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值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探索與爭鳴》微信公眾號于2018年初，開辟“一個人的40年”專欄，揭示改革開放40年來一代學人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心路歷程，描繪氣象萬千的當代中國，對過去中國以總結、對當下中國以啟示、對未來中國以期冀。專欄推出以來取得良好反響，不少學界人士應征投稿，“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獲授權轉載華東師范大學童世駿教授回憶他1989年歐洲多國之旅的文章。

1989年4月8日，童世駿在杜布羅夫尼克游艇碼頭。

每一個年度，我們都會有許多機會談論許多“周年”，但在2018年，我覺得這樣的機會不僅數量特別多，而且對我個人特別有意義。今年是與我的專業、崗位甚至人生關系特別密切的馬克思誕辰200周年，是馬克思主筆的《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今年也是我全程經歷的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是文革后首批大學生進校40周年——我不僅也是七七級中的一員，我還是其中直到今年才踏進“花甲之年”的同學。

花甲之年回顧人生，四十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和大學生涯，無疑是最重要節點。但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回顧以往，我在1988年8月去挪威開始為期一年訪學（此后又攻讀博士學位，直到1994年8月拿到學位），大概也可看作是過去四十年當中我最重要的人生節點——因為有這個節點，改革開放對我不僅意味著走進大學，而且意味著走出國門；不僅意味著可以放眼全球，而且意味著可以周游列國。

一

關于我在挪威那幾年的生活，我的導師奎納爾·希爾貝克在他的一本書里有這樣的描述：“回首過往，人生許多事看似預料之外，亦非有意安排，而是在特定情形下或與他人遭遇之際不期然而至。1988年秋天發生的一件事正是這樣一樁：一位年輕的中國哲學家突然出現在卑爾根大學研究所，他來自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在這里呆一年，研究哲學。這樁不期然的事件帶來了我們之間的長期合作和終生友誼，我們的合作與友誼也延續到他的中國同事和我的挪威同事之間。他就是童世駿。”

1989年8月下旬到挪威訪學一年，Gunnar Skirbekk被指定為我的指導教師，一年后我注冊為他的博士生。

從他在書里的描述看，我從1988年到1994年這五年當中，以卑爾根為據點，在挪威乃至整個歐洲，“玩”得是相當的high：

“1988年，童世駿來到卑爾根大學停留一年。離別之前，他決定在我們哲學系攻讀博士學位。我應邀成為他的導師。此后他累次來作短暫停留，及至1994年，為撰就博士論文而作長久停留。

在此期間，往返卑爾根大學與上海華東師范大學之際，童世駿完全融入卑爾根的學術與社會生活。他作講演、開討論班，聽講演、參加討論班，積極參與各種活動，從公共活動到滑雪、徒涉至挪威山頂小屋。在學術研究之外，他也熟諳本地的社會文化規則。因此，他成為本地學術圈的紅人。

以卑爾根為基地，他也四處游歷，自北方的特羅姆瑟到南方的杜布勞維尼克，南下周游仍是共產政權的國家，北上游歷西歐。此外，他也結識訪問SVT（卑爾根大學科學論中心）的國際知名學者，諸如來自基輔的弗拉基米爾·庫茲涅佐夫、來自芝加哥的托馬斯·麥卡錫、尤爾根·哈貝馬斯。童世駿最后一次留在卑爾根大學是在他完成博士論文之前，我們安排定期研討班，SVT的成員——尼爾斯·吉列爾、哈拉德·格里門、我——就他的論文逐章探討，從而在友好同行之間踐行廣博而嚴肅的論辯。”

確實，挪威雖然是一個地處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人口不到500萬的國家，但要了解當代西方哲學，這個北歐小國卻能提供其他歐美大國難以提供的條件。從“宏大敘事”的角度，我在《跨越邊界的哲學——挪威哲學文集》的譯后記中曾這樣寫道：

