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相對未來產業而言，戰略性新興產業（以下簡稱“戰新產業”）技術成熟度更高、更近產業端，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效果更顯著。當前，中國持續推進新能源、新材料、先進制造等領域發展，但仍面臨產業鏈關鍵技術堵點需突破、大中小企業融通互補及區域錯位協同水平不高、國際合作關系不穩定等挑戰。

賽迪研究院建議：靶向解決戰新產業研發掣肘難題、統籌規劃企業和產業維度的協同發展路徑、構建支撐保障體系、拓展國際協同創新渠道，為新質生產力蓄能。

一、戰新產業發展向好

（一）國際相關產業融合發展競爭激烈

近年來，世界主要發達國家聚焦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術、新材料、先進制造業等產業，試圖通過多維資源整合，爭奪新一代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發展先機。

在技術方面，協同多主體展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暢通產業鏈上下游環節堵點。如：美國建立15所制造業創新研究院，組建美國制造業創新網絡，推動政府部門、產業界、高校、科研機構合力突破共性應用技術瓶頸。德國政府通過鋰電池創新聯盟，聯合巴斯夫、博世、贏創工業、Lintec、大眾五大企業巨頭，以及高校和研究所在內的共60多家機構，推動鋰離子電池技術產業化。

在企業方面，促進大中小企業融通。如：美國依托谷歌、微軟、蘋果、亞馬遜、IBM、英特爾、思科等國際領先信息技術企業，帶動中小企業形成創新集群，鞏固新一代信息技術領域領先優勢。

在產業方面，推動跨界融合。如：日本基于國際領先的新能源技術推出“新增長戰略”，推廣其在新能源汽車、低碳經濟、醫療護理、清潔能源發電等領域應用。

在國際方面，暢通合作共享渠道。如：德國積極參與歐洲新興產業框架制定，加入“地平線2020計劃”，為創新引入國際性戰略合作伙伴，以此進一步開展“基礎科學”“工業技術”“社會挑戰”三大領域的技術創新，與其他歐洲國家共同分享科研創新成果。

（二）國內戰新產業發展成效顯著

當前，中國持續推進戰新產業高質量發展，通過研發投入、集群培育、基礎設施建設、專業人才集聚等多點發力，塑造了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先進制造等多領域的領先優勢。

一是企業研發投入穩步增長。據《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領軍企業100強排行榜》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戰新產業100強企業共投入研發費用8348.25億元，同比增長5.10%，平均研發強度達到3.07%。

二是重點領域產業集群綜合實力逐漸提升。如：江蘇新能源汽車及核心零部件已形成千億級產業鏈，在創新能力、發展潛力、帶動作用等方面形成了強大的“溢出效應”。比亞迪常州公司、理想汽車常州基地，以整車制造吸附更多產業鏈配套企業。

三是戰新產業基礎設施建設逐步完善。如：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體系完成總體布局，8個國家算力樞紐節點建設陸續啟動。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開通，衛星遙感系統已形成全球觀測能力。

四是資源集聚特征凸顯。依托各地資源稟賦和發展基礎，專業化人才集聚效應明顯提升，如：北京依托全國科技創新人才高地優勢，形成人工智能產業集群，反哺帶動了一批人工智能創新型企業的涌現。

二、戰新產業發展仍面臨挑戰

（一）產業鏈關鍵環節技術瓶頸亟待突破

戰新產業鏈上下游暢通的基礎是關鍵環節技術自主可控，然而目前大量“卡脖子”、國產化替代難題存在于戰新產業鏈薄弱環節和細分領域中，如：中國數字化基礎技術薄弱，自動控制與感知、核心軟硬件等基礎研發環節存在“空白”，致使基礎研究、技術研發、工程應用、產業化協同的創新全鏈阻點重重。集成電路、生物醫藥、核心零部件等產業鏈關鍵環節控制力不強，缺少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殺手锏”技術，過度依賴國際領先技術、部件、配套組裝或整機采購，對關鍵核心技術溢出的吸收能力不足，國產化替代能力較低，形成局部“低端鎖定”現象，產業鏈延伸不足，價值鏈攀升難度較大。

（二）大中小企業共建共享協同效應需深化

戰新產業高質量發展需要依托大企業帶動、中小企業配套的良性式協同模式。但目前各企業間缺乏有效分工協調，產業組織不夠強，上游技術優勢和下游市場優勢間傳導帶動能力不高，優勢互補的協同發展格局尚未形成。

一方面，大企業普遍處于資源調配主導地位，尤其是國企、央企等體制內企業，管理、審批流程提高了協作成本，且現行政策和激勵機制多以鼓勵、倡導大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為主，不足以調動其向中小企業共享資源、展開幫扶式合作的積極性。

另一方面，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多呈碎片化，難以通過延續系統性研發穩居產業鏈核心環節和領域。市場競爭力和品牌知名度不夠高，對市場發展預估不足，生產和質量把控能力難以匹配大企業要求。此外，促進大中小企業對接的中介服務能力不高，大企業需求無法及時、準確地傳達給中小企業。

（三）區域之間錯位發展協同水平較低

戰新產業發展前期，各地圍繞重點領域進行“泛式”探索性發展，加速形成經濟“增長極”。但伴隨優勢產業空間布局逐漸清晰，多地政府仍基于前期政績考評方法，采用“大包大攬”的產業規劃模式，忽視深耕優勢細分賽道的重要性，易伴生產業同質化競爭的隱憂。如，沿海的浙江、中部的河南、西部的甘肅等幾十個省（區、市）提出要打造新材料特色產業基地。

