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錢。這是“環保包裝”的價格，它不根據購物的品種和多少而浮動，幾乎不可討價還價，只要點擊“結算”，加收的費用就自動出現在清單里——這是購物平臺“盒馬”2024年新年之后的新規。

1月4日晚，澎湃新聞記者打開盒馬App發現，在下單頁面出現1元包裝費的條目，且無法取消該選項。手機截圖

關于一元錢，盒馬在這一欄的“附注”中解釋，我們使用環保包材，“根據國家‘限塑令’等相關政策要求，我們將對包裝材料適當收費”。

自從2008年，我國出臺第一版全國范圍的“限塑令”之后，全國及各地的政策不時修訂，總結起來是：一些一次性制品不讓用，一些要收費，借此讓消費者少用幾回。

既然如此，那些尺寸不一、據稱是環保包材的半透明盒馬包裝袋，是否全都可以降解？如果可以，算“干垃圾”還是“濕垃圾”？我對此非常好奇。

不過，我想先省察一番我自己支付這一元錢時的不愉快。2018年左右，我寫過一批談論減少生活垃圾產量的報道，后來，日常丟個什么進干垃圾桶，包括剛還捧在手心的奶茶杯、裝咖啡的紙杯——都會想到它們一兩天之內，要被反復壓縮，然后投入將近一千攝氏度的焚燒爐，我有輕微的痛感；購買兩元錢的礦泉水，想到明明可以帶個保溫杯，也是“不必要的痛感”；我還存著當垃圾分類志愿者時發的那頂遮陽用的鴨舌帽，寫著我住的街道名字——我看似如此熱衷環保，支付一元錢時，卻為什么感到不舒服？

社交平臺上，網友表達對一元包裝費的不滿。

我最近讀到一篇廣告營銷相關的論文，先引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希金斯1997年第一次提出的“調節焦點理論（regulatory fit theory)”。

理論把人分成了兩種，大意是，有的人是進步取向，做事的導向是獲得一些什么、怎樣變得更好、怎樣為善，有的人是防守取向，導向是如何不變更壞、如何履行已落下的義務、如何“不作惡”。不過，在不同的環境中，人是可以在這兩種狀態里切換的。

論文寫道，現在環保主題的營銷，所謂“green marketing（綠色營銷）”越來越重要，研究者靠著派問卷做了幾組試驗，發現進步取向的人更容易被“住環保酒店，敬重土地，珍愛自然”這種熱情洋溢的廣告詞吸引，反之，防守取向的人更喜歡“敬重土地，珍愛自然，勿失良機”這樣有微妙責罰口吻的語句。

文章接著說，根據一種廣義的“擠出效應”，有的消費者看見商家給一些環保項目提供優惠、折扣，并不會領情，不會對這品牌產生更多好感。因為，他們更樂于出于自己的意志去參與環保，主動給折扣是打擾了這部分人為善的“雅興”——研究者接著試驗，發現總體而言，進步取向的人更愿意購買環保產品，而單論買環保產品附加折扣的吸引力，是對那些個性保守的、防守取向的人更大。

寫到這里，我突然從理論層面理解了家里的父母為何如此摳門。可是，抬頭一看，我們所習慣的那種環保行為附加的“小甜頭”到哪兒去了？

六七年前，議論垃圾減量，有專家對我說，無法贊同有些地方為了推行新的分類辦法，給叔叔阿姨發雞蛋、發肥皂。他認為，應當明確居民自行對垃圾分類，是一種義務。當時，這還是新銳觀點。

2023年12月18日，廣州，廣州開展“垃圾分類四進”活動，廂房式垃圾站提升居民投放體驗。視覺中國 圖

作為一個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我的切身感覺是，我們生活中能踐行的環保主義，有些變得更像外國一些地方中產階級小區流行的“環保”，要支付不菲的價格。

我曾聽過一個美國脫口秀演員講的段子，說看見美國主打有機食品的“全食超市”，宣傳肉雞都是散養的：“比我住得還好！”而一磅這樣的雞肉，賣八美元：“在麥當勞炸幾小時雞塊，還買不起一個有機的雞腿！”

這是他創作的一個笑話，又不完全是。無論是減價，還是加價，普通人的環保遠不如從前那么單純可愛。有的西方人還真的認為環保是一種“陰謀”。

而在國內，就算我們有的人，仍保持進步取向，為了環保掏出腰包，好像也找不到一家宣傳中透露出滿滿意義感的類似商家——“盒馬”應當被認為是有一定生活水平的人才能消費的超市，但是，它強制收環保包裝費，可以說，它打擾了我身體力行追求環保的“雅興”。

有時候，我看一些外國明星的社會“表演”：他們時不時制造出一些過于夸張、反而被全網嘲諷的橋段，比如，常有的“名人坐著私人飛機去參加環保活動”，電影明星娜塔莉·波特曼還說：“喝牛奶是剝削母牛的身體。”無論在哪兒，說出這話，都要導致眾人嘩然。但這種有一點虛偽的文化，是不是也能給環保這樣的社會議題增加一些樂趣？

為了環境本身著想，我們還是重新考慮一下，如何盡量讓環保作為一件美好的事，而不是一個迂腐的麻煩事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