人們在把“西方哲學”分為“（歐洲）大陸哲學”和“英美哲學”，又把“大陸哲學”分為“德國哲學傳統”和“法國哲學傳統”等的時候，往往忽視了北歐數國獨具風格的哲學傳統，而這個哲學傳統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致力于克服現代西方哲學中上述幾大傳統之間的嚴重隔閡和分裂。……現象學和分析哲學，解釋學和科學論，先驗主義（客觀主義）和情境主義（相對主義），邏輯經驗主義、斯賓諾莎主義和皮浪主義（甚至印度哲學、中國哲學），自由主義和共同體主義，維特根斯坦和海德格爾，哈貝馬斯、阿佩爾和德里達、羅蒂等等，這些似乎截然對立的哲學立場和哲學傳統，在北歐土地上卻進行著卓有成效的對話和合作。對二十世紀西方哲學作總體把握，有必要了解北歐哲學家已經完成的和正在從事的大量工作。

從個人敘事的角度說，“這個北歐小國卻能提供其他歐美大國難以提供的條件”，尤其表現這一點上：柏林墻倒塌幾個月前，我在歐洲進行了將近五周的多國之旅。

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去當時還屬于南斯拉夫聯邦的克羅地亞古城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在設在那里的一個叫做“大學間研習中心”（Inter-University Center for postgraduate studies）的學術平臺參加兩個學術會議，一個是社會政治哲學方面，一個是科學哲學方面的。科學哲學會議的主題我忘記了，在3月27日到4月7日召開的社會政治哲學會議的主題，我還記得很清楚：“哲學和社會科學：烏托邦的終結？”（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The End of Utopia?）。

在這兩個會上我遇到了不少哲學名人，如阿佩爾（Karl-Otto Apel），馬爾科維奇（Mihailo Marlcovic）、維爾默（Albrecht Wellmer）等（對創辦這個學術平臺以及舉辦相關學術活動具有關鍵意義的尤根·哈貝馬斯那次倒沒有來），會上的報告、討論和會后的討論收獲不少，但與杜布羅夫尼克的20天相比至少同樣收獲很大的，是到達該城之前和離開該城之后的二十天旅行。

杜布羅夫尼克會議的東道主之一是南斯拉夫“實踐派”領袖馬爾科維奇，他后來因其在南斯拉夫沖突中的立場受到其西馬和東歐新馬同事們的嚴厲譴責。2008年8月初與他在首爾的世界哲學大會上意外重逢。

在1988年10月30日我給系里趙修義老師的信里，第一次提到這次歐洲之行：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現在還沒有定，那就是：明年4月將在南斯拉夫召開一次以《實踐》雜志（現在是一份國際性刊物，Skirbekk是編委之一）為中心的國際會議，Skirbekk已向校方提出申請，帶我一起去參加。他可能向兩個學院提出了申請，其中一個已經答應給我一半經費。看來，此行成功的可能性不小。這樣，我就可以沖入西方馬克思主義和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老家去進行“偵察”了。我現在擔心的是南斯拉夫明年不要打起內戰或搞起政變來。我還從來沒有替一個中國以外的國家的局勢擔過心呢。

在1989年1月10日的信中，我提到這次會議的經費落實了：

下午把那份稿子完成之后，覺得松了一口氣，加上確實感到有些疲勞，就打算回住處睡上一覺再說。走到半路上，碰到Skirbekk教授，他告訴我：上面已口頭通知他，我去南斯拉夫開會的錢已經批了。他因為四月份要接待兩位法國教授，只能由我一個人去那兒。隨后，他就和我一起商量，怎么去法。沿途經過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西德和奧地利各一個城市（我還未確定），我打算在這幾個地方各呆一天（坐火車）。隨后，他又往一個個國家的領事館或大使館打電話，了解申請visa的手續、時間、地點等等，每打完一個電話就寫一張小條子交給我，辦事利索極了，也周到極了。簡直像一位挪威的趙老師。了解了這些情況之后，我明天上午將去丹麥、瑞典、西德和奧地利駐卑爾根領事館申請簽證。南斯拉夫在卑爾根沒有領事館，我得上奧斯陸去辦理——下星期我恰好要去，據說可以在那里“立等可取”。Skirbekk還將為我安排去挪威中部的Tromheim和最北部的Troemsoe，我讓他盡量安排得晚一些，這樣我可以到那里看“白夜”。您看，我把國內的“公費旅游”的壞風氣帶到這里來了。不過，到挪威這兩個城市，我可能得講一兩次課，以換取我的旅費。

