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學科領域，女性學者的比例如何？女性學者的發展真的存在“天花板”嗎？相比男性學者，女性學者有哪些特別的優勢？

在2024年國際婦女節到來之際，上海紐約大學邀請了來自哲學、歷史學、商學和心理學四個領域的上紐大女教授，分享她們在學術道路上的經歷和感悟。

期待她們的故事和洞察，能夠為正在從事或者有志從事學術工作的人們帶來一些啟發和鼓勵，也借此機會，向所有不畏艱難、勇敢探索的女性表達敬意。

Q：在您所在的領域，女性學者的比例如何？

袁源 ：我在耶魯讀博士的時候，哲學系30個教授里只有3個女老師。在北大讀碩士的那個年代，女老師更少，跟站在講臺中心光芒四射的男老師相比，影響力差距非常大。最近幾年，能在不同的學術場合看到更多女學者，人數比上一代多。

Heather Ruth Lee ：在上紐大，研究歷史的女性教授比男性多，但我們學校的性別分布不能代表整個歷史學領域，歷史學領域以男性為主導。除了性別，這個領域的種族多元化也未必足夠。我本人是有色人種，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一點是，要看見種族和性別的交叉會出現不同的結果。比如說，一位白人女性和一位有色人種女性歷史學家，是非常不同的。把性別維度抽離出來討論，并不足以反映現實。

田媛 ：我研究的是組織管理，性別是我研究里一個重要的角度。就我的研究來看，在大多數領域，女性學者都是少數群體。不過最近幾年，醫學領域和心理學領域，女性研究者的人數快要超過50%，女性不再是典型意義上的少數群體。但代際差異明顯，在讀學生居多，教授少，職位越高，女性相對來說越少。

Katie Aafjes-van Doorn ：作為一名心理學家，我們這個領域以女性為主。

Q：就您的觀察和體感，您覺得女性學者在學術界的發展面臨哪些挑戰？

Katie Aafjes-van Doorn ：我不把自己看作“女性”學者，我就是一個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從荷蘭到英國，再到美國，現在來到中國，就我的體驗來說，性別因素并不是核心挑戰。如果你對知識有好奇心，享受探索不同課題的自由，這是一個完美的職業選擇。能夠當一名“永遠的學生”，并將此作為職業，是一種奢侈。獨特的挑戰可能是財務，學術界不像有的行業那樣賺錢，但我相信這對男性也是一樣的。

袁源 ：第一個是學生對老師存在性別偏見，會覺得男性教授比女性教授更權威，這是我在美國教書時候的感受。有一次我跟朋友聊起來，她告訴我，她在邏輯課上做助教，學生會繞開她，去找男助教講解，而其實她各方面的能力，在我們看來，都在男助教之上。

所以，女性面對的一大挑戰就是，因為偏見的存在，女性學者需要付出額外的努力以證明自己。你得做的比男性好很多，別人才覺得你也值得尊敬。

第二點是關于前輩的指導。不能否認，同性別之間天然更容易拉近距離。由于我導師那一輩鮮有女性，女學者能夠獲得的前輩指導，會比同輩男性差一截。而學術界里有很多規則，是需要人帶，才能找到門道的。尤其是我當了老師以后，我更意識到，作為學生，當你是老師真心愿意花時間和精力幫助和托舉的人，結果會有多么不同。

第三點就是大家更熟知的生育坎。我見過生完孩子，學術環境和家庭環境都非常給力的人，也見過兩頭都很糟糕的女性。如果沒有系統性的支持，女性既想成為盡職的母親，又在事業上不掉隊，學術產量達預期，拼的似乎是運氣。

田媛 ：許多學術機構，都在想各種辦法鼓勵女性參與，給女性機會，國家層面也推出了各種基金，但性別不平等的情況依然存在，表現得很微妙。

比如，前幾年有一篇著名的研究發現，一篇論文里同時有女性和男性作者，女性得到的肯定會比男性少。我自己的研究發現，學術研究里性別多元是一件好事，能產生更多新穎的想法，但是因為有這樣的偏見存在，女性有證明自己的壓力，有可能會傾向選擇獨立工作，而不是與男性合作。

商學領域的女教授經常會面對的質疑是，你是否有能力教好MBA課程。我的應對策略是，聚焦自己的優勢，做充分的準備。

Heather Ruth Lee ：某些類型的知識和專業技能是性別化和種族化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進入學術界，謀得教職，是一種頗有特權味的追求。這種所謂的特權感又是整個社會種族和等級狀況的投射。

由于有些學科在性別上有一定傾向，要進入這些學科，需要建立關系網。當這些學科中沒什么女性存在時，建立這樣的關系網就非常困難。這是一種隱性的不平等，不是以攻擊或者敵對的方式出現。

Q：女性學者的發展是否真的存在天花板？

袁源 ：有統計數據顯示，從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晉升的每一步，女性比例都在下降，有一點像層層天花板，也不是說不能突破，但是突破的難度，比同一條起跑線的男性要大。

除了職級，還要看影響力，就是說你寫的東西，能不能成為同行學者會引用和討論的內容，影響人們的思考和行動，這一方面，女性又要比男性學者差一大截。至于如何突破，需要系統的努力。我也看到了一些非常成功的女學者，在發揮她們的影響力，做很多突破性的嘗試，這給人鼓舞。

