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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科舉與徐謂禮家族興衰

2024-03-04 07:33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作者：吳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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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吳文化博物館舉辦了“仕業——徐謂禮和南宋時代百態”特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物是“南宋徐謂禮文書”。透過文書及相關史料，徐謂禮家族的興衰過程呈現在世人面前。

江南貢院舊貌圖源網絡

徐氏家族歷經三代人的積累，迎來徐邦憲的飛黃騰達，轉瞬間又在下一代手上衰落。作為轉折點的徐謂禮，并非是傳統意義上的“敗家子”。恰恰相反，徐謂禮工作干練，在職場上如魚得水，從基層科員升到地市級領導，在生活上又能營造出溫馨的家庭氛圍。如此聰明努力的徐謂禮，為何將家族帶領入衰落的深淵？

縱覽徐家的興衰，況味其中的細節，既能一窺南宋科舉之脈絡，更能總結出經營家族的經驗，啟迪世人。

興于科舉：順應天時與徐邦憲的才華

徐家的巔峰來源于徐邦憲。他以探花身份步入仕途，最終躋身省部級干部序列，奠定徐氏一族發展之根基。徐邦憲能夠取得如此成績，與南宋對科舉的格外重視有莫大關系。徐家在順應大趨勢的前提下，才能快速騰飛。

隋唐以來，古人若想進官場并有較好發展，最主流的選擇是參加科舉。唐太宗在一次科舉考試后，發出“天下英雄，盡入吾彀矣”的感慨，對科舉能吸引全天下的英才進入朝廷而欣慰。唐代詩人趙嘏更是用“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的詩句，直白描繪科舉招賢納士，吸引人才的作用。

唐代科舉錄取名額較少，競爭激烈。白居易二十八歲高中進士后興奮地說道：“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白居易這屆科舉考試，只有十幾個錄取名額，讓天下渴求發展機會的士子頗感惆悵。數據顯示，唐代共計282年，科舉取士8455人，平均每年只有30人。

慈恩寺塔（大雁塔）舊照圖源網絡

科舉取士數量少的問題，到了兩宋有極大改觀。北宋前后167年，科舉取士31985人，平均每年192人；南宋存在153年，科舉取士49915人，平均每年326人。唐宋相照，每年錄取人數近差以十倍。隨著科舉名額的不斷擴大，考生考中的概率大大提升。背后原因無非北宋借鑒五代亂局，執行“重文抑武”國策，依靠文官集團加強統治。到了南宋，半壁河山淪落，臨安孤懸東南，必須加大錄取名額以籠絡天下人才。

在此背景下，徐氏家族才敢下注讓徐邦憲全力備戰科考。徐邦憲最終是34歲考中科舉，期間全情投入到科舉備戰中，不光對家庭的收入貢獻甚微，恐怕在求學拜師、書籍購買等方面每年還消耗頗大。如果南宋科舉名額與唐代相同，每年只有寥寥30人，徐邦憲還敢拿出一生的前途放手一搏嗎？出身平平的徐邦憲，恐怕不會有勇氣參加科舉，更不會一直堅持到三十多歲，因為希望實在渺茫。徐氏家族在看不到回報的情況下，肯定會要求徐邦憲放棄科舉，找個生計支持家用。

正是在南宋每榜數百甚至近千名額的激勵下，徐邦憲這樣的平民子弟才會積極投身科舉。因為錄取人數多，小門小戶的徐家才敢對科舉抱有期待。按照南宋的科舉名額，徐邦憲只要在市縣一級的文化圈中，嶄露頭角，就很有可能高中，踏上仕途。懷揣著夢想與希望，徐邦憲一直堅持到三十多歲，堅持到在金華一地聲名鵲起，最終于紹熙四年（1193年），先在省試奪魁，接著在殿試奪得第三名，成為“探花郎”，以亮眼的成績邁入官場。

