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王維在《送劉司直赴安西》一詩中言：“苜蓿隨天馬，葡萄逐漢臣。當令外國懼，不敢覓和親。”詩中將苜蓿與葡萄入華看作是中原與西域交通的象征。苜蓿（Medicago sativa，即紫花苜蓿，以下簡稱苜蓿）是古代馬匹食用的重要牧草，對于人類文明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被譽為“牧草之王”。

紫花苜蓿

今伊朗西北部、外高加索山區、小亞細亞，以及中亞的土庫曼斯坦是苜蓿的原生地域。西漢時，苜蓿通過絲綢之路引種中國，此后在漢唐史籍中，多寫作“目宿”“牧宿”“木粟”，又有“連枝草”“懷風草”等稱謂，隋唐以后統一寫作為“苜蓿”。這些寫法是對苜蓿在古代伊朗語中的發音“busuk”、“buxsux”的音譯。本文嘗試對苜蓿引種中國的若干問題以及其在漢唐時期的傳播等問題進行初淺討論。

一、個人與群體：苜蓿引種人物的爭論

文獻記載中，中國是在西漢時期從中亞的大宛引種苜蓿。《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宛左右……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于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漢書·西域傳》之“大宛國”載：“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由于《史記·大宛列傳》主要是關于張騫出使西域的見聞，因而后世據此將葡萄、苜蓿等植物引種中國的功績歸于張騫。因此，有觀點認為張騫兩次出使歸國的時間（公元前126年或前115 年）是苜蓿等植物引種中國的時間。

但遍覽《史記》，其中并沒有張騫帶回苜蓿的史實記錄。史家也有對此說法表示出懷疑。例如，任昉在《述異記》中說“博物志曰張騫使西域得蒲陶胡蔥苜蓿，蓋以漢使之中，騫最名著，故云然”。吳其濬在《植物名實圖考》中評論道：“按〈史記·大宛傳〉，只云‘馬嗜苜蓿’，《述異記》始謂‘張騫使西域得苜蓿菜’”，也表達了對張騫引種苜蓿的懷疑。

對此，“絲綢之路”定名者李希霍芬（Richthofen）總結道：“我們不能假定所有這些植物和種籽都是張騫自己隨身帶回來的，因為他游歷的時候需要非常小心，而且被匈奴囚禁了一年……但是張騫建立了關系，使得其后幾年里能把栽培的植物傳到中國來。”此言無疑是對張騫與西域物種之間關系所做的最中肯的評價。

紫花苜蓿植物結構

張騫引種苜蓿歸國的觀點受到質疑的同時興起了另一種觀點——苜蓿是由《史記·大宛列傳》與《漢書·西域傳》中出現的“漢使”帶回。《大宛列傳》記載在張騫過世后，“（漢使）相望于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余人……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漢書·西域傳》的“大宛國”條的記述與此相同。需要補充的是，《史記》《漢書》中的“漢使”是一群體稱謂，既包含了西漢所派出的官方使節，同時也包括了多種身份的民間人士。

另外，考察《大宛列傳》《西域傳》對于苜蓿介紹的相同之處，都與大宛馬有著重要關系。《史記·大宛列傳》載：“宛左右……俗嗜酒，馬嗜苜蓿”，《漢書·西域傳》記載相同。因此，作為大宛馬的牧草，苜蓿與大宛馬同時傳入中國的可能性較高，由此更進一步，我們認為可由大宛馬何時入漢來討論苜蓿引種中國的具體時間。

二、時間與空間：苜蓿引種中國的時段與地域

《大宛列傳》記載，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時（前115年），“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扜彌及諸旁國”。此后，張騫從烏孫返漢時，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烏孫既然遣使入漢并以烏孫馬為禮物，因而不能排除大宛同樣以大宛馬作為禮物奉獻漢廷的可能性。如此，大宛馬與苜蓿有可能于此時進入中國。至于入漢時間，張騫與烏孫使節于元鼎二年（前115年）返漢，一年后，張騫逝世（前114年），“……其后歲余，騫所遣大夏之屬皆頗與其人俱來”，可知張騫所遣前往大宛等地的副使在他過世一年多以后返回漢地，時當元鼎四年至元鼎五年（前113-前112 年）。因而，如若上述推論成立，公元前113至前112 年，是苜蓿引種中國的時間上限。

《張騫出使西域圖》，莫高窟第323窟，初唐

張騫過世后，《史記·大宛列傳》載：“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于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余人……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此時漢使大規模的出行存在兩種可能：第一，大宛馬已入漢，但數量較少，于是漢廷加派使者前去獲取；第二，大宛馬尚未入漢，武帝急切地想得到大宛馬，于是大批漢使西行前去搜尋。因為出使的頻率與人數較多，除去張騫，其他漢使都沒有留下姓名，最后留下了大宛之戰前“漢使取其實來，于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的記載。因此，即便大宛未在前113-前112年間向漢廷進獻大宛馬，在漢使隨后大規模的出使活動中，大宛馬與苜蓿也有較大可能傳入。