同時，新能源汽車產業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川渝、東北部等地區均有布局，政策布局結構性“扎堆”帶來了引進企業的同質化競爭和高開低走。如：南京“德科碼”、成都“格芯”、陜西“坤同”等擱淺的半導體企業，賽麟、博郡、拜騰等接連停擺的新能源車企。據不完全統計，當前僅有長三角等地，圍繞新能源汽車和生命健康產業的細分賽道，實現了錯位發展的協同效應。

（四）國際合作關系的不穩定因素顯著增加

當前，國際社會動蕩源和風險點顯著增多，戰新產業安全穩定發展面臨更多挑戰。從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來看，各國大力推動產業鏈關鍵環節回流。一方面利用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設備來替代過去低端要素投入，向產業價值鏈中低端環節滲透。另一方面取代傳統海外建廠或采購的計劃，將高端制造業投資、生產能力轉向國內。從戰新產業標準制定角度來看，通用標準體系尚不完善。全球未能形成普適性的認定規則和指標評價體系，標準迭代升級嚴重滯后于技術進步與全球經濟形勢演變，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國際戰新產業合作的監管隱患。

三、思考與建議

（一）靶向解決研發掣肘難題，技術創新

一是突破戰新產業關鍵核心技術堵點。突破智能制造、航天航空、精密儀器設備、先進材料等基礎研究與前沿技術“卡脖子”難題，提高關鍵核心技術、產品的國產化替代能力，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向高附加值、高端化、精細化躍升。

二是深化產學研合作。組建國家級創新平臺、產業技術創新共同體、戰略聯盟等，靶向制定戰新產業技術路線圖，對標世界先進技術，提升原始創新和引領性技術攻關能力，提高關鍵核心技術溢出的吸收水平。

三是提高關鍵核心技術成果轉化率。完善戰新產業研制一體化評估機制，搭建國家層面戰新產業關鍵核心技術成果轉化對接平臺，豐富成果轉化渠道，加大成果轉化獎勵機制，開展針對性成果轉移、孵化服務。

四是完善戰新產業發展政策保障體系。提高戰新產業研發的金融、財稅、基礎設施等政策支撐水平。建立國際化職稱互認渠道，優化全鏈條高技術型、專業型人才“引育留用”機制。

（二）創新創造企業聯動模式，主體協同

一是促進大中小企業資源共享。簡化大企業定向合作審批流程，降低協調成本。引導大企業向中小企業開放儀器設備、試驗場地等創新資源要素。推動大企業打造專業化共享培訓平臺，鼓勵大企業專家到中小企業兼職指導和定期派駐。

二是推動大中小企業定向合作。推動大企業幫助配套中小企業提升工藝流程、質量管理、產品可靠性水平，鼓勵“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借助大企業的宏觀站位和市場預測等優勢，針對產業鏈薄弱環節、大企業生產配套需求開展技術攻關和替代產品研發。

三是拓展企業聯名“走出去”新模式。強化大中小企業合作中介的服務能力，支持大企業攜同中小企業出海行動，延展分工合作、外包帶動等新型模式，打造產業集群品牌，提高戰新產業國際化發展知名度。

（三）統籌規劃產業戰略布局，有序發展

一是強化產業布局頂層設計。建立跨行業、跨區域的重點產業協會、聯盟等行業性組織，依托各地特色資源稟賦，統籌設計戰新產業各區域錯位協同發展方案。強化全國統一大市場的資源統籌協調，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強化惡性競爭監管。

二是統籌發揮戰新產業細分賽道協同效能。深入挖掘戰新產業各領域內的細分賽道的發展潛力，協同上下游產業優勢區域及周邊區域，推行“局部錯位、整體銜接”的發展模式。

三是開拓戰新產業發展新思路。充分發揮數字技術、智能制造、新材料等前沿技術和產品的疊加效應，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新業態。推動新興產業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鼓勵各區域產業鏈、供應鏈衍生創新，驅動制造流程智能化排產、柔性化生產，降低戰新產業扎堆建設可能性。

（四）積極拓展國際合作渠道，互利共贏

一是推行“內外兼修”的產業國際化發展模式。一方面依托中國區位、成本優勢，利用顛覆性技術鞏固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的價格、效率優勢，壓縮產業外流的可選擇空間。另一方面借助“一帶一路”沿線合作機遇，盡快形成特色化戰新產業鏈、供應鏈發展方案，拓展國際化合作“朋友圈”。

二是提高戰新產業國際標準話語權。積極關注世界新興產業大會等國外會議、會展、沙龍，提升戰新產業識別敏銳度，完善戰新產業標準體系，拓展國際對接、互認渠道，推動多機構聯名承辦、參與國內外標準制定。

三是強化戰新產業海外知識產權保護力度。鼓勵企業兼并、收購、參股等多層次的跨區域、跨行業、跨所有制進行全球高端并購，建立差異化海外專利激勵機制，加強經貿國家地區間技術推廣，完善戰新產業知識產權聯盟的國際化信息溝通交流機制，提高核心技術走向國際過程中的產權爭議處理效率。

（作者崔冰、何穎、馬濤均來自賽迪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