2018年8月23日Skirbekk教授在北京參加24屆世界哲學大會之后來滬與老朋友趙修義教授相聚。

在1989年1月30日的信中，提到為這次旅行做的準備工作：

我上周六剛回來。（1月）18日晚上坐火車去奧斯陸，呆了三天，22日上午去挪威中部山區Vinstra in Wadhal旅館，過了6天既奢侈又激動人心的生活。學了一些滑雪的基本動作（由4名專業教練上課），摔了數不清的跤。27日回奧斯陸，28日回卑爾根。已經辦了南斯拉夫和奧地利的簽證，西德、丹麥和瑞典過幾天可以辦成。我剛才查了一下地圖，發現回來的路上還可以經過捷克、東德和匈牙利。不知旅費夠不夠。要夠的話，我也想去轉一下。經費的具體數額也有了，一個地方是4725克朗，另一個地方是1000多克朗。這兩筆錢加起來還沒有我這次滑雪周用去的錢多，可見上一星期我過得多么奢侈。不過據說南斯拉夫的住和吃相當便宜，這點錢還是可以過像樣的生活的。明天我將去旅行社辦理訂票（火車和旅館）。

1989年1月下旬在挪威中部山區Vinstra in Wadhal旅館旁邊的滑雪場學習滑雪。

二

1989年3月26日，我終于到達了亞得里亞海邊的這座古城。這是那天夜里給家人寫的信：

現在是3月26日晚上9點半，我正在南斯拉夫的Dubrovnik Hotel Lero的Room102里給你寫信。這就是說，我已經順利到達了這次旅行的最后目的地（名正言順的“目的地”）。

我是3月21日下午3點1刻的火車從卑爾根出發的。臨行前，xx和xxx和我共進午餐，還喝了點酒，算是給我送行。……到晚上10點10分，火車到達奧斯陸。路上很長一段路還是跟上次一樣，仍然風雪交加。但愿20天后回去時景觀會有所不同。下車后很快就找到了去哥本哈根的火車。剛開始時火車較擁擠，但陸續下車者不少，后來每人可占2個位置，顯得很空。

第二天（22日）早晨醒來后不久，火車就被開進一艘大輪渡，前后用了1個多小時渡過對岸——丹麥。過岸后很快就到了哥本哈根（正點，8點24分）。哥本哈根我住的旅館離火車站不遠，按中國的標準，這旅館的收費簡直嚇人——260.00丹麥克朗（幣值與挪威克朗相差不大），可房間十分簡陋，最多只有中國的15元的房間水平。（而且——這旅館實際上是處于一個“風化區”，周圍有許多家“Sex Shop”之類的場所，其內容不便在此寫怕弄臟了我的信）。把行李放在旅館后，我便出發游覽，先到著名的Tivoli游樂場，見到人們在門口買票，我也去買票入場，可誰知里面只有一個自動機恐龍展覽——游樂場5月1日以后才開放，十分掃興。

然后是穿過哥本哈根市內幾條著名的行人專用街去看美人魚雕像。因事先聽人告誡過別抱太大希望，那只是一尊普通的雕像，到了那里后倒覺得感受頗美。隨后，又去參觀了一個美術館，還專程去看了一個丹麥哲學家（索倫·基爾凱郭爾）的墓地。在丹麥的一天又下雨，又刮風，不太湊巧。好在哥本哈根可逛之處不多，沒有太大的缺憾。

