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廣為流傳的“太后下嫁”、“順治出家”和“雍正即位”三大疑案，向來是為人樂道的傳奇故事，自清初至今一直是好史者的飯后談資。孟心史先生作《太后下嫁考實》《世祖出家事考實》《世宗入承大統考實》三篇，將傳說與史實互相印證，以史家之嚴謹慎密考證了“順治出家”這一疑案。此外，陳寅恪、陳垣、鄧之誠等幾位學者，也對“董小宛入宮”提出過自己的見解。

明清鼎革之際的歷史頗有特點，一則相對于前代，清代所留文獻豐富，尤以詩文較多；二則時局動蕩，人物命運坎坷，有較強的故事性。這就造成此段歷史研究的兩個特點，一是官書檔案保存不全，需以私人記錄補齊，所以史料甄別極須謹慎；二是歷史細節較多，難以形成定論。

在此情況下，重新考證清初歷史，就需要很強的耐心和文獻收集、考證的能力，首師大鄧小軍教授的新作《董小宛入清宮與順治出家考》重新梳理明末清初這一段史實，并得出了較為新穎的結論。

清史文獻價值的界定和文獻的選用

鄧書非常重視史料的“原始性”，但是史學研究中，并非越“原始”的史料越有價值。作者對史料選取的宗旨是，“董小宛入清宮與順治出家史事的相關程度不同的原始文獻，除官修史書、宗譜、年譜、方志、禪宗文獻、朝鮮文獻、石刻文獻等之外，還包括順康間人的詩文，甚至戲劇，其中包括順治、康熙御制詩文”。但是這些史料并非價值等同，也不一定都符合歷史事實。

書中在論證“董小宛入宮”一事時，反復提及李渲《燕途紀行》和冬至正使尹絳的《燕中聞見》，前者是清主親兵哨官朝鮮人金汝輝述順治董皇貴妃，后者則是朝鮮使者的見聞。此類記載中對董小宛進宮言之鑿鑿，但并未說明傳言出處。對清代皇帝，朝鮮使者有很多傳言，如“孝莊文皇后與孝康章皇后婆媳不睦”、“康熙皇帝好色”等，均源自朝中傳言，或是街頭巷議。孔子曾經說過：“道聽途說，德之棄也。”所以歷史研究在選取民間傳說的時候需要非常慎重，如果采信傳說，則定要對傳說的來源與流變加以分析。

書中言及董鄂妃即董小宛一事，前列實錄，后書《燕途紀行》，再后為《燕中見聞》，這兩則史料中談及董鄂妃非鄂碩之女亦是揣測，沒有明確證據。而作者論斷：“根據上文考察，可知順治董皇妃即董小宛，清廷官方文獻稱董鄂妃乃滿洲族內大臣鄂碩之女，是掩人耳目之謊言。”以使臣見聞證官書之偽，為治史一大奇事。除此之外，書中還以偈語證史。眾所周知，順治帝與玉林通琇、茆溪行森等僧人交往過密，在討論順治出家這一問題時，這些僧人的言論經常被引證。但本文以茆溪行森之偈語逐條證明董妃行狀，存在過度解讀的情況。

本書有規范的論證格式，每句皆有“古典”、“今典”，可見其旁征博引。然而歷史論證與文學不同，對某觀點的論證，求要不求備。本書的一個特點便是，凡是與詩句相關，無論繁簡皆列述其后，于史實則大可不必。書中翰林院檢討李天馥的詩文《古宮詞一百二十首集唐》被認為是“董小宛入宮”的重要證據，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曾提及此事，稱此詩“蓋為董鄂妃作”，被作者加以發揮。翰林院檢討有“纂修史書、重纂實錄、圣訓、玉牒”之責，讓人很容易聯想到白樂天的《長恨歌》。李天馥此詩是否紀實，尚不好定論，因其人時為文壇翹楚，文采風流，著有《容齋千首詩》《容齋詩馀》。王世禎稱“二公（謂李天馥、陳廷敬）嗜好略相似，每下直日，必相聚，聚必相與研六藝之旨、窮四始五際之變，至參橫日落，然后散去”。而又好作風流之詞，相傳“居京師時，雅好冶游，有伶人新婚，戲為《賀新郎》詞一闋”（李定夷《軼聞大觀·第二編》卷二）。這樣一位才子，寫宮詞并不是特例，在清初屢有所見，稱其詩必定暗示順治后宮，似乎不妥。