Katie Aafjes-van Doorn ：我不覺得有玻璃天花板。在心理治療研究領域，最著名的幾位研究者都是女性，或許是因為對這一領域感興趣的人更多是女性。我觀察到的是，女性往往是自己的敵人，比男性缺少自信。比如，我看到女同事們在申請工作時會說，我這里不完美，那里不完美，而男性會說，我可以學習這個，我能做到。

Q：女性學者有沒有什么特別的優勢？

袁源 ：作為在父權制體系成長起來的人，我們會對某些問題更敏感，對那些受壓迫群體的寫作和訴說，更容易感同身受，理解他們的洞見。比如我研究戰爭倫理，有時候就是能看到男性學者不容易看到的問題。但這不是因為女性天生更感性，而是我們被培養的方式有區別。與男性不一樣的經歷，反倒在某些時候給女性帶來了獨特的知識生產力。

Katie Aafjes-van Doorn ：我將自己視為一名學者，何種性別并不重要，在轉型做學術研究之前，我的志向是當一名臨床醫生，那意味著我需要時刻待命，面對患者。現在的工作在靈活性上有巨大優勢，我可以按照自己的節奏安排任務，平衡工作和家庭，我看到男性也是一樣的。

Q：學術之旅一路走來，有沒有對您影響很深的女性前輩？

Heather Ruth Lee ：我想到的是我們的教務長衛周安，她舉辦了許多晚餐會，她愿意付出時間，愿意提供幫助，這些舉動，會讓社區里的新人感到這里有人可親近。

袁源 ：在閱讀上，對我啟發很大的一位是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學者Anna Stilz，還有一位是Iris Young。我在耶魯的一位老師Sun-Joo Shin，在我讀博最困難的時候，給了我很多幫助和實用的指導。

Katie Aafjes-van Doorn ：我在牛津讀博士的時候，認識了Sue Lewellyn教授，她是我的榜樣。她研究做得好，家庭也兼顧得好。我的母親在我出生后就沒有再工作，我從來不知道家庭和事業是可以這樣平衡的。我在有了家庭以后，成為了一個更快樂的學者，同時，因為我有了學術事業，成為了一個更好的母親。

田媛 ：最近幾年，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是我一位導師的妻子，她在巨大的家庭變故前表現出的勇敢、堅強和樂觀，讓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能量和愛。

Q：如果有年輕的女學生想追隨您的路以后從事學術工作，您有什么建議給她們？

袁源 ：我本科學的是國際經濟與貿易，但我熱愛的是哲學，旁聽了很多哲學系的課，當我決定考哲學系研究生的時候，很多人不理解，但我自己知道，如果不走那條路，我會覺得自己白活了。所以，給年輕人的建議是，要想一想自己究竟想過怎樣的人生，如果明知會冒一些風險，也愿意去闖，那就緊隨自己的內心，一步一步走下去，不要限制自己，同時去尋找相信你、能幫到你的人。

Heather Ruth Lee ：我認為培養對歷史感興趣的女性很重要。如果從事歷史研究的女教授越來越少，那么提供指導的女教授就會越來越少。所以，作為老師，我們有責任為她們打開大門。但是，我會謹慎行事，因為我不希望人們誤以為這個領域有很多的工作機會。

田媛 ：做學術研究，拿到反饋很慢，一篇論文發出來可能要經過好幾年的努力，還不一定有好的結果。如何忍受這個不確定，很多時候不是說你有沒有信念這么簡單。要自律、堅持，把它當成馬拉松。

Q：您收到過的最好的建議或者忠告是什么？

Katie Aafjes-van Doorn ：選擇你喜歡的合作者。和你喜歡的人一起頭腦風暴，你工作起來會精力充沛，反之，則是一種消耗。

袁源 ：努力回憶了一下，好像沒想起來那種像燈塔一樣照耀我的建議。這可能跟我性格有關，從小到大，重要的決定都是自己做的，一般不大聽別人的建議。

田媛 ：生活和事業沒有捷徑，要勤奮、努力、堅持。

Q：如果時光回到20年前，您會告訴年輕的自己什么？

Heather Ruth Lee ：在某種程度上，我相信自己的直覺確實得到了回報。但事情的另一面是，我不知道如何走進男性主導的領域。我印象很深的是高中物理課堂，老師是男性，一屋子學生也都是男孩子。大學里，我沒能走進經濟學的課堂，對商業也沒有產生興趣。我很敬畏這些領域里的女性。我為當時的自己沒有足夠的韌性去嘗試這些感到可惜。所以，如果回到過去，我會告訴年輕的自己要堅韌一點，去自信地把握這些機會。

田媛 ：要更勇敢一些。堅持自己想做的，面對生活里的許多不確定，都需要很多勇氣。

袁源 ：做你自己。

Katie Aafjes-van Doorn ：學習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學位，不是為了教授，不是為了分數。能夠從學習到理解，從理解到吸收，這是一種奢侈。

（原題為：《女性，何以在學術界綻放？四位上紐大女教授的回答》，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