第三天（23日）早晨，在旅館喝了點咖啡，吃了點自備的干糧（旅館早餐7點后才供應，而我6點半之前就要離開），便去趕7點15分去漢堡的火車。這趟火車上最有趣的是10點半左右火車又上了輪渡，用了1個多小時渡過對岸——西德。這輪渡很大、很漂亮，輪渡上的免稅商店很大、品種很多。我因為考慮到買東西機會尚多，未作比較不敢貿然行事，加上有一段暈船（那時我正好不容易擠進買食物的免稅店里，經“再三考慮”后決定買一瓶可口可樂在車上喝，結果沒買成——頭暈得想吐，趕緊逃出店來，找個位置坐下），所以什么也沒買。但愿回城時仍會經過這條線。12點24分列車正點到達漢堡，離從漢堡到莫尼黑的火車開車時間還有一個小時，我便出去在漢堡市中心街上轉了一圈。漢堡的街景你可以從明信片上看出，非常繁榮。到達慕尼黑的時間是晚上8點，我預定的旅館也離火車站不遠。房費比哥本哈根的要便宜，但要舒適、雅致得多。

那天晚上對第二天的行程作了仔細研究，結果第二天確實玩得比較滿意。以下便是我24日的活動：1）買一張24小時通用的車票；2）去1972年20屆奧運會中心；3）回市中心，參觀瑪利安廣場、圣彼得教堂、御所博物館，以及慕尼黑一家最有名的酒館Hofbrauhaus， 4）下午去近郊的一座王宮Schloss Nymphenburg參觀。你一定還記得《茜茜公主》中女主人公的父親愛喝啤酒、母親叫“路德維希”吧！這些都同慕尼黑有關。

慕尼黑是巴伐利亞的首都，盛產啤酒，而巴伐利亞有一名以風流著稱的國王便叫路德維希。Schloss Nymphenburg是巴伐利亞國王的夏季王宮，很有氣派，城堡里有不少油畫、壁畫和文物，還有一個叫“Beauty Gallery”， 對歷史和文化不感興趣的人，對這個廳都感興趣——路德維希二世請畫師把王宮中所有美人都畫一幅像，集中在一起，這便是那個大廳里的60多幅畫。晚上先在旅館房間啃了幾塊面包，然后出去重新逛了一圈慕尼黑市中心，其間還在一家啤酒館喝了一大杯啤酒——真正的德國南部巴伐利亞的啤酒！（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啤酒是在這里生產的！）在慕尼黑最遺憾的是：所有的店，除了要填飽肚子的快餐和要解渴的啤酒館，全部關門。街上游客仍然不少，一是看慕尼黑許多中世紀建筑（其中心是瑪麗安廣場你可以從明信片上看出，一是看櫥窗，我特意看了好多珠寶店。……

昨天（25日）早晨8點14分離開慕尼黑，經過奧地利（沿途風光極佳，但一入南斯拉夫境內卻是另一世界）晚上6點鐘后到達南斯拉夫西南部城市Zagreb，我利用換車間隙去街上看了看，買了幾張明信片，換了點南斯拉夫第納爾（100克朗=124148個第納爾，簡直是天文數字！），晚上9點半上車，今天早晨6點40分左右到達Sarajero（瓦爾特保衛的城市），又轉乘7點半（實際8點半開），于11點半到達Kadeljevo，然后又乘12點半的汽車，于2點半到達Dubrovnik——一個集海濱自然風光、歷史文化遺產和現代化生活設施于一身的非常非常漂亮的城市。我的房子正對大海，與一保加利亞人合住，很舒適。下午洗了一個澡之后便去散步、閑逛，一路走，一路贊嘆不已。我要在這里住好久，詳情下幾封信再告訴，你先看明信片再說。我在哥本哈根、慕尼黑都給你寄過明信片，不知收到了沒有？這封信中我把我到過的另外兩個城市——漢堡、Zagreb——加上Dubrovnik，一共三張明信片夾在信封中。……

在杜布羅夫尼克，我與一位叫斯蒂芬的保加利亞青年住在同一個旅館房間，見證了傳說中的保加利亞人點頭表示“不好”、搖頭表示“好”的特點。我從網上查到，這家Hotel Lero現在還在；只要有機會，我一定會帶著妻子一起去那里住幾天，因為那時我急切地等待著懷著雙胞胎、即將臨產的妻子的國內來信，而旅館大堂服務員每天聽完我問“Any mail for me?”（”有我的郵件嗎？”）后，總是笑瞇瞇地回答：“Maybe Tomorrow? ”（“也許明天會有信？”）

