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韓國政壇角力就像兩個臭棋簍子下棋，只顧著吃掉眼前對方的棋子，全然不顧大局。隨著四月韓國國會議員選舉日期臨近，角力激烈程度也隨之加劇。前有在野黨指控尹錫悅政府蓄意擴大演員李善均涉毒案件影響以掩蓋總統夫人受賄、青瓦臺禮賓室室長女兒校園霸凌等政治丑聞以致無辜演員自殺身亡，現有尹錫悅政府醫療改革引發醫生罷工乃至醫療系統癱瘓。

當地時間2024年3月3日，韓國首爾，在汝矣島公園旁舉行的全國醫生總動員大會上，參加者們高喊譴責政府的口號。

尹政府醫療改革計劃包括醫學院大幅擴招、引進地方基礎醫療合同制醫生制度、縮短住院醫生連續工作時限、向非首都圈醫院引流患者、減輕涉醫療事故醫生刑事處罰、擴大患者醫療保險報銷范疇等內容。改革方案甫一曝光即引發醫學界大規模不滿，醫生罷工、辭職，在校生申請休學，韓國醫療一度面臨癱瘓的風險。

韓國及海外新聞將報道重點放在醫學院大規模擴招引發醫生罷工、學生罷課問題上，重點突出韓國醫生群體特權精英的職業身份特性，強化韓國醫生社會地位高、高收入、工作強度低等特質，成功將韓國醫生塑造成好萊塢故事片古典反派形象。同時不斷對比2022年文在寅政府面對醫生罷工問題迅速妥協，成功將韓國現任總統尹錫悅塑造成一個“有事他真上”的“英雄”。通過強調尹政府“正面剛”的強硬態度，成功把握了保守派政府領導的精髓。當強權被輿論描繪為“強拳”捶打在被反派化的醫生群體身上，韓國民眾似乎也忘記了醫生與其他職業身份一樣，也是公民團體。尹錫悅這一舉動無異于電商主播在直播間里嚎一嗓子“咱把價格打下來了”便從中賺取高額差價，尹政府靠展示醫院癱瘓成功在議員選舉前賺到了民眾支持率。但尹政府醫療改革真的能改變韓國民眾就醫難、就醫貴的問題嗎？

憑政策將醫療業私有

尹政府醫療改革政策對應韓國當下社會困境：地方醫療資源不足，首都圈醫療資源緊張，醫患關系緊張，科室收入差距大導致大量醫生選擇風險小、收益高的科室進一步加劇醫療資源短缺，實習醫師超負荷工作等。無論是2022年時的文在寅政府還是如今的尹政府，都選擇拋開本質看表象，而上述“表象”社會問題沒有一項是可以單純通過擴大醫學院招生能夠解決的。韓國就醫難、就醫貴的問題歸根結底在于韓國醫療高度私有化上。

當代韓國“五強”醫院全部為私立醫院：首爾國立大學醫院，1978年之前為公立醫院，后在韓國政府政策支持下轉交由公立大學首爾國立大學成立的首爾國立大學專業公司（SNUH P.C.）成為私立醫院；隸屬私立大學延世大學“延世健康系統”的世福蘭斯醫院；三星集團的三星醫療中心；隸屬私立蔚山大學的首爾峨山醫院 ；隸屬私立韓國天主教大學的首爾圣瑪麗醫院。將醫療機構范圍擴大，韓國醫療服務百分之九十以上為私有單位。韓國醫療系統的私有化程度可見一斑。

討論韓國如此高的私有化程度無法繞開戰后韓國歷史。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后，美國為扶持韓國政府開始對韓進行有針對性的援助，其中包括幫助韓國重建醫療系統的“明尼蘇達項目”。1955年到1961年期間，包括首爾國立大學在內的醫療從業者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接受相關培訓，韓國醫療專業人士對美國醫療制度的全面學習為后續韓國醫療系統在私有化進程上狂飆埋下種子。

討論西方制度下的醫療系統設置有兩種角度。第一種是從權利出發，另一種是將醫療服務視為商品。前者將“健康”視為一種權利，維護公民健康權需要通過制度性安排來實現，國家在制度建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在這種架構預設的理想情景下，公民不會因缺乏支付能力在接受醫療服務時遭遇差別對待，制度設計則是根據公民實際需求決定的，國家只作為資源分配的單位，并負有促進全民健康、消弭社會健康問題不平等的責任。

