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勒川，陰山下。

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一首南北朝時期的民歌，今天成為許多兒童的啟蒙詩歌。孩童讀起，朗朗上口，只一味記住詩里遼曠之境，若是換了“敕勒川青年”讀起，難免勾起百轉千回的情緒。

上世紀60年代末，為了響應“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號召，一批又一批的城市知識青年投身到農村的廣闊天地中。北京四中的學生馮同慶就是其中一位。奔赴內蒙古敕勒川之前，他和同學們有對北京的不舍，但更多的是雄心壯志。他們純粹地想：上山下鄉，不只是改變自己，更是為了改變中國，甚至要改變世界！

抵達敕勒川后，他們發現這里果如預期中的“落后”，土地不積肥、也不種植蔬菜、不把豬關在圈里飼養……“敕勒川青年”們挽起袖管，準備按照他們的農學知識對這片土地來一番改頭換面的大改造。然而，他們的努力往往換來的是農民的不解與疑惑。

不僅如此，國家要求上繳糧食，農民們私底下多分一些，積儲著以待來年。堅持原則的知青們主張應當把糧食如數上繳，一些地區還為此出現了知青告發存蓄私糧的農民，鄉親與知青關系一度緊張。

今年，適逢插隊50周年，現任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副院長的馮同慶根據親身經歷，以小說體例創作《敕勒川年華》，記述京城游子、敕勒少年的青春故事。鄉親與知青，到底是什么樣的關系？“文革”結束后的知青返城潮釀成的各種悲劇是否是一種普遍現象？更重要的是，長久以來，面對這段經歷形成的“青春無悔”與“青春有悔”兩大對立陣營，他們的爭論應當怎樣來看？近期，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就這些問題專訪了馮同慶。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提到一個核心問題：“知青與鄉親，到底該是啥關系呢？”您自己會怎么回答這個問題？

馮同慶：我們當時就像一個京城的游子，不知道自己要去哪，然后變成了一個敕勒少年。現在來看，在那兒找到了“第二故鄉”，對這個地方的感情勝于祖籍的原鄉。我回城以后，又去過敕勒川不下十次，而我自己祖籍山西汾陽，我只回去過兩次。現在有種詩意的說法，“你度過青春的地方就是你的故鄉”，我挺同意的，我們人生最好的青春年華都在那兒。所以我們和老鄉的關系，就是我們去了又走了，他們迎來你了，又把你送走了，這像是一個故人和家鄉的關系。

我們離開那里40多年了，到今天都還有很多老鄉家里，留著我們當年的照片。我們現在回去，一些老鄉看到我們還能直呼其名，不會叫錯，甚至連我們的外號都記得。每每回到敕勒川，都會感受到一種溫暖，看到他們生活情況變得越來越好，也是真的高興，過去我們那么努力，都吃不飽飯，像黃米炸糕這種細糧，等過節了才能吃，現在天天可以吃。現在，有時候他們在家里出現問題了，也會打電話請我們幫忙，問我們怎么辦，就像親人一樣，這種來往從來沒斷過。

澎湃新聞：到當地以后學到了什么？和老鄉之間有沖突嗎？

馮同慶：當時我們接受的教育，覺得生命要和事業聯系在一起。所以我們想利用我們的知識，幫他們做事。但是，時間長了就發現，我們眼中以為的“落后”，比如土地耕作不精細、不積肥、豬不圈養，其實是有原因的，他們歷史上就地多，才會這么做。我們有個同學說“凡是跟農業相關的問題，農民說的一定比你有道理”，這話當然有點絕對，但是總體來說，農民在那個地方生活，他們更加清楚明白。

另一件事是那時候交公糧，如果按政策來說，都交了，第二年春天肯定要餓肚子。我們當時覺得政策不能違背，我們不能多分、私分，不過農民要多分、私分，我們也體諒他們，不去告發。結果我們知青第二年就開始挨餓，就倒逼著我們思考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次，我因為這個還打了一個老鄉，因為農民不放心，還是擔心我們會去告發，散布言論說要小心知青，其實是很個別人的說法。我當時是大隊的副主任，聽到后就很不高興，覺得我們誠心誠意，你們還這么懷疑我們？所以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一個富農背著糧食，就把他攔下來，打了他。結果人家沒跟我計較，他們有一個基本判斷，認為從北京來的孩子都是好孩子。我后來反思這段歷史，就明白我們真的沒有權利打人家，我一直很自責，想跟他道歉，卻再沒有找到他。

知青和鄉親之間，不光是說我們北京孩子去那完成使命，實際是反過來，農民用當地的、本真的生活來慢慢啟發你，讓你明白了農村的實情，聯想到真實的國情是什么樣子。你客觀上就是接受了很多很多敕勒川老鄉的恩惠，可以說我不僅是北京四中的學生，也是敕勒川的學生。

