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眾視野里，弗吉尼亞·伍爾夫常常要么是一個脆弱女作家，要么是一個遠離真實世界的唯美主義者。著有《T.S.艾略特傳：不完美的一生》《夏洛蒂·勃朗特傳》等作品的學者林德爾·戈登通過小說、日記和書信重構出這樣一個伍爾夫：她是強健的步行愛好者、努力工作的職業作家，更是“不知疲倦的探索者”，探索“人類處境的千奇百怪”。林德爾·戈登想要呈現的并非常規的線性傳記敘事，而是在真實性所能允許的范圍內，盡可能詳盡地追蹤記憶和想象在伍爾夫一生中的持續流動。

[英] 林德爾·戈登 著｜謝雅卿 譯

上海文藝出版社

近期，《弗吉尼亞·伍爾夫傳：作家的一生》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在國際婦女節到來之際，通過閱讀此書，回溯由伍爾夫曾實踐的全新的重視無名者的歷史觀，今天帶來的片段從她的友誼與社交觀念談起。

Virginia Woolf

在學徒生涯末期，弗吉尼亞·斯蒂芬（注：弗吉尼亞·斯蒂芬是弗吉尼亞·伍爾夫婚前使用名字）把生活設計成了一場實驗，她要在一個志趣相投的朋友圈里盡可能自由地生活。她慎重地選擇生活環境、工作習慣、住所和伙伴，這也反映在她的創作方式中——落實于和諧、美好、頓悟的瞬間，決絕地忽略所有關于成功和幸福的陳舊安排，不論是傳統婚姻還是被她稱為“地下世界”的文學市場。《海浪》中的那位作家伯納德告訴他的讀者，他想要“把我的生命贈予你”。這是一個被創作出來的生命，就像他的五個個性鮮明的朋友一樣，每個人的生命都由一個不起眼卻反復出現的短句構成——“一個粘附在巖石上的帽貝”或“總是濕淋淋的泉水仙女”——它們賦予了每個獨特的生命內在的連貫性。相比之下，常規傳記中的固定套路，就像伯納德所說的，只是“一種方便做法，一個謊言”，因為它沒有看到藏在公共行動的舞臺背后的斷斷續續的語句、隱隱約約的行為，而那些才是真實的人生所依附的東西。弗吉尼亞·斯蒂芬對傳記的熱情受到父親的影響，但早在1909年她就寫過諷刺傳統傳記的文章，因此，在獨創性方面，她其實已經超越了父親。

▲ 電影《時時刻刻》（2002）中的伍爾夫形象

她下定決心要成為作家，而對于她那一代的年輕女性來說，為了從事某種職業或投身一門藝術（她后來在她第一篇關于女性地位的檄文中解釋過），她們不得不為自由沖鋒陷陣。這不僅意味著與家族決裂，還要與社會普遍接受的女性形象和行為準則決裂。而這種決裂，她繼續寫道，是“極度痛苦的折磨，我認為，它超出了任何男人的想象”。

不論布魯姆斯伯里對其他人來說意味著什么，對她而言，它代表著對海德公園門的一場反叛。她的各種回憶錄、1903年的日記隨筆和1904年至1905年的布魯姆斯伯里日記，都有助于解釋當時的處境為何讓過去的家變得難以忍受，以及在兩姐妹眼中，她們搬去布魯姆斯伯里的舉動使自己產生了怎樣翻天覆地的變化。弗吉尼亞多次的評論清楚地表明，布魯姆斯伯里的朋友們的重要性不在于他們的思想，而在于他們第一次為她營造的精神自由的氛圍。后來，當她在想象中塑造朋友們的形象時，作為《海浪》的基本素材，他們將變得愈發重要，《海浪》這部小說探索了一個小圈子中的六位友人持續一生的關系。