美國建構醫療體系的出發點則是后者。在上世紀三十到五十年代期間，美國流行刊物上已經普遍將患者描述為“消費者”。美國醫學會認同患者的消費者身份，認為將患者視為消費者的核心理念是“個人自由選擇權”，構建個性化的醫患關系本質是自由意志的體現，國家參與這一過程會對消費者的自由選擇權造成威脅，社會保險制度是國家干涉公民自由的工具。當美國醫保制度反對者想要批評政策時會強化“政府干預”特質，以喚起民眾對于獨裁和喪失完全自由狀態的恐懼。

1963年12月韓國樸正熙軍事獨裁政府實施韓國第一部健康保險法，督促公司自愿為員工提供健康保險；1977年該制度被修改為強制員工人數為五百人以上大企業為員工提供醫療保險，樸正熙政府同時面向社會低收入人群提供醫療援助。樸正熙被刺殺當年，韓國政府開始為工作人員提供醫療保險；樸正熙之后的軍政府也延續樸正熙時期的政策，不斷擴大強制社會保險范圍，并最終覆蓋全社會。在韓國隨后展開的社會民主化運動中，強制社會醫療保險被烙上了深刻的獨裁軍政府烙印，由政府主導的社會醫療保險系統成為限制公民自由選擇權的表征。

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伴隨著民主化運動一起席卷韓國的還有全球范圍內崛起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消費者”概念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韓國社會認為醫療服務若不能全由國家負責那便交給自由市場，于是韓國頭也不回地走入醫療服務私有化時代。

如何走到這一步

千禧年盧武鉉出任韓國總統后提出將韓國建設為發達國家為最終目標，并開始著手改革。盧政府對于發達和先進的定義參照西方國家，確切地說是美國。盧政府在社會經濟層面改革的核心是去政府管制。盧政府認為韓國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經濟騰飛是由政府主導的，在短時間內快速取得了顯著成績但發展后繼無力。千禧年時代由于韓國工業經濟發展放緩，社會失業率增高，盧政府認為導致高失業率的主要原因在于韓國第三產業發展不充分，大量韓國國民在境外購買服務，應加大包括醫療服務在內的服務行業發展，以促進產業轉型，解決就業問題。2005年，盧政府成立“醫療產業先進化委員會”，旨在強化國民醫療產業與醫療服務行業的市場競爭力，努力吸引海外醫療服務消費者。同年放寬法規，允許韓國人在自由經濟貿易區就醫。2007年開放私人自付額保險醫療業務（即“商業保險”）。盧政府并不認為將自由市場引入醫療保障領域會破壞醫療的公共性。盧政府開放私有化商業保險的初衷是，受制于政治因素和政府財政狀況，無法通過提高全民健康保險保額為國民醫療提供更好保障，所以希望借由商業力量幫助國民獲得更好的醫療服務。然而盧武鉉政府顯然嚴重低估了自由市場的力量，商業保險很快就擠壓了全民醫保，在盧武鉉五年任期內即完成了對醫療保險公共性的全面惡化。

盧武鉉繼任者李明博盡管在政治坐標上與前任相左，在醫療改革政策方向上卻是一致的，即繼續開放重商。李明博政府進一步去管制化，弱化政府作用，同時降低投資門檻。李政府一方面強調電力、水力、健康保障體系不能交由私人經營，另一方面著重提高強調經營效率和提升服務質量。換言之，在具有公共性的領域，李政府認為形式不能改但性質可以改。如果一個領域能夠交由私有部門處理，那么就應該歸私有部門處理，政府的職能是放開政策刺激競爭，這樣就能保證經濟快速有效增長。李明博剛上任就匆匆簽署了進口美國牛肉的自由貿易協定，嚴重損害韓國養殖戶的利益，韓國大批民眾在首爾“燭光示威”。美國牛肉事件暫緩了李明博政府推進醫療服務私有化進程，但李明博并沒有放棄推動私有化進程，而是淡化醫療概念，轉而推進教育等領域，同時放開規定推動營利性醫院的建設。2009年，韓國政府為招攬海外醫療服務消費者大幅縮短簽證流程，放寬營利性醫療機構中外國醫生占比相關規定，努力推動以濟州島為代表的營利性海外醫療服務游等項目。對于李明博開放營利性外資醫院政策，韓國財政部認為這項政策創造就業崗位、提高生產力，韓國衛生部門則認為增加了醫療費用成本，惡化了醫療服務。盡管存在爭議，由于經濟效益顯著，李政府政策并未在后續被推翻。

