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綠發會訊】譯者按：2024年2月29日，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中國綠發會、綠會）國際部收到來自綠會國際顧問、終結野生生物犯罪全球倡議主席、聯合國《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前秘書長約翰·斯坎倫（John E. Scanlon AO）先生的來信，分享了他近日新發表的題為“全球環境戰略的執行未達到預期目標——下一步該怎么辦？”的文章。

譯者已獲約翰·斯坎倫先生授權，將文章翻譯發布，供讀者參考。

全球環境戰略的執行未達到預期目標——下一步該怎么辦？（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are still falling short – what’s next?）

在過去的50年里，超過1400個多邊環境協定獲得通過，還有更多正在醞釀中。在此期間，全世界召開了多次全球大會、會議和峰會。

召開了這么多的國際活動，我們的環境一定很好，對吧？然而，事實恰恰相反。

近年來，世界上最優秀的科學家描繪了一幅環境惡化的可怕圖景。來自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IPBES）以及其他各種機構發布的報告揭示了我們的地球正面臨多重危機。這些危機包括生物多樣性喪失、氣候變化、土地退化、塑料污染以及空氣和水質下降。所有這些危機使我們的地球成為一個有害人類和野生動植物健康的地方。

這些大型會議和數以百計的多邊環境協定是否對我們的地球狀況產生了重大影響？它們是否有助于促進環境保護及其可持續發展？

自1972年，我們就有了《關于特別是作為水禽棲息地的國際重要濕地公約》（Ramsar Convention），但在1970年至2015年間，世界上大約35%的濕地消失了。自1979年以來，我們就制定了《保護野生動物遷徙物種公約》，但該公約名單上列出的物種中有44%的物種數量正在下降。我們未能實現全球商定的2010年和2020年生物多樣性目標，目前有超過100萬種物種面臨滅絕的危險，我們也沒有按計劃實現全球商定的氣候目標。

不要誤解我的意思：我們需要國際公約、全球首腦會議、戰略和目標。但它們也有局限性。它們的有效性不是由數量決定的，而是由它們的實際影響決定的。國際公約可以促進國家計劃、立法和行動。它們可以在國家層面引發有益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并改善跨境合作，有關生物多樣性、氣候變化、海洋污染、臭氧消耗、廢物越境轉移和野生動植物貿易的公約就是例證。

我們仍然需要更多的協定。例如，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COVID-19）之后，世界衛生大會同意啟動一個全球進程，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組織法》起草和談判一項公約、協定或其他國際文書，以加強大流行預防、防范和應對。大流行病問題與我們如何對待自然、動物健康和福利密切相關，是全球協調應對措施的完美選擇。

但很顯然，我們在執行國際法和全球戰略及其籌資方面做得不夠，這兩者不可分割。我們也未能找到更好地鼓勵遵守國際義務的創造性方法。

協調國際義務、新興科學以及可持續發展三個維度（經濟、環境和社會）不斷變化的社會期望是一項挑戰。但我們必須這么做。

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全球環境“錨機構”，一個能夠衡量我們如何減少或加強我們對全球環境的影響的機構。我們需要這個機構來描繪全局，幫助指導我們的集體反應。

認識到應對全球環境挑戰需要多邊努力，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于1972年成立，肩負著雄心勃勃的使命。從那時起，它在制定國際和國家環境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特別是隨著《保護臭氧層公約》的制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但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隨著更多新的重要公約的締結，它失去了很大的影響力。這些新公約基本上不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影響范圍之內。

在世紀之交，人們普遍認為國際環境治理體系未能實現預期目標。2013年，聯合國大會通過包容性進程，成立了聯合國環境大會，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擁有聯合國所有193個會員國的聯合國附屬機構。

國際法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在不斷發展。我們看到，在公海、流行病、塑料污染和野生動物販運等多個國際論壇上，正在制定或討論新的重要國際法。這是應對正在持續和不斷發展的全球環境挑戰的一部分。它們超出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范圍。

我們有多個精心設計的國際協定，有的已經到位，有的正在進行中。然而，為了應對我們最緊迫的環境和可持續性挑戰，我們需要重振對實施的承諾，需要必要的國際和國家資金支持，需要一個權威的全球重心來監測進展和加強遵約。

聯合國環境大會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是時候站出來，展現前所未有的雄心和影響力了!

聯合國環境大會應每兩年發表一份《地球狀況報告》，作為世界環境狀況的全球權威報告。報告應全面地列出好的，壞的和可怕的狀況。聯合國環境大會可以制定全球環境議程，包括全球環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等金融工具。包括聯合國環境大會開始不斷審查多邊環境協定的有效性和遵約情況，并確定差距，以及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來填補這些差距。就像它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所做的越來越多的工作一樣。

今天，科學毫不含糊地、實時地向我們展示了我們對地球造成的環境危害。至少可以這么說，如果我們在接下來的50年里保持同樣的軌跡，前景相當嚴峻。

這是環境和地球健康的關鍵時刻。聯合國環境大會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成為全球環境主管機構的時機已經成熟。

也不全是壞消息。在過去50年里，我們制定了一整套國際和國家政策和法律。它們不斷發展，并得到強大和不斷改進的科學基礎的支持。它不夠快，不夠有效，資金也不夠充足——但盡管存在這些缺點，我們今天的生活卻因為它們而變得更好。我們的進步還反映了：人類如何不斷努力地尋找更好的方法和手段，來應對對我們地球健康的環境威脅。

希望的曙光已經出現。解決辦法是有的。“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通過了一套大膽的2030年生物多樣性目標，越來越多地采用創造性的自然和技術解決方案來實現商定的目標。新的資金和創新資金來源正在出現。

科學告訴我們，只要我們改弦更張，現在還為時不晚。這并不容易，但只能堅持下去。而且，如果我們足夠努力，為共同的事業而共同努力，我們也許就能成功!

聯合國環境大會于2024年2月26日至3月1日在內羅畢舉行第六屆會議。

關于作者：

約翰·斯坎倫（John E. Scanlon AO）是環境、治理和可持續發展領域經驗豐富的領導者。他曾在私營部門、政府、國際組織、聯合國和非營利組織擔任高級職位，并擔任許多董事會和倡議的主席或成員。約翰·斯坎倫現任大象保護倡議基金會（Elephant Protection Initiative Foundation）首席執行官、終結野生生物犯罪全球倡議（Global Initiative to End Wildlife Crime）主席、英國政府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挑戰基金主席，是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國際顧問。他于2010年至2018年擔任聯合國《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秘書長。他是2020年度中國政府友誼獎得主。

翻譯：Yanjun Xu

審核：Linda

本文來自“海洋與濕地”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