……

1904年10月標志著一段新生活的開始。二十二歲的弗吉尼亞·斯蒂芬再也不用隔著狹窄的街道，看著對面的老雷德格雷夫太太洗她的脖子了。她朝窗外望去，樹木仿佛從戈登廣場中心噴涌而出。更重要的是，她現在擁有了一間單獨的工作室，那里有一張高高的書桌，每天早晨她都可以站在那里寫作兩個半小時。她聲稱，站著寫作是為了和凡妮莎保持一致，因為凡妮莎常常抱怨要在畫架前站好幾個小時。不過，這個姿勢或許很適合她從父親那里繼承來的旺盛精力。午餐前，她喜歡“沖向”托登罕宮路，在舊家具店和牛津街的舊書店里閑逛。一切都改變了，在為“回憶錄俱樂部”（Memoir Club）寫的隨筆《老布魯姆斯伯里》（“Old Bloomsbury”）中，她寫道：畫畫和寫作是頭等大事；他們在晚餐后喝咖啡，而不是在九點鐘喝茶；他們扔掉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紅色天鵝絨地毯和花樣繁復的莫里斯墻紙，改用素色的涂料粉刷墻壁，用白色和綠色的印花布裝飾她們房頂很高、干凈清冷的房間。凡妮莎讓祖姑母的印度披巾恢復生命，把它們鋪在了桌椅上。映著雪白的墻壁，披巾的色彩呈現出原始的艷麗。沃茨給父母畫的肖像畫陳列于此，大廳里還掛著一整排卡梅倫太太給母親拍的照片，對面是赫舍爾、洛厄爾、達爾文、丁尼生、勃朗寧和梅瑞狄思的照片。1907年，在凡妮莎結婚后，弗吉尼亞和阿德里安·斯蒂芬就搬去了菲茨羅伊廣場，那里的建筑都有亞當風格的精美外觀，有一種衰頹的典雅。在那里，很多十八世紀的房屋都被改建為出租房、辦公室、療養院和小工匠作坊。斯蒂芬姐弟是唯一擁有整棟房屋的居民，他們和廚師、女傭還有狗住在一起。

現在，兩姐妹需要圍繞工作來計劃她們的一天，她們之間的親密關系——以前只是出于一種結盟的需要——如今變成一塊肥沃的土壤，無論對她們的藝術實驗還是對新團體來說都是如此。她們給這個團體帶來了家庭色彩——哥哥的朋友們從男性主導的劍橋大學出來，進入了由兩位見解獨到、意志堅定的女人主導的女性環境中。

弗吉尼亞似乎是追隨者。當凡妮莎在1911年有了情人羅杰·弗萊時，弗吉尼亞也在格蘭切斯特的河里與魯伯特·布魯克（Rupert Brooke）一起裸泳。那一年，弗吉尼亞在布倫斯維克廣場（Brunswick Square）34號和幾個單身男人（包括倫納德·伍爾夫）住在一棟房子里。當喬治·達克沃斯反對這種不得體的行為時，凡妮莎代表妹妹冷靜地反駁了他，她說育嬰堂就在附近，非常方便。兩姐妹穿著用印花棉布做成的非洲服裝，把自己打扮成高更畫里的樣子，在1912年第二次后印象主義畫展的慶功舞會上，她們繞著克羅斯比大廳飛奔。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這種放蕩不羈的叛逆行為并沒有完全吸引弗吉尼亞，她更關心的其實是精神自由而不是性自由。

▲ 弗吉尼亞·伍爾夫和倫納德·伍爾夫

朱莉婭·斯蒂芬以她強大的人格魅力維持著女性的順從。而她愚笨的替代者喬治卻激起了兩姐妹的反抗，因為他強迫她們進入婚姻市場。從喬治的角度來看，他只不過是在踐行帕特爾家族的信條，即代代相傳的女性美應該被售賣給出價最高的人。弗吉尼亞記錄了她的姨母弗吉尼亞·帕特爾如何讓女兒受盡折磨，只為把她們嫁給貴族人士，與之相比，“中國女子的三寸金蓮都不值一提”。弗吉尼亞還在書房學習的時候，就被姐姐穿著白色綢緞長裙的“壯觀場面”嚇呆了，她就像個未來的貴婦人，然而，在藍色蝴蝶琺瑯發飾的掩蓋下，是她“對繪畫和松節油的強烈渴望”。不久之后就輪到這位年輕的妹妹體驗社交季了，她在羞怯的痛苦中被帶上了鋪著稻草的出租馬車，去倫敦某座豪宅參加舞會，在那里，她不認識任何人，整晚也不跟別人說話，被人群擠到墻邊。