對于漢使獲得苜蓿的地點，《史記·大宛列傳》載“宛左右……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漢書·西域傳》之“大宛國”條同載。基于這兩條史料，我們可知漢使是在“大宛”或“宛左右”取得苜蓿的種籽。但目前尚缺乏對“宛左右”所指的明確研究。

我們認為，“宛左右”是一個較為模糊的地理概念。它實際包含了兩層地域意義，其一指的是大宛國與周邊區域；其二或指大宛王都周圍，即大宛國勢力范圍。首先我們以《史記·大宛列傳》《漢書·西域傳》所載漢時大宛國周邊國家作為考察對象，來考慮“宛左右”所指的地域范圍。按上兩書載，漢時大宛其東有烏孫、扜彌、于闐、姑師等國；其西則為安息、條支與黎軒等國；南面為大月氏、大夏、身毒、難兜、罽賓等國；北面則為康居、奄蔡等國。

在所列的這些周邊國家中，唯罽賓“地平，溫和，有目宿”。但漢時赴罽賓，乃自皮山前往，途中經過名為“縣（縣）度”的天險。《西域傳》描述縣度：“險阻危害，不可勝言”。正是由于縣度路程艱險，難以通行，所以，漢廷往往送其使者至縣度而還。因此，西漢引種苜蓿當不會舍棄地理坦途的大宛而翻越縣度天險求于罽賓。

西漢時期的條支、安息等地是苜蓿的原生地域，因而當時此地域必然種植著苜蓿。但在張騫過世后，西漢與其交通并不十分順暢，此即史書所言“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的情形，因此一定程度上不具備引種苜蓿的文化環境。至于大宛東面的烏孫等國，目前考古與文獻材料都無法證實公元前113年左右或更早時期，苜蓿已傳播至烏孫地域。故而，在現有材料的基礎上，我們認為討論苜蓿引種的具體地域時，當以漢時大宛國的勢力范圍為理想區域，亦即今日的費爾干納盆地中部。

三、簡牘與文書：漢唐氣象的生成與苜蓿的推廣種植

漢唐氣象的生成與馬政的興盛有著緊密聯系。在馬匹交通的基礎上，漢唐王朝才能夠交通遠方、戍守邊地、聯動天下，并由此在政治管理、經濟發展、文化建設上塑造出包容、開放、進取的漢唐氣象。對此，王夫之總結為“漢、唐之所以能張者，皆唯畜牧之盛也”。作為優良牧草，苜蓿自引種中原后即得到了中原王朝與西域各國的重視。在此背景下，苜蓿在漢唐時期逐步擴植于西北各地，大大保證了北方邊郡馬匹的飼草供給。

苜蓿引入后，漢武帝高度重視苜蓿的引入，“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此后不久，“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眾，益種蒲萄、苜蓿離宮別觀旁，極望焉”。“離宮別觀”的地理區域，班固描述為“前乘秦嶺，后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余區”。由此可知，漢武帝時期，苜蓿在漢廷主導下已推廣至關中各地。

關中試種成功后，漢廷開始于西北各邊郡嘗試推廣苜蓿。這一策略，最為重要的考慮當是降低邊郡馬匹畜養的成本。武帝時，全國已有40萬匹官馬，其中大部分牧養于西北邊郡，馬料年度支出至少在6億錢。這還未計算馬料種植、管理、儲藏與轉運的耗費。而邊郡騎兵所用馬匹“一月之食”相當“田士一歲”之食，成本耗費更大。漢武帝實際是憑著前代的積累，負擔著馬料的巨額開支。因此，苜蓿在關中試種成功后，漢廷即于西北邊郡推廣種植苜蓿，而苜蓿耐鹽堿、耐寒、耐旱、高產的生物特性，大大加速了其在西北各地的擴植速度與地域范圍。

西漢為對抗匈奴強大的騎兵，在廣大宜牧的西北邊郡開設有“牧苑”，專職飼養馬匹。西漢牧苑多分布于上郡、西河郡、張掖郡、金城郡，敦煌郡等西北邊地。據考證，這些西北邊郡皆有可能種植苜蓿以供苑中馬匹食用。如2007年，榆林南郊一漢墓中出土了東漢和帝時期（88-106年）的苜蓿籽實，這為上郡在漢代種植苜蓿提供了實物證據。