《樹下讀書圖》（局部）吳偉明故宮博物院藏

徐邦憲能科舉入仕，還需要感謝宋代的另外一個科舉政策——允許商戶子弟參加科考。唐代統治者施行“尊農賤商”的政策，《舊唐書?職官志》記載：

凡習學文武者為士，肆力耕桑者為農，巧作器用者為工，屠沽興販者為商，工商之家，不得預于士。

明文規定工商人家不能參加科舉。唐代商業繁榮，這一舉措大大減少了科舉覆蓋的人群。典型的案例就是詩仙李白，一生傾慕政壇，卻不見參加科舉，頗為矛盾。郭沫若先生經研究發現李白此舉貌似狂放，實則無奈。蓋其家族乃碎葉富商，于理不得參加科舉考試。

宋代吸取前朝教訓，放開了對商人的限制。宋英宗時，規定“工商雜類人等，有奇才異行卓然不群者，亦并解送”，商人子弟可以直接參加科舉，甚至商人如有特殊才華，亦可破格參考。此舉開創于北宋，卻在南宋發揚光大。蓋因南宋在丟失大片疆土的情況下，借助商貿獲取稅金良多，遠超前代。在此背景下，南宋科舉向商人家族傾斜，以期團結相關勢力。

在此背景下，兩宋社會常有“父商子仕”的現象，亦即長輩經商致富，子弟科考入仕。比如，南宋商人黃汝楫經營有方而財富頗豐，全力支持子弟參加科舉，最終五個兒子全部高中進士，留下“五子登科”的佳話。

貢院圖源：中國科舉博物館官微

徐謂禮家族也是“父商子仕”的受益者。根據《武義方志》相關文章披露：

徐邦憲祖父百一府君為衢州人，從事鹽業經常來往于臺州、溫州、麗水和婺州之間，習見武義風俗敦龐，土田饒沃，又聞呂東萊諸儒，講道于明招山。就命兒子徐鉅（字廣財，行五八公），負笈從游于呂祖謙等。因此徐鉅落籍武義，并于1164年冬月，迎接其父母百一府君等至武義同居。不久徐鉅榮登宋淳熙十一年甲辰科（1184）衛涇榜進士，初任固始縣主簿。因病辭仕（《井徐宗譜》）。

相關宗譜清代修訂，時代所隔甚遠，內容可能存在訛誤。例如，徐邦憲的墓志銘顯示其父叫徐夢良而非徐鉅，撰寫者是當事人，不太可能會將其父名字弄錯。雖然姓名有誤，但徐父拜師呂祖謙，專心學問，用心科考，由商轉仕的經歷大致可信。《宋史》記載徐邦憲擅長經濟，“徐謂禮文書”顯示他在多地任職期間善長清理賬簿。種種跡象表明徐氏家族有經商傳統。徐邦憲在南宋吃到了政策紅利才能順利步入仕途，如果換在一代之隔的唐朝則會變得入仕無望。

徐家的經商傳統不光給了徐邦憲、徐謂禮科舉考試的經濟基礎，還奠定了其行政才華。父子二人仕途生涯中有較多的地方經歷。南宋對地方官的考核中，錢糧賦稅等經濟方面的征收是重點項目。從《宋史》的記載看，徐邦憲在地方成績卓異，獲得好評，得到中央的重點照顧。仔細觀察“徐謂禮文書”的考評，徐謂禮在地方盡職盡責，收獲從同僚到上司的一致認可，最終不斷升職。這都表明家族的商業因子，對兩人的仕途起到助推作用，也表明商業家族在南宋政治中的地位。

《畫唐十八學士圖卷》（局部）趙佶北宋（傳）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唐代科舉制度不完善，講究名聲，考生會獻作品于高官名士，希望打響知名度，增大科舉命中率，這類舉動被稱為“行卷”。比如，《全唐文紀事》記載：

（羅隱）嘗以《讒書》上鄭尚書，上蘄州裴員外，上太常房博士，上秘監韋尚書，可謂汲吸于遇合矣。唐世士子，溫卷求知，即賢者不免如是。

羅隱是晚唐大詩人，他以“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的詩句聞名后世。他為了中科舉，向鄭尚書、裴員外、房博士、韋尚書等人不斷行卷，可惜十數次參加科舉不中，自嘲為“十上不第”。《全唐文紀事》舉其例子，表明當時行卷成風，誰都不能免俗。