在杜布羅夫尼克的20天中，深感在學術活動當中，來自東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已經能很通暢地交流。會議的工作語言是英語，來自匈牙利、波蘭、捷克、甚至保加利亞的學者與西方學者之間交流幾乎沒有任何障礙。一位匈牙利女社會學家雖然懷著身孕，也來參加會議，那時正在讀德國學者Oscar Negt寫的一本中國游記，讀完后把它送給了我，讓我能通過閱讀有特別興趣的讀物來提高德語水平。蘇聯來了一個規模不小的代表團，為首的比較年長的學者用俄語發言，由別人做翻譯。羅馬尼亞有人來，但不大與人交流。民主德國沒有來人。

杜布羅夫尼克的論壇后來主要挪到布拉格，逐漸成為批判理論較年輕成員聚會之地，這是2007年5月中旬我參加該論壇時與美國哲學家南希·弗雷澤在一起，那天正是她六十歲生日。

相比之下，學術活動之外的活動，東西方學者的差別就比較大了。晚上和周末的活動，基本上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湊在一起，其直接原因是我們口袋里都沒有多少hard currency（硬通貨）。記得有一個晚上，大家約好了一起去迪斯科舞廳，那是我第一次、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次在“群魔亂舞”中體驗震耳欲聾。在嘈雜的背景音樂中我們扯著嗓門討論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區別，一位俄羅斯學者的話我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在市場經濟中，商品是supply（供應）的，而在計劃經濟中，商品是deliver（投放的）的……。我說是的是的，我們那時的學校工會經常發通知說是“組織到”一批水果、水產、電風扇，等等。

古城在亞得里亞海濱，每天我都是沿著海濱，從城外的Lero賓館走到城內的會場，頭上戴著耳機，耳朵里聽著卑爾根大學哲學系的英國同事Ralph Jewell 借給我的一個金屬外殼的索尼Walkman播放的古典音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于是，聽格里格的《皮爾金特》，我眼前會出現挪威的冰川和峽灣；聽莫扎特的長笛協奏曲，我耳邊會響起亞德里亞海的濤聲；《洪湖赤衛隊》的樂曲響起，我就仿佛又站到了1976年冬天崇明農場那白雪皚皚的農田”，出處之一就是這段經歷。

在杜布羅夫尼克期間印象很深的，是一個周末的亞得里亞海上游。主辦方在黑板上出通知說，周末要有這個活動，資本主義國家來的與會者要出多少錢，社會主義國家來的與會者免費。我在1989年4月8日給家人寫的信中這樣描述這次海上游：“今天上午九點一刻，坐大巴士到一個碼頭，坐一艘仿古游艇，在亞得里亞海上游弋了大半天，其間還上兩個小島散步和野餐。其結果是：四點半回到碼頭時，沒有一個人覺得快活——人人都覺得遺憾，因為他們必須離開這艘船，必須上岸，必須結束這marvelous day！”

在游船上，我與波蘭華沙大學一位做數學哲學研究的青年聊得很多，發現雖然中國和波蘭相差那么大，但我們都結婚之后沒有自己的住房，都住在岳父母家里（我婚后住在教工宿舍，出國期間妻子住在娘家）。但我們同時也都承認，與我們的大多數同胞相比，我們這一代人還是很幸運的。這位波蘭朋友幾個月后將去劍橋工作一段時期。在1989年5月18日寫給系里一位老師的信中，我這樣寫道：“有一次我們談到我們的父輩，都覺得，他們并沒有偷懶，可到了老年，依然什么享受也沒有；而我們，年紀輕輕，居然能在Dubronik這樣的地方開會（這地方連那些來自西方國家的走遍世界的人都贊嘆不絕，尤其在一個星期天我們坐一艘仿古游船在亞得里亞海中游弋了一天—您可以想象，不，您難以想象，這是怎樣的一種享受！），這簡直太不公平了。”