鄧肯·格蘭特第一次見到弗吉尼亞是在她稱之為“做希臘奴隸的那幾年”，他說，當別人沒有知會她就把她介紹給其他人時，她總會用極其不情愿的表情和幾句精挑細選的套話來表達她的不滿。有一次，喬治帶她去和兩位貴族遺孀吃飯，她滔滔不絕地談論柏拉圖，打斷了她們的應酬。在她最滑稽的諷刺文之一《海德公園門22號》里，她回憶起這個糟糕的夜晚，兩位貴婦人先是因她不合時宜地談論柏拉圖而大為惱火，后來又因為劇院里的法國演員放縱的哼叫聲而勃然大怒。正當弗吉尼亞扮演著迷茫少女這一固定角色時，她無意中聽到了喬治和卡那封伯爵夫人（前加拿大和愛爾蘭副總督的夫人）在大理石柱后面偷偷接吻。

和凡妮莎一樣，弗吉尼亞也在舞會上被忽視了，而且，她還斷言自己一定也是個社交失敗者，但她能較為超然地看待這件事。在日記“花園舞會”（“AGarden Dance”，1903年6月30日）里，她記錄了一位健壯的女士如何面帶微笑地歡迎她們，“她的微笑已經向另外五十個人展示過了，而且還將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中繼續履行它的職責”。舞池很擁擠，只有少數幾個人能在房間中央跳華爾茲，他們看起來“就像在一盤粘稠的液體里掙扎的蒼蠅”。她看著貴族小姐們從窗戶里涌出來，仿佛一道由蕾絲花邊和絲綢組成的瀑布，沿著花園的斜坡沖下去：她本可以把這個場景描繪成“一幅法國油畫”，不過，等她回家后，卻轉而讀起床頭柜上的一本天文學著作來。既然她不論怎樣都處在觀察者的位置，她還是更喜歡從臥室窗戶里隔著一段安全距離觀看女王門的舞會，她敞開睡袍，散著額發，在她眼里，舞池就像“一個撒滿谷粒的曬谷場，毛色亮麗的鴿子紛紛停落于此”。而當樂師們突然奏起華爾茲舞曲時，“房間仿佛立刻被大水淹沒了。一瞬間的猶豫過后，第一對舞伴，緊接著另一對，跳進了河流中央，在漩渦里轉個不停”。

……

▲ 瓦妮莎·貝爾為弗吉尼亞·伍爾夫畫的沒有面目的肖像

弗吉尼亞曾經表達過反抗，她不僅說出了她對社交失敗和性騷擾的感受，還反抗了喬治強行扣在她們身上的女性“樣板”。旺盛的生命力是多余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女人看起來就像雞蛋一樣：圓潤、光滑、毫無特點。貝雷斯福德（Beresford）在1903年為弗吉尼亞拍攝的照片廣為流傳，那上面她看起來毫無生氣。而在拍攝于1901年的另一張照片上，弗吉尼亞身穿白色連衣裙，身旁主人似的喬治在盯著她看，她身材瘦弱、面無表情、身體僵硬。1903年夏天，在《關于社交成就的思考》這篇隨筆里，弗吉尼亞·斯蒂芬為正常的女人下了一個定義。這個女人擅長的學問是一種社交技巧。她只在晚間生活：八點鐘響起的晚餐鐘聲召喚出她的生命。她會說些什么呢？對弗吉尼亞而言，這是“終極的謎題”。這個人造生物躲避其他女人的目光：“如果我在旁邊路過，她會一言不發，”她評論道，“她合攏花瓣，讓它們緊緊包裹住自己?！?908年在佩魯賈的時候，她曾觀察過一位漂亮的英國姑娘，她的“商標”是她“始終如一”的單純和好脾氣。她想著維多利亞時代的母親如何把這種性情傳給自己的女兒，并為這樣貧乏的自我觀念感到悲哀：“老母親并非天生就是吝嗇鬼；人類是可以飛得很高的?！?/p>

弗吉尼亞·斯蒂芬的自由觀既直接又實際：微薄的收入和一間自己的房間——解放思想所需要的金錢和隱私。E.M.福斯特筆下那位獨立的女主人公瑪格麗特·施萊格爾曾坦率地說，沒有獨立的收入就不可能有獨立的思想。后來，弗吉尼亞聲稱，在維多利亞時代之前，女人根本沒有獨立身份，因為她們的收入被法律控制了，她們的隱私也被各類家庭需求侵吞了。

新媒體編輯：鄭周明

配圖：歷史資料

原標題：《還原伍爾夫強健與探索的一面，她期待女性應獨立堅定地面對社交｜夜讀·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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