北宋年間的科舉也比較講究人情與立場，比如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

晏元獻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于朝。召至闕下，適御試進士，便令與試。公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乞命別題。”上極愛其不隱。

晏元獻是指北宋名相晏殊，他通過張文節的推薦，以神童之名，直接參加殿試。宋代將神童視作祥瑞，張文節舉薦對方，彰顯北宋進入盛世，含有皇帝圣明，天下太平的意味。因而晏殊敢明言換題，不怕落第。可見北宋時期的科舉還殘留著前朝的人情往來。

到了南宋，科舉少講人情，考生全憑才華。秦檜權傾朝野，兩次干預科舉，想讓兒子、孫子高中狀元，都未能如愿。第一次是紹興十二年（1142年），秦檜直接向主考官打招呼，要求把兒子秦熺點為狀元，被拒未果。第二次是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秦檜將孫子秦塤放到殿試第一的位置，宋高宗出面拒絕。以秦檜的權勢都不能保送子弟中狀元，其他人更沒膽子干涉，保證了南宋科舉的相對公正性。這樣公平公正公開的條件下，沒有背景的徐邦憲，只有用遠超他人的才華，才能一舉奪得探花的寶座。

《探花及第圖》團扇王文錦清
絹本設色，首都圖書館藏

徐家出身底層，最明顯的證據就是徐邦憲編寫家譜時只能上溯三代。中國古代重視宗法門第，大族的家譜能夠向上追溯十幾代甚至幾十代。徐家只能上溯三代，表明他們不是文化世家，沒有記錄家族譜系的傳統，且早年生活艱難，無法識文斷字，勉強記憶祖輩三代。

徐家興旺的頭號功臣，當屬宋代的科舉。沒有開明的考試制度，一個財力無多，又缺底蘊的家族，很難脫離底層命運。正是在宋代崇文抑武，大開科舉之門，徐家才獲得崛起的契機。

衰也科舉：徐謂禮的無奈與奮斗

宋代統治者吸取唐末五代藩鎮割據以及世家干政的教訓，宋太祖與宋太宗制定了重文抑武的國策，通過大興科舉，開放大量名額扭轉風氣，讓“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者，乃好兒”。該政策貫穿兩宋三百年，得到徹底執行。

《宋太祖坐像》（局部）佚名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宋代最頂尖的人才多為科舉網羅。趙宋一代，文化上最高之成就公認的有理學、文學、書法等領域。其中理學宗師張載、程顥、朱熹、陸九淵、呂祖謙等人皆是進士。最杰出的文學家范仲淹、蘇軾、歐陽修、王安石、陸游、文天祥等人也是進士。書法宋四家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除了米芾外其他三人也都是進士。

在這種氛圍下，科舉對人才要求很高，需要擁有極高的天賦。天賦就像身高、智商，即使父母都是大高個、高智商，多數孩子的身高、智商也會回歸人群均數。此乃人類作為一個群體的必然結果。因而徐邦憲的天分無法遺傳給徐謂禮，在徐謂禮的墓志銘中，清晰地記載道：

（徐謂禮）少受經（徐邦憲）膝下，刻勵□學，志世其科，不偶用

很明顯徐邦憲非常關注后代的教育，將兒子放在身邊，親自教導。可惜徐謂禮天分有限，加上徐邦憲去世太早，未能得到良好的教學，最終“志世其科，不偶用”，難以走通科舉道路。

宋代科舉不僅講究天分，希望吸收最杰出的人才，也講求平衡，注意調節地域與階層的矛盾。過分倚重讀書人的天分，會讓學術家族掌握考試內容，批量生產讀書種子，壟斷科舉名額，極大地威脅和制約皇權。這種情況，在科舉誕生以前有很多例子。比如，東漢以五經取士，后期出現了很多以文化立本的門閥。最典型的是汝南袁氏，他們先以明經入仕，之后掌握《易經》的解釋權，壟斷了五經中的一家，掌控上升渠道，最終四世五公，代代都出高官，門生故吏更是遍布天下。