河南省民權縣白云寺石碑，也是書中非常重視的一處文獻，其實作者所采信的順治出家白云寺一事，亦非空穴來風，乃是當地的一個傳說。康熙為了尋找隱名出家的父親順治南游白云寺，遇到一位自稱“八乂”的燒鍋僧人。康熙回京悟出“八乂”合成一個“父”字，恍然大悟，二下白云寺，但老僧已不知去向。康熙只得御書“當、堂、常、賞”四個大字，意含將田、土、巾（布）、貝（錢）賞賜僧眾。關于順治出家的傳說在后世版本很多，本書顯然采信了河南民間這個故事，但沒有提及故事的來源，更沒有考證。而這種傳說如果作為史料，第一步就是要考據其真偽源流。

歷史問題證明的邏輯性

“孤證不立”是歷史研究中的又一基本原則，因此，研究者需要就某一問題充分收集材料，以達到從多角度佐證歷史的目的。“孤證”并不代表數量上的單一，同樣也指角度上的單一。因此在證明某些問題時，邏輯上要求有遞進關系，而非內部自洽。

文人交游是明清之際歷史研究的一個重點，其中社科院趙園先生的《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頗為可讀。由上述研究我們可知，清初文人有很多并不封閉的交往圈，他們的興趣和風氣極為相似。冒辟疆、陳維崧、吳偉業、徐泰時、周士張、丘石常等人本身就組成了一個文化交際圈。清初南方士大夫之間，本來就風氣相通，聲音相和，這些人又同在一個社交圈內，處于社交網絡的相通層級，他們的詩文在史實上不能形成互證。冒辟疆《影梅庵憶語》洋洋四千言，回憶了他和董小宛纏綿悱惻的愛情生活，才子佳人本身就是文壇中長盛不衰的話題。冒襄本又是風流之人，當時與江南名妓交往甚密，是當時文人津津樂道的掌故之一。不僅董妾如此，后來冒續娶的吳妾、張氏等人。他的好友金壇張明弼在《冒姬董小宛傳》中不無打趣地說，冒氏“所居凡女子見之，有不樂為貴人婦，愿為夫子妾者無數”。這些文人，本身就是一個互相講故事的圈子，這個圈子之中故事可能共同表明某種現象，然而互相證實，于史則不可。

此外，歷史的發生有前后邏輯，以后證前時，尤為慎重。如作者認為，詩文中“漫說蓮花國，蓮花國在西”中蓮花國指滿洲，所征引的史料是乾隆年間成書的《滿洲源流考》，因為書中有云：“曼珠，華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這種證實顯然是缺乏歷史邏輯的。眾所周知，《滿洲源流考》是乾隆皇帝為滿洲發端尋求合法性的作品，中將滿洲源流回溯至文殊師利，是乾隆皇帝接受藏傳佛教思想后的一種自我合法化，并不能證明在明末清初，文人常識中將“滿洲”與“曼珠”是直接關聯的。這種將政權源流佛教化在歷史上很常見，特別是蒙藏地區，滿洲人成因了這一習俗。將清初文人詩作中的“蓮花國”直接對應為滿洲政權，以后證前，以多證一，實在是難以令人信服。

歷史常識與趨勢

1927年，王力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做研究生論文《中國古文法》，指導教師是梁啟超、趙元任兩先生。趙元任先生在眉批中有這樣兩句話：“未熟通某文，斷不可定其無某文法。言有易，言無難！”此兩句尤其適用于本書。大膽推斷之后，接下來務須加以詳細論證。但本文似乎只做到了前半部分。