樸槿惠上任后將醫療服務與“創新經濟”概念結合，繼續在實質上推動韓國醫療服務產業私有化進程。樸槿惠政府的工作重點是醫療產業化，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樸政府進一步減少政府與醫療產業限制，甚至面對媒體明確表示“限制商業活動的法規就是我們的敵人，是癌癥，必須除去！”樸政府開放外資在韓設立營利性醫療機構，開放醫療法人設立子公司從事營利項目，放寬法規讓醫院之間可以相互并購，方便財團成立連鎖醫院獲取規模效應等。

與韓國政府大踏步推進醫療服務私有化進程相對應的是韓國民間組織始終未停止對醫療服務私有化政策的抗議。盧武鉉在任期間韓國便出現了“阻止醫療私有化運動”，這一運動的參與者隨著韓國醫療產業私有化進程在不斷擴大。韓國反對私有化民間組織認為，韓國營利醫院開放后會將醫療服務領域徹底改造成資本市場，醫療服務提供者不再對消費者負責轉而對股東負責，對醫療服務消費者而言只有負面影響。營利醫院會造成國民醫療費用暴增，中小型醫院消失。大型醫院之間的激烈競爭會造成嚴重的區域發展不平衡。政府不斷松動的法規最終將使醫保與醫療服務完全脫鉤，醫療私有化最終只有大財團能夠從中獲利。政府所看到的醫療服務帶來的高附加值，都是由患者高昂的醫療費用構成的。

為了保障韓國公民充分的“自由選擇權”，韓國醫療服務既沒有分級制度，醫療機構在自由市場中平行競爭，政府“去管制化”同時也意味著政府不會對公民擇醫問藥進行引導，不可避免地出現公民病急亂投醫的情況。自由市場中的平行競爭狀態，勢必導致醫療資源向人口集中、市場廣闊、財力雄厚的首都圈集中。地方醫療服務機構無法滿足患者對更先進的設備、尖端技術的需求，為了維持正常的經營，地方醫療服務機構也無法靠壓低價格來吸引患者。和其他自由市場不同，醫療是無法通過制造更多的“消費者”來擴大市場的，有限的市場、無限且無底線的自由競爭，勢必導致韓國看病難、看病貴。

《我的大叔》女主角負債治療的奶奶

即便不了解韓國醫療行業發展狀況和相關政策，稍微涉獵韓國文化消費品也能察覺千禧年來韓國醫療產業私有化進程對韓國社會產生的影響。千禧年初期韓劇中的醫生通常作為財力遜色于男主角的深情男二號、財閥三世的朋友，醫院院長千金通常作為惡毒女二號出現。事到如今，醫療負債已經成為韓國電視劇、漫畫等文化產品中俗套又常見的橋段，醫院高層、知名醫生通常是參與霸凌的反派角色父母常規身份設定。私有化帶來的社會現象已經從“少數人富起來”轉變為“大部分人致貧”。2022年文在寅試圖通過擴招推動醫療改革時仍未停止韓國醫療服務私有化進程。2017年綠地集團出資八個億韓元在濟州島興建大型地產項目，包括營利性醫療機構綠地醫療中心。濟州道特別自治政府規定綠地集團不得接收當地患者，綠地集團針對這一規定向韓國最高法院提起訴訟，2022年綠地集團勝訴，韓國一直對外主張醫療機構私有但非營利，但這一主張早已不是“鐵板一塊”。

不停止、扭轉韓國醫療行業私有化進程，韓國當下醫療相關社會問題就不會得到根本性解決，擴招和反擴招不過是政客下出的一步爛棋，短時間內將根本的政策性矛盾轉移至病患與醫生之間的矛盾。尹政府強制醫生返崗等看似強硬的措施本身是與韓國政府一貫的政策相悖的，如果私有化的初衷和持續推進動力來自“提供更優質的服務”，一個被強迫勞動的醫生又能提供給患者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