唐代科舉制度不完善，也容易出現壟斷名額的學術家族。比如，晚唐的蘇州歸氏，從咸通十年（869年）到景福元年（905年）的三十多年間，出了五位狀元，分別為歸仁紹、歸仁澤、歸黯、歸佾和歸系，其中歸仁紹與歸仁澤是兄弟，歸黯是歸仁澤子，歸佾與歸系是歸仁紹子，表明歸氏家族掌握考試內容，把控科舉名額，接連涌現狀元。

江南貢院舊貌圖源網絡

有鑒于前代教訓，宋朝不斷改進科舉制度，企圖從根本上杜絕學閥家族的出現。比如，實行“封彌”和“謄錄”制度，“封彌”就是用學號代替應試者姓名籍貫，防止考官徇私舞弊，“謄錄”就是由書吏重抄卷子，避免考生在卷子上留記號以及考官通過辨認筆記，串聯作弊。

除了在試卷上下功夫外，宋朝還不停改變取士基本標準，變更考試內容。比如，北宋前期，科舉考試注重辭藻聲律，文章越是佶屈聱牙，用字越是生僻難懂，就越容易中進士，該模式有利于家中藏書眾多的高官子弟、文化世家。為改變風氣，平衡朝堂，提拔布衣學子，歐陽修在嘉祐二年（1057年）改變評判標準，務求文章平順，言之有物，條理清晰。該榜錄取了大批人才，文學方面有蘇軾、蘇轍、曾鞏，理學方面有程顥、張載、呂大鈞，政治方面有曾布、呂惠、章惇，軍事方面有王韶，民間常常稱為千年第一名榜。二蘇來自四川眉州，屬于偏遠地區，若非歐陽修的變革，他們可能與父親蘇洵一樣，蹉跎多年。

《譜圖序稿并詩》（局部）歐陽修北宋遼寧省博物館藏

這種變更考試內容，平衡進士來源的政策，宋代施行了多次。王安石的科舉改制，則大刀闊斧地罷明經、諸科，專以進士取才，考試內容則去虛務實，以經義和策論為主，選拔具有經綸濟世之志和真才實學的實干型人才。

徐家的興起源于科舉平衡政策，徐家的衰落也是因為這種平衡。徐邦憲高中進士前，徐家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家族，受到朝廷青睞與扶持。徐邦憲成為有影響力的高官后，徐家完成身份轉變，成為朝廷防范的對象，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壓。

除了身份的轉變外，科舉內容的變革，也對徐家有深遠影響。徐邦憲科考時，浙東學派興盛，徐邦憲恩師呂祖謙更是編寫《近思錄》，點明科考方向，徐謂禮科考時，程朱理學大興，占據主流地位，增加了徐家考中的難度。在主客觀因素影響下，徐家從徐謂禮開始，逐步沒落。

徐謂禮生在一個走上坡路的家族，加上幼子的身份，衣食無憂，受盡寵愛。然而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父親長兄接連去世，家族振興和崛起的重擔，就落到了年幼的徐謂禮身上。面對這種局勢的變化，徐謂禮起初想憑借自身才華，以及家族學問和人際關系，參加科舉考試，企圖復制父親的仕途。但是科舉很講究基本功，更考驗天賦，還要加上一定的運氣。家庭的劇變，令徐謂禮無法安心學習，更沒有充足的時間積累素養，熟讀儒家經典，達到科舉要求。

《香林揮翰圖》（局部）佚名南宋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為了安撫高官豪門，減少他們的抵觸情緒，皇權在通過變換科舉錄取標準，平衡各方勢力的過程中，逐漸摸索出了另外一條經驗，以類似推恩令的方式，允許高官子弟、親戚、幕僚，通過門蔭的方式，進入官場延續富貴。這種蔭官可以不通過科舉考試，減緩高官的抵觸情緒。門蔭是當時的普遍現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載：

嘉定癸酉春仲……尚（書）左（選）六七八九品，名籍案京朝官以上二千三百九十二員，有出身九百七十五員，致仕補官五百二十九員，遺表補官九十二員，大禮薦奏補官六百二十三員，奉表補官五十二員，推恩補官五十員，門客補官一十一員，特授文學補官二十一員，攝官補官二員，襲封補官二員，宗室過禮補官二十四員，納粟補官三員，三省補官八員。