當然，歷史考據的存在意義并不止于考據學本身，而是對歷史場景的還原。如書中在考證董小宛有可能被劫持入宮時，對清初滿洲人劫掠漢人婦女的情況做了一些梳理，這種考證是有價值的。對董小宛入宮的確實性，作者則說：“多爾袞派人擄走江南之有夫之婦董小宛，亦是完全可能之事。”這個說法似乎太過武斷，而本書在這種關鍵性的問題上，幾乎都是這樣在萬分之一的可能性間，下了確實性論斷。

文中言及冒辟疆上京討妾，冒襄以堅不仕清聞名當世，康熙年間，清廷開“博學鴻儒科”，下詔征“山林隱逸”。冒襄也屬應征之列，但他視之如敝履，堅辭不赴，且家中妻妾成群，焉有主動赴京之理。且其赴京在順治末年，南方尚未平定，民變亦有發生，一書生安可平安上路？其行程時間參考康熙二十三年南巡，絕無可比性。

朝鮮《顯宗實錄》的記載，康熙五年（1666）九月，朝鮮國王顯宗詢問是朝鮮入清使臣許積曰：“順治好漢語，慕華制云，今則如何？”許積回答道：“聞其太后甚厭漢語，或有兒輩習漢俗者，則以為漢俗盛則胡運衰，輒加禁抑云矣。”雖然此為朝鮮使臣道聽途說之語，但是參考孝莊文皇后所首肯的順治遺詔，起首便是：“自親政以來，紀綱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謨烈，因循悠乎，茍安目前，且漸習漢俗，于淳樸舊制日有更張，以致國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可見孝莊皇后不僅不慕漢語，更厭惡漢俗。換句話說，孝莊皇后漢語能不能表達清楚都成問題，安可與冒襄做此交易。

如果說董小宛入宮，作為一個小人物的歷史，還存在著某些可能性的話，那么順治出家一事，必須要嵌入清初的歷史政局中加以考察。文學作品與影視作品中常有的想象，就是用作者個人的社會角色，去揣度皇帝的社會角色，于是認為皇帝和普通人一樣，只將感情局限于個人層面。

再于“順治出家”一節，作者認為，康熙皇帝之所以多次西巡，著意大規模興建五臺佛寺，乃是為其父造一安身之所。然而最基本的常識是，順治即使真的出家，照記載來看，也是皈依漢傳佛教，而康熙著力將五臺山打造成為內地藏傳佛教中心，并有章嘉、哲布尊丹巴兩位大活佛的駐錫地。此舉于順治出家并無關系，即使有影響，也是消極的。此外，書中稱，王熙順治駕崩的見證人，并未言及順治死狀，乃因順治假死。須知清代歷朝皇帝死前，皆有近臣在側。

而文中第十一章還言及，翰林院庶吉士親書寺廟地租碑，知州親命勒石，是對白云寺的特別重視，并將此作為順治出家白云寺的一個佐證；康熙厚賜玉明和尚、厚賜白云寺，意在照料順治。須知康熙朝敕建寺廟無數，御賜匾額更不勝記。一則其一生六次南巡、六次西巡、常年巡幸京畿、所駐蹕之地若為寺廟，則有題字。之后，作者認為順治皇帝死后，白云寺為其修有陀羅尼經幢。民權白云寺經幢并不只此一通，另有“佛公靈塔經幢塔”，上書“佛洞宗三十一式佛公大和尚”，乃是佛定圓寂后，河南布政使牟欽元親自為他寫了塔銘。顯然經幢并非孤立，地位也不是獨尊。作者所見“□王宔”之匾，將其識讀為“先王宔”，解釋為先帝的神主。但是“先”字為作者自己識別所加，不一定為原有脫字。而“宔”字為宗廟藏神主的石函，《康熙字典》的解釋為“以石為藏主之櫝也。一曰神主。左傳：許公為反祏主。本作宔。通作主”。某王似一宗教稱謂，清代皇帝稱自己的父親為“先皇”、“皇考”，絕無用“王”字之例，而王另有別稱。

在研究明末清初的歷史時，需要有較為廣闊的觀察視角。此時，北方外蒙諸部尚未平定，青藏地區時時攪擾，內部民變未熄，南方從對戰南明到平定三藩，全國一直處在一個動蕩的局勢中。即便是做微觀歷史事件的研究，尚須從此處出發，更何況帝王政治。