但是，在杜布羅夫尼克的時候我們都覺得，在這里開會、觀光確實不錯，但在這里做居民，卻有理由憂心忡忡。在短短20天當中，我記得郵票價格漲了三次，而商店里日用品的標價，也都是天文數字。人流很大的街上有不少報亭，其顯眼處往往放著西歐大城市也不那么放的色情報刊，全不顧小學生在上下學時候會成群結隊從這里經過。但在這個國際旅游勝地繁榮景象背后顯露出不祥之兆的，還有比糟糕經濟和頹廢文化更嚴重的東西，那就是火藥味越來越濃的科索沃沖突，以及裂痕越來越大的南斯拉夫聯邦各共和國之間的關系。1991年克羅地亞宣布獨立，杜布羅夫尼克城遭到了塞爾維亞方面的狂轟濫炸，直到1995年以后才開始逐漸修繕復原。

三

結束了在杜布羅夫尼克的學術會議以后，我又開始了由南返北的歐洲之行。記得我是坐汽車到薩格勒布，然后坐火車去布達佩斯。布達佩斯下火車以后，我拖著行李在一條街上尋找旅館，聽到一位老太太在二樓的陽臺上招呼我，邀請我住在她的家里。我上去以后，發現我和她的共同語言只有程度都很不高的德語，恰好能用來談論租房天數和房間價格。老太太怕上當，只收匈牙利貨幣，而那時可以很方便就可以在黑市上換到匈牙利福林，因此我就以非常便宜價格在她家里的一個小而舒適的小房間里住了下來，但說好第二天早上要與老太太一起去辦理租房登記手續，在一個大概相當于我們里弄派出所的地方。

1989年4月中旬在布達佩斯漁夫堡。

在布達佩斯住了兩夜后，我啟程去維也納，坐的是著名的“東方快車”（Oriental Express）。車上與一位瑞典女士相鄰，交談得很投機。她說起她丈夫是阿根廷人，于是我們談起了天主教和新教之間的區別。記得這位瑞典女士說，天主教徒犯了過錯以后，比較容易通過上教堂祈禱、懺悔等方式，而減輕心理負擔；但他們在減輕心理負擔以后，則往往更容易重返同樣的過錯。正談得很起勁的時候，火車到了匈牙利和奧地利之間的邊境檢查站，上來了幾位匈牙利警察，他們查看了我的護照和簽證，發現我的護照簽證處已經蓋了一個章：Ungueltig（作廢）！這時我才意識到，我從西德到南斯拉夫的路上，是經過了奧地利的，雖然沒有下車，但確實是有奧地利警察上來查看過護照，但我沒注意警察當時是蓋了章的。這樣，我就只好乖乖地服從邊境警察的命令，帶著行李立即下車。在我結束了歐洲南北游以后回到卑爾根幾個星期以后，我收到了那位瑞典女士的一封來信，在這封信中她不僅表達了問候，希望我邊境下車以后的行程都還順利，而且表達了自己的歉意：當時她眼睜睜看著我被匈牙利警察惡聲惡氣地趕下火車，卻完全無能為力，一點沒能幫助我。

邊境站被迫下車以后，匈牙利邊防警察給我兩個選擇：或者自己想辦法現在就回布達佩斯，或者坐晚上從維也納回布達佩斯的東方快車。這時有一位出租車司機走過來，問我是否愿意坐車回布達佩斯，200美元，我想了想，說還是等晚上的列車吧。于是我被送進了一個蠻大的會議室樣的房間，里面已經關了十來個人，有波蘭人，捷克人，我桌子對面坐著的是兩個羅馬尼亞女孩，英語很不錯，整個下午就一直交談。她們告訴我，她們是在夜色之下淌過一條邊境小河從羅馬尼亞跑到匈牙利來的，奔跑時還能聽到身后的槍聲。到了匈牙利以后，她們的目標就是經過奧地利與已經到了西德的男朋友相會。她們的策略很簡單：僅用塑料袋帶著幾件替換衣服，不帶任何證件，一趟趟坐上從布達佩斯到維也納這趟東方快車（其中一位女孩已經是第八次做這樣的嘗試了），以為總有一次能躲過邊境警察的耳目，進入奧地利國境。