澎湃新聞：之前有不少反映知青返城的作品，例如葉辛的《孽債》，知青和鄉親產生各種遺留問題是普遍現象嗎？您在寫作過程中對這方面的素材怎么考慮？

馮同慶：我印象中我過去看的這類文學作品，發生在南方的比較多，我不否認它們雖然是文學作品，卻是真實的寫照。但我所在的敕勒川，情況非常不同，我所知當時有一位女知青，她嫁給了當地的男孩，后來大家慢慢走了以后，她有不平衡，發生了命案，并不是老鄉欺侮她。還有周圍的插友，父輩莫須有的罪名，連累他們三年、五年還走不了，熬到八年、十年，就娶了當地女孩子，和當地人一起過，在這里算有了根。“文革”結束后，事情大反轉，文化差異太大了，就分開了，分得非常體面。也有知青與老鄉結合，后來一起創業的，現在也過得非常好。還有“露水夫妻”的，后來彼此醒悟了，福利補償，好合好散。各種情況都是有的，就我所知，鬧得不可收拾的，很有限。我后來覺得，這是和草原上的風俗有關系，他們對土地、人抱有更多的溫情，包括男女間的關系。如果從歷史上看，經常會覺得他們很“亂”，翻閱古籍，經常會看到記述古代時候草原上性病很流行。但是我們去的時候，總體感覺是他們比較隨意，異性間打情罵俏、耳鬢廝磨很普遍。但在性關系上，男男女女間還是很節制，這么多年來，也沒有聽說誰得了性病。至于我們，在北京讀的是男校，都不知道怎么跟女孩子交往，到那以后，這也是一種啟蒙。

澎湃新聞：書中很多地方都提及歌曲，甚至小說的開頭和結尾都引用了歌曲。你們在草原上最主要的休閑生活就是唱歌嗎？還有其他什么文藝活動？

馮同慶：其實我個人沒有文藝特長，我們到農區生活一段后，開始接觸那些內蒙所特有的東西。回城后，有些內蒙元素的歌會非常愛聽，像騰格爾、德德瑪、布仁巴雅爾，這些歌手唱的歌，都會聽很多遍，對《敕勒歌》也有了新的感悟、情感。聽這些歌的時候，會想到記憶中那些很有趣的地方，會想到那時候內蒙的一些老人，他們雖然沒文化，但會給我們念叨那些鄉村俏皮話、民謠，讓人覺得農村生活不只是土地勞作，里面還有很多有趣的東西。

我們在草原上也有讀書的，一些文藝青年弄好多書來讀。但是像我，小學當了大隊主席，到中學后是團支部書記，所以對毛澤東經典很熟，但是其它書看得少。不過那些書里，有兩部小說對我影響很大，一個是杰克·倫敦寫的《馬丁·伊登》，另一個是伏尼契的《牛虻》，我內心里很喜歡這樣的硬漢故事，他們可以為了事業、感情出生入死，可能契合我內在的性格，可是在當時的氛圍下，常常是被湮沒的。

澎湃新聞：關于上山下鄉的經歷，一直以來“青春無悔”和“青春有悔”兩派吵得很兇，您怎么看待這場爭論？您支持哪邊？

馮同慶：這個問題好像爭論了很多年，但是在爭論最激烈的時候，我不太關心。當時我感覺想不清這件事，覺得自己不懂的東西不要隨便去做判斷。這幾年，我去寫小說，慢慢想明白一些事，我認為“青春有悔”和“青春無悔”這個討論在前提上就有問題，就是這些討論者誤以為我們可以選擇我們的青春。當時知青下鄉是響應政治號召，服從上面的安排，如果我們用今天的視角看，它其實是一種就業行為，你從學校走出，走進社會，找到一個地方就業。通常，就業是市場行為，就業者和接納你的單位之間可以雙向自主選擇，達成合約、簽訂契約，但在那時，是一種計劃體制下的行為，存在一定的選擇空間，比如你上山下鄉要去山西還是去內蒙，但是上山下鄉這個大前提是你無法選擇的。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層面上，延續原來的思維去爭論，意義不大。如果是雙向自主選擇，你付出的時間、精力和你的回報，存在值不值的問題，值就“無悔”，不值就“有悔”，但計劃機制里，不存在這種算計，或者說你算計了也沒有什么意義，你都要去付出。

不過，在另外一個層面，就是“有悔”、“無悔”的爭論和個人體驗有關。那些說“無悔”的，他們可能就像20世紀末國企改革下崗的老工人。當年國企的弊端大家也都知道，但是老工人下崗后，還是難免懷念。他懷念的不是那個錯誤的機制，而是懷念自己在那段青春里學會了技術、過著穩定的生活，下崗了，沒工資了，那么我想想當年高興的生活，難道這樣都不行嗎？其實，也有老工人對原來的體制是有悔的，改制后跳脫了原來的體制，自主擇業了，反而有了發展，還有創業的、致富的，盡管是少數。這是一些普遍的社會心理現象，隨著年齡的增長，一種自我守護、自我認同的尊嚴感，所以“有悔”和“無悔”，其實彼此都不要苛求。

我也還需要說，上山下鄉客觀上說這是一個“災難”。十年里經濟停滯，社會動蕩，大家有目共睹。說“無悔”的人，多數也不會認為“文革”有多好，他懷念的是那段時光，每個人的體驗也不同。很多參與討論的人會習慣把個體體驗和政治背景連在一起，認為你說“青春無悔”，就是擁護當時的政策背景，反之就是政治正確，要轉變這樣的思維，其實是不同層次的問題，攪和在一起沒有什么實際意義，現在社會越來越多元，大家也懂了，同一種現象，觀念、體驗都會不同，你可以不贊同，但你最好不要指責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