也談清史中的“詩文證史”

“以詩證史”是現代史家頗為推崇的一種治史方法，它可以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理解，狹義的“以詩證史”就是用詩為史料來證史說史；廣義的“以詩證史”可泛指以文學作品用作史料來研究歷史，舉凡中國古代的詩詞、文論、小說、寓言，乃至政論文章，都可包括在內。

“詩文證史”首推當屬陳寅恪先生的《元白詩箋證稿》，作者鄧小軍先生也是如此，然鄧先生在詩文引用時，恰沒有注意到陳寅恪非常注重的一點，就是用史實對詩文的考證。如《胡旋女》一節，陳先生引樂天詩：“梨花園中冊作妃，金雞障下養為兒”，之后說道：“唐長安有二梨園，一在光化門北，一在蓬萊宮側。其光化門外者，遠在宮城以外。其蓬萊宮側者，乃教坊之所在。準以地望與情事，似俱無作為。冊妃處所之可能。樂天之言未知所據，又太真外傳上云……其事在天寶四載八月冊楊氏為貴妃事以后。準以時間，亦殊不合。故于此冊妃之處所，惟有闕疑，以俟更考。”簡言之，作者的歷史常識與詩文內容間，應該是一個正向輸入的過程，而不是以詩文定義史實。不完全統計，《元白詩箋證稿》中，所引唐代各類史籍凡逾百種，而如論清代歷史，史書只可見《清實錄》，豈可成文？

而詩文、小說最可用之處，在其“不經意間”，而非其刻意記錄的故事。如《時女妝》一段。陳先生云：“樂天則取胡妝為此篇以詠之。蓋元和之時世妝，實有胡妝之因素也。凡所謂摩登之妝束，多受外族之影響。此乃古今之通例，而不須詳證者。又豈獨元和一代為然哉？”陳先生又云：“豈此種時世妝逐次興起于貞元末年之長安，而繁盛都會如河中等處，爭時勢之婦女立即摹之。其后遂風行于四方較遠之地域。迄于元和之末年，尚未改易耶？今無他善本可資校訂，姑記此疑俟以更考。”以詩文考時風，尚有存疑之處，以故事入正史，豈可言之鑿鑿？

詩文中證實時風世俗易，證確鑿人事難，在史學界是公論。此法似乎最是高妙艱深，非常容易滑向主觀臆造的一端。在文學作品中過于求深、刻意求實，結果反而失真失實。呂思勉先生曾說：“諸子中之記事，十之七八為寓言；即或實有其事，人名地名及年代等，亦多不可據；彼其意，固亦當作寓言用也。據此以考事實，茍非十分謹慎，必將治絲益棼。今人考諸子年代事跡者，多即以諸子所記之事為據。既據此假定諸子年代事跡，乃更持以判別諸子之書之信否焉，其可信乎？”

呂先生雖言先秦，于清代亦然，而更有甚。清代史書品類繁多，為歷代所不及。先秦史研究中，很多時候除了諸子文獻，別無史料可引，清史研究中此類狀況絕少。清代官書以實錄為紀年之綱要，各類檔案系年而記，兼以第一人筆記輔之，詩文則又次之。在史料占有不完全的情況下，很難判斷歷史細節的真偽。

此書材料豐富于前代，而格局未及，與孟森先生作品相比，作者似不具備治史之常識。其實，疑案的考實，并不是為了追求疑案本身的真偽，而是對作者和讀者的思維練習，有些類似推理小說，而考據的樂趣即在其中。本書開篇曾言，作者因為占有了新的史料，而務須重談疑案，其實其所占有之史料，言新則新，于史實本身并無決定性作用。考據文章大可不必如此，舊史料作出新意境，舊問題考出新邏輯，便是上佳之作。本文亦沒有就史實發微，僅就考證過程置喙一二，然而開卷有益，書中引用了大量詩詞，為研究清史書籍所少有，不管成功與否，算是正方向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