嘉定癸酉是宋寧宗嘉定六年，即公元1213年。“有出身”是指通過科舉入仕。在2392名京朝官中，考試當官的有975名，占比40.8%，其余為各類蔭補官，共計1417名，占比59.2%。可見蔭補在當時具有重大影響力。

在此背景下，徐謂禮走門蔭捷徑，是有跡可循的。大哥徐謂仁，仰仗父親的光芒，當上從九品的迪功郎，具體看管臺州當地倉庫，明顯是延續家族經濟特長。徐謂禮在墓志銘中提到，徐謂仁最后的官身是主簿，估計是從八品。這種父親居高官，兒子接受門蔭的情況，是宋代的常態，比如范仲淹主持慶歷新政時，其長子范純祐恩蔭入仕，追隨父親左右。徐謂仁未留下后代，需要徐謂禮將幼子過繼，以承香火，徐謂禮二哥早夭，除了留下徐謂義的名字外，未能留下更多痕跡。

《范仲淹畫像》佚名明南京博物院藏

除了客觀局勢逼迫，徐謂禮也有主動接受門蔭的內在原因。首先科舉需要下苦功夫，打持久戰，古時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可見進士難中。南宋紹興十八年（1148年），登科進士平均年齡為35.6歲。徐謂禮自覺才具不足，也無法花十數年光陰，深耕儒家經義。因而徐謂禮寧愿少奮斗十幾年，直接門蔭入職，踏足官場。這背后反映了，徐謂禮骨子里面，并未將科舉當做唯一的出路。

南宋朝廷除了用門蔭安撫外，還允許在職官員參加貢舉考試，考試地點設在當地官府的辦公廳舉行，被稱為“鎖廳試”。《文獻通考》載：“凡見任官應進士舉，謂之鎖廳試”，《宋史》則有“凡命士應舉，謂之鎖廳試”的記錄，《卻掃編》云：“祖宗時，有官人在官應進士舉，謂之鎖廳者，謂鎖其廳事而出”。宋代對高官子弟的厚待可見一斑。然而在這溫情脈脈的背后，是皇權的溫水煮青蛙策略。文書顯示，徐謂禮當官期間，兢兢業業，用心履行職務。在三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徐謂禮連升十一級，將全副精力用在實事上。在徐謂禮的每任考評上，都有“不曾應舉若試刑法”的語言，表明他被繁瑣的職務糾纏，實在沒時間沒精力，抽空溫習教科書為鎖廳試做準備，也就沒辦法中進士，復刻父親的道路。

在徐謂禮選擇門蔭的那一刻，就注定家族的衰落。因為世人更看重考試出身的官員，輕視門蔭，認為進士官員憑真才實干，出將入相，封妻蔭子，光宗耀祖，相反門蔭官員，靠投胎，沒真本事，做人做事，都要與祖上比較，干得好應該，干不好就是虎父犬子，有辱門楣。況且宋代門蔭官受到限制，存在職場天花板。例如，徐父曾高中探花，只用十年時間，就當到麗水市市長，官居五品。徐謂禮為官三十年，只當到六品。這些為徐家的衰落埋下伏筆。

科舉與徐氏家族興衰原因

自隋代發明科舉取士以后，科舉逐步成為官場用人的主流。順應科舉的家族，可以保持長久的興盛。不順應它的家族，可能短期獲利，可從長遠來講，將不可避免的衰弱。科舉兼顧了公平與效率，瓦解了學術門閥，破壞了世家大族的土壤，消解了階層壁壘，增強了社會的流動性，實現了“寒門出貴子”的心愿。科舉制堪稱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不僅享譽國內，在國際上也綻放光彩。

連中三元銅鏡明代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藏

徐邦憲順應天下大勢，積極投身到科舉洪流中，通過數十年的寒窗苦讀，先后拜在陳傅良、呂祖謙等大儒門下，最終在紹熙四年（1193年），人生三十四歲時高中探花，完成鯉魚躍龍門的驚人一跳。科舉中第是徐氏家族發展的一大步。

