣著好心人給的1元錢，在郊區工地找到了堂兄黃三節。

當時三十多歲的黃三節是八公分村第一個打工人。1981年他南下廣州，在郊區做些挖土修溝的零工，后來裝修粉刷房子闖出一條路。此后掀起的打工潮中，八公分村的人外出務工大多到廣州“搞粉刷”。

當年黃孝紀跟著堂兄，在工地上挑水泥沙子做“小工”。有時他也被當地農民雇去干農活，一天掙10元錢。

1993年，永興縣經濟開發區需要懂建筑規劃的人，便把黃孝紀從建材廠調了過去。幾年后，他當上開發區規劃建設部的“小領導”。

黃孝紀用電腦寫作。

2006年，喜歡文字工作的黃孝紀成為《郴州新報》的記者。五年后，他去浙江做起了注冊房地產估價師。穩定下來后他開始寫作，他的文字世界總離不開養育他的八公分村。

正如他在文章中寫道：“縱然身處他鄉，故鄉一直在我心中，從未遠離。”

寫書立傳：村莊變遷，如何留下鄉土記憶

走出農門、成家立業后的黃孝紀，仍不時往返于城鎮與鄉村。

父母在鄉下務農，因此農忙時節他都會回老家干活。

父母去世后，黃孝紀與家鄉的聯系日漸稀疏，但每年清明和春節前后仍會趕回村里。

2006年，八公分村遇到建村六百年來的大事——拆遷，因為高鐵要進村了。武廣高鐵作為我國第一條長途高鐵干線，其設計路線自北往南穿越八公分村。這里作為沿線最大拆遷點，約一半人得拆遷。

黃孝紀家的房子被拆除。資料圖

黃孝紀家的老宅也在拆遷之列，這是他父母1982年建的兩層瓦房——紅磚墻、黑青瓦、人字屋頂。黃孝紀是全村第一戶同意拆遷的，他領著4萬多元補償款，到村莊對面的安置點建了一層住宅。

此后，120多戶村民陸續搬遷到安置區，成片的老屋被拆除。兩年后，八公分村鋪設了2公里鐵軌，建成800多米長的高鐵橋——八公分大橋。

八分分拆遷后，分成了舊村和新村。視頻截圖

2009年12月，武廣高鐵開通運營，每天一百多趟列車經過八公分村。鐵軌和高鐵大橋將村莊一分為二——105戶村民仍住在老村，拆遷的120多戶搬進新村。新村老村隔著河，相距數百米。

遷建的八公分新村，巷道寬闊、房屋整齊，建了廣場、池塘；自來水、水泥路、有線寬帶等設施得到完善。這里成為當地新農村建設的示范點。

家鄉的變遷，令黃孝紀感觸頗深。他經歷了人民公社、分田到戶、改革開放、工業化與城鎮化等時代變革，傳統農耕鄉村的生產生活方式已發生深刻變化。一方面，他為鄉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欣喜，另一方面，他看到傳統村莊正在“老去”：勞動力外出務工，老人孩子留守村莊；大量農民不再種田，不少土地被拋荒；泉流被工程截斷，古樹被砍伐，老建筑被鏟除，傳統文化繼承乏力……

黃孝紀認為八公分是時代變遷的縮影，體現了傳統農耕文明與現代工業文明的沖突和交匯。他決心用文字保留遠去的鄉土記憶——為家鄉寫書立傳。

對于寫書，黃孝紀并不陌生。小時候村里有位老人去世，他跑過去，看到一本書遮住死者的臉——這是當地習俗。黃孝紀便對母親說：“媽媽你以后死了，我也要寫本書蓋在你臉上。”

黃孝紀31歲時出版的詩集。

“當時我母親聽了很高興。”黃孝紀回憶。他從小酷愛文學，在廣州街頭流浪時也懷揣《葉賽寧詩選》。2000年，31歲的他和另一位詩人合作出版了《雙鵠集》。半年后，母親去世。黃孝紀將自己的詩集翻開，蓋在母親臉上。入殮后，他用薄膜包著書，放在了母親枕邊。

2012年，黃孝紀遠赴浙江工作，倍加思鄉的他開始寫思憶家鄉的文章。他每天凌晨四點起來，寫到八點再去上班。

2018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晴耕雨讀 江南舊物》出版，獲得孫犁散文獎。一年后出版的《瓦檐下的舊器物》獲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

黃孝紀近年出版的“八公分系列”散文集。

2019年黃孝紀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此后他陸續寫作出版了《老去的村莊》《八公分的時光》《故園農事》等散文集。他的《一個村莊的食單》獲冰心散文獎，《節慶里的故鄉》等四本書入選全國農家書屋重點出版物推薦目錄。

2024年初，黃孝紀寫完《莊稼人》一書。至此，他用12年時間，以家鄉八公分村為樣本寫了10本書150萬字，在散文界聲名鵲起。他寫家鄉的人物、器物、食物、生物和節慶、民俗等，展現上世紀七十年代至本世紀初的鄉村風貌和變遷。

“在劇烈的社會轉型期，‘八公分系列’無疑將成為記錄當代中國南方鄉村生態及社會變遷的重要文學樣本。”作家王躍文如此評論。

黃孝紀的多本散文集被廣西人民出版社列為“中國鄉存叢書”。該出版社副社長、副總編輯白竹林告訴澎湃新聞，將繼續與黃孝紀合作，為后人留下更多鄉土記憶，“黃老師從農村出來的，有大地的本色。”

陽春三月，大地回暖，八公分村的山嶺田野綠意盎然。黃孝紀曾在《柏樹有多少種死法》一文中，為家鄉七八棵古樹在分田到戶時被砍而惋惜。令他欣慰的是，村后那棵半枯的古樟，幾年前已貼上保護標簽。

走到村子對面，黃孝紀爬上陡峭的山坡，眼前一片鮮嫩的油茶樹。“林權證上寫著我名字呢。”他告訴記者，這片15畝的油茶林曾毀于一次火災，沒想到十多年過去，燒過的山嶺上又長出一株株新樹。

高鐵列車駛過八公分村。

站在油茶山，對面的八公分村盡收眼底，不時有高鐵列車從舊村、新村之間呼嘯而過。談到家鄉變遷，黃孝紀認為，經過農耕與工業兩種文明的沖突、交融，今后的鄉村必然形成物質與精神契合發展的社會生態。

至于八公分的故事，黃孝紀表示會繼續寫下去，他已樂此不疲，“就像有挖不盡的富礦，等著我來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