我請兩位羅馬尼亞女孩中的一位為我拍了一張照片——那是我唯一的一張失去自由時的照片，但臉上卻是笑嘻嘻的。為了感謝她們，我把隨身帶的這一本英語讀物送給她們，她們很高興地收下了。晚上，從維也納到布達佩斯的列車來了，我和房間里其他被關押者一起上車，到布達佩斯車站了，護照才還到我手上。下車后我又去找那位老太，告訴她碰到了什么事，她很熱情地讓我再住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去維也納駐布達佩斯大使館去辦簽證，然后坐火車去維也納，住了一夜、玩了一天后，上了火車。我雖然已經辦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簽證，但因為在布達佩斯多呆了一天，就只能眼看著火車經過布拉格，直接去了東柏林。

1989年4月中旬在匈牙利奧地利邊境。

從維也納到柏林的火車很空，坐在我對面的是一位東德女大學生，她很健談，說她丈夫正在莫斯科上大學；雖然是大學生結婚、生孩子，但都得到了政府的補貼。她顯然很自豪，說在整個東歐，東德的生活條件是最好的，住房、醫療、休假、生兒育女等，政府都有補貼；她和她家人已經去過東歐許多國家。但我問她去過西柏林沒有？她笑笑說，沒有。從洗手間回來后，她很高興地告訴我，這車條件不錯嘛，洗手間有手紙的。我把一盒在維也納買的巧克力給她女兒，她非常高興地收下了。

火車到了東柏林，下車后發現這車站與維也納和慕尼黑的車站相比，明亮度和清潔度都要相差不少。但走出車站以后，我停下腳步想弄清楚走的方向時，一對正在車站廣場溜冰的男女青年，非常優雅地滑溜到我面前，非常友好愉快地用英語問我要什么幫助，讓我對這個城市有不錯的初步印象。

在東柏林的旅館住下以后，就去街上走走，那時正是傍晚，百貨店還沒有關門，貨架上東西并不豐富，像皮球這樣的輕工產品往往都印著商品價格，就像書店里的書那樣。從百貨店走出來，夜色已經降臨。總的感覺是城市非常安靜，街道行人很少，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廣場也沒有什么人。最醒目的，是高高聳立的電視塔頂端那盞詭秘地一閃一閃的燈光。

我在東柏林住的是一家五星級賓館；記得當時在挪威預定東柏林的旅館時，找不到其他選擇，只好以80美元之巨的價格預定了這家名叫“皇宮酒店”的飯店。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住五星級賓館的客房，在那里是可以看在挪威也看不到的西方電影的。在社會主義的東柏林的五星級賓館住宿還有另外一個好處，那就是是可以在旅館辦簽證去資本主義的西柏林游玩。于是我第二天一早就到了設在地下的邊境關卡，經過完全是兩國之間才有的復雜嚴密的出入境程序，進入了同一座城市的西面部分。我在西柏林轉了不少地方，對東西柏林截然不同的市況和夜景有了比較，但居然一直沒有找到把東西柏林分隔開來那道墻。眼看天色已晚，我要坐夜車踏上回挪威的旅程，就放棄了尋找，心想，這個地方以后我總會再來的。

我完全沒有想到，不到七個月之后，這座墻就突然倒塌了。

4月23日，我結束了為期33天的多國之行回到了卑爾根，回到了我已經有點家鄉感覺的這座大西洋邊的峽灣之都。兩天后，我雖仍不清楚亞得里亞海邊討論的那個問題最后該怎么回答，但從家里打來的電話卻讓我信心滿滿：遙遠的黃浦江畔，兩個美好的新生命誕生了。

多國之旅結束后兩天，在這幢樓的頂樓，我接到電話得知雙胞胎女兒誕生了。

本文轉載自《探索與爭鳴》公眾號“一個人的40年”專欄。本文入選《探索與爭鳴》編輯部編選的《一個人的四十年》（上下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12月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