徐邦憲憑借出色的成績，起步就是秘書郎一職。秘書郎掌管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秘閣圖籍，屬于正八品。這個職位能參與到朝廷大政方針的討論中，更是能夠時常與皇帝保持接觸，是一個相當清貴的官職。由此徐邦憲成為天子近臣，頗受皇帝的賞識與信任，讓他能直言敢諫，捋權臣韓侂胄虎須，為今后的發展鋪平道路。

開禧三年（1207年），韓侂胄遭到清算，徐邦憲作為其反對者受到朝廷的重用。次年，在吏部擔任郎官兼太子侍講，接著又轉到工部任侍郎兼臨安知府。吏部掌管人事權，是朝廷里面最重要的部門，工部也是非常重要的實權部門，太子侍講更是能夠直接親近儲君，保證皇權交替后，自身能夠平穩過渡，不會因為“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原因而失勢，臨安知府相當于今日北京市長，地位非常緊要。此時徐氏家族烈火烹油，鮮花著錦，蒸蒸日上，達到頂峰。

徐謂禮沒有明白家族長盛不衰的秘訣是走科舉道路。徐邦憲逝世后，他選擇門蔭入仕，在十九歲那年，就獲取從九品的承務郎官身，得到了“新監臨安府糧料院兼裝卸綱運兼監鎮城倉”的職務，比徐邦憲提早十五年參加工作。糧料院就是掌管文武官員俸祿發放的機構。徐謂禮起步于此，表明他深得家學精髓，在經濟事務方面有特長。

按照宋代的制度，官階易得，職務難求，徐謂禮雖有官階，卻需要待在家中，等到朝廷的正式文件通知，才能上任履行職務。他在居家期間，遇到了兩次升官：第一次，宋寧宗的“祥瑞之日”，給他升了一次官，還有一次新皇帝登基，全天下官員又升了一級。這五年，他待在家里不干活，官已經升了兩級，純屬躺贏。

《徐謂禮文書錄白印紙》南宋武義縣博物館藏

“徐謂禮文書”顯示，他為官三十一年，先后經歷十三個職務，或在中央，或在地方，累計晉級十一次，最終還只是一個地市級官員，與父親相比差得太遠，無法重振家族。歸根究底就是徐謂禮未能順應大勢，沒有走科舉正道，企圖走捷徑，抄近道，走了門蔭旁途。

徐家科舉之路斷絕，徐謂禮的后代還可以門蔭入仕，可都是些于史無載的小官，沒有太多成績，更沒有資格讓子孫門蔭。等到宋元易代，本朝積累的政治人脈幾近崩潰，不復往日。元朝立國多年后才開科舉，徐家此時一無應試傳承，從前的政治依靠又煙消云散，一代名門就此無可挽回地衰落。

《觀榜圖》（局部）清梁亯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從徐邦憲、徐謂禮不同的入仕道路，可以看出徐氏家族沒有長遠眼光。徐家踏上科舉的快車道，有僥幸成份。未能深刻認識科舉在中國社會的地位，更沒有堅持詩禮傳家，做科舉榜上常客的準備。因而家族先順科舉興，后失科舉衰，在科舉開辟的階層流動中，上下起伏。

結語

天下大勢，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封建時代讀書人最需要關注的就是人才錄取制度的變革。科舉制度在今人看來是當時最為合理之安排，局中人卻限于本人視角，常常有其他判斷。

科舉取士不講門第出身，不論地域貧富，將所有人放在同一起跑線上。徐氏家族起于微末，靠短短三代人的努力就攀升到政府的高層，體現出科舉的公平與公正。家族天賦的回歸平庸，門蔭入仕的誘惑，對科舉投入的不堅定，科舉錄取標準的流動性，又讓徐氏家族亂花漸欲迷人眼。最終因科舉投入不足等原因，整個家族在徐謂禮努力的帶領下無奈回歸平凡。

家族想要長久興旺，掌舵人必須看清時代的大趨勢并緊緊跟隨，方可增加家族不掉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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