（一）懸泉漢簡

利用最新公布整理的懸泉漢簡，我們可以以敦煌郡為例，探討苜蓿在漢代西北邊郡的種植管理情況。敦煌郡地處河西走廊西端，是中原連通西域的交通樞紐。敦煌懸泉置出土的漢簡揭示，當時敦煌郡馬料主要分為糧食作物和草類，草類作物主要是芻、茭、稾以及苜蓿。目前所見苜蓿類文書主要涉及苜蓿的種植、使用、買賣、存儲與巡查。這些文書以及出土的苜蓿籽實，可證漢代苜蓿已大量種植于河西且是重要的戰略物資。

懸泉漢簡

懸泉漢簡中，苜蓿多寫作“目宿”。關于苜蓿的種植情況，懸泉漢簡有直接反映當地種植苜蓿的內容，例如：

簡1  □□□習置又置前種目宿卌畝置北去置廿五里今年

簡1中所提及的“置”即指懸泉置，由簡文可知，此年懸泉置北25里種植了40畝苜蓿，但由于簡文殘缺無法知道具體年份。

關于苜蓿的使用情況。苜蓿作為優良牧草，主要用來喂食馬匹：

簡2  十八買韭六束  十二目宿食馬                                            

簡3  出錢廿佐廣卿之敦煌買目宿食馬

以上二簡均是賬簿，介紹的是出錢市物的情況，簡中數字均表錢數。簡2記載了主人用12錢買苜蓿喂馬。簡3記錄了懸泉置佐廣卿出20錢于敦煌縣買苜蓿以喂養馬匹，說明敦煌縣也種植有苜蓿。

（二）佉盧文書

東漢時，位處尼雅河尾閭的精絕國為鄯善國兼并，成為其轄下之州。今尼雅遺址即是精絕國的城市遺址，該遺址是建立在沙漠綠洲中的典型人工聚落。這里一度存在寬廣而肥沃的平原，適宜農耕與畜牧生活。尼雅遺址出土有魏晉時期的佉盧文書，其中有反映鄯善王國苜蓿種植利用的歷史信息。

矩形佉盧文木牘文書

《沙海古卷》“國王敕令”類214號文書載：

威德宏大、偉大之國王陛下敕諭，致諸州長柯利沙和索阇伽諭令如下：現在朕派奧古侯阿羅耶出使于闐。為處理汝州之事，還囑托奧古侯阿羅耶帶去一匹馬，饋贈于闐大王。務必提供該馬從莎阇到精絕之飼料。由莎阇提供面粉十瓦查厘，帕利陀伽飼料十瓦查厘和紫苜蓿兩份，直到累彌那為止。再由精絕提供谷物飼料十五瓦查厘，帕利陀伽飼料十五瓦查厘，三葉苜蓿和紫花苜蓿三份，直到扜彌為止。

從該文書來看，當時西域鄯善國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對外出使廩給制度，即王國下轄各州要承擔使者所需的膳宿，馬匹及飼料，以及提供向導，護衛或隨從人員。該文書即是鄯善國王向莎阇州（今安迪爾）與精絕州所下達的諭令。文書中提及奧古候阿羅耶將出使于闐，并向于闐國王送去一匹馬，令莎阇州與精絕州提供該馬自莎阇至精絕以及自精絕至扜彌的飼料。飼料包括面粉以及紫花苜蓿與三葉苜蓿等。文書發行日期是11月，因而考慮此處的苜蓿當為人工種植。另外，面粉或谷物飼料與帕利陀伽、苜蓿的配給均為5:5:1，說明當地民眾已掌握利用精粗飼料的配給比例。

唐王朝建立后，依靠發達的驛傳系統大大提升了國家治理能力的移動性。唐朝驛傳系統的核心主要圍繞驛站建設、馬匹儲備與牧草供應等方面展開。在此背景下，唐王朝一方面繼續在傳統宜牧的關中與隴西地區（包括新疆）大力拓展苜蓿的種植面積，另一方面對驛站系統中苜蓿的種植面積、使用配給建立了系統嚴格的管理體制，從而在前代基礎上進一步推動了苜蓿在西北地區的種植推廣與系統管理。

秦漢以來，關中直至隴西的廣大地區便是中原王朝畜養馬匹以鞏固邊防的重要戰略區域。唐朝同樣以關中隴西為核心區域，聚力于馬坊建設、培育良馬與牧草種植等措施進一步加強馬政建設。在牧草種植方面，唐開元年間在關中“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關中八坊是重要的馬匹繁育之地，因此唐王朝于此開辟了1230頃專植牧草的田地。在隴西地區，開元十三年（725年），王毛仲曾任隴右監牧使，“于牧事尤力……初監馬二十四萬，后乃至四十三萬，牛羊皆數倍，蒔筒麥、苜蓿千九百頃，以御冬”。這是目前所見漢唐史籍中，中原王朝種植苜蓿面積最大的正式記錄，足見在唐中葉，苜蓿成了名副其實的“牧草之王”。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漢唐外來植物本土化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編號：22CMZ039]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