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我祖先何處來，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樹下老鴰窩。”這幾句歌謠指向的是一個神秘的傳說。相傳朱明問鼎之初，神州一片狼藉，大好河山竟打出了不少無人區。朱元璋展開了大規模的遷民運動。遠赴他鄉九死一生，安土重遷的百姓自是不愿，父母官宣稱不愿走的，可去洪桐縣廣濟寺旁的大槐樹下登記。沒想到這是一個騙局，登了記的百姓，被強行遷走。有人敲破鍋碗，與家人各執碎片，以待相認，有些在小腳趾甲上砍了一刀，以示都是大槐樹走出來的人。這一移民過程持續了越五十年，從山西到東南。

這就是著名的大槐樹傳說，當然省略了大量細節和衍文。時至今日，全國各地依然有不少擁躉，指著自己裂開的小腳趾甲對兒女說，這就是證據。這種說法不容易科學地證偽，現在只知道瓣狀甲是一種常染色體單基因顯性遺傳性狀，無性別差異，但有年齡差異，雖然這一生理性狀“在50年的時間內不可能產生”（詳見郝衛國，邊建超，朱萍：瓣狀甲的類型、分布與遺傳方式 ———對陜西周至縣某村的調查[J]，人類學學報，2005年第24卷第4期） 。

而且這一傳說中涉及的移民路線，移民規模，經辦機構，也都缺乏相應的史料、實物證據。那么，大槐樹傳說是如何誕生的，這個傳說是否貼近歷史事實，人們為何確信了這樣的關于家族遷徙的傳說？要搞清楚這些問題，需要狠下一番田野和理論功夫。所幸，趙世瑜先生下得了，也的確下了這樣的功夫，并且完成了一本和推理小說一樣好看的《說不盡的大槐樹》（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3月）。

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一共收錄了三篇論文。最核心的一篇，也是此書副標題的來源，是《祖先記憶、家園象征與族群歷史》。研究大槐樹傳說的一篇論文，有這樣廣闊的題目，似乎略顯跳躍，但細究其里，可以看出趙世瑜先生細密的證據思維和巧妙的推理手段。

研究大槐樹傳說的專著不少，但大多聚焦于移民史的真相，即尋找大槐樹傳說與真實歷史事件之間的契合。比如劉德增在《大遷徙：尋找“大槐樹”與“小云南”移民》一書中，出發點是利用口述史料等旁證，來探明若干移民史懸案的真相，如明初是否果真有這樣一場民眾記憶的大遷徙，洪洞“大槐樹”、河北棗強、云南與“小云南”、成都“鐵碓臼”為什么能夠成為“祖籍符號”，移民的數量是否真有那么多，致使山東村落發生重構，等等。

因為正史資料闕如，劉德增動用了口述史和田野調查方法，收集了族譜、墓碑、方志及口承史料等不少資料，提出了新的解釋，但移民史真相究竟如何，依舊成謎。不過他的方法和方向啟發了趙世瑜，后者本能地發現了可能的突破口。

撇去移民史的真相不談，調整望遠鏡的焦距，由實向虛，專注于大槐樹傳說的記憶、生成、分享機制及其作用，會怎么樣？當從“歷史的垃圾箱”中翻檢出的豐富資料脫鉤于移民史“實”的一面，立刻煥發出不一樣的面貌來，趙世瑜借此做了一次他極為擅長的知識考古學的研究。

大槐樹傳說的部分資料顯示出明顯的階段性。比如河南濟源市南水屯的張家祠堂中，創作于洪熙元年二月，距所述事件僅隔二十多年的墓志，對所述張姓先祖的洪洞縣移民身份只字未提，反而寫明他是當地土著。而案桌上供奉的牌位上的文字，卻明確寫道“始祖威卿于明洪武三年由山西省洪洞縣遷至濟源南水屯。”而有些族譜的細節在重修中逐漸豐富或變化，比如河南濮陽市胡村有明弘治十五年的《細城崗任氏先隴記》，和后世所修的濮陽市西郭寨《任氏族譜序》相對照，后者的遷移時間和洪洞地名，明顯是后來豐富上去的細節。

類似的例子很多。大量缺失數世乃至十數世后重修的家族譜系，常常見到“相傳”、“傳聞”先祖自山西洪洞遷出的筆記，其中的種種細節，隨著年代的切近，也越來越接近如今廣為流傳的大槐樹傳說的種種異文，其中疑點頗多，用來做實際的移民史的證據，顯然并不適合。

洪洞大槐樹尋根祭祖園。  新華網 資料圖

而另一方面，通過考察歷代縣志可以發現，在大槐樹傳說記載的歷史時期（明末清初），洪洞縣還沒有城，所以很難想象這里會設立移民機構，后世各類族譜記錄的地名大多無法與都圖對上，且洪武至永樂，洪洞縣戶口和人數下降很少，遠遠不足以支撐起規模達至百萬的移民潮。而大槐樹傳說第一次在《洪洞縣志》中出現痕跡，遲至民國六年。可見大槐樹傳說可能真的只是傳說，今夜我們不太可能是洪洞縣人。但既然隨著社會文化情景的變化，誕生了這樣的社會文化需求，那就有話可說了。

首先，《胡大海復仇》、《燕王掃碑》、《三洗懷慶府》等傳說，作為大槐樹大遷徙的解釋性構件，其指向并非移民而是復仇。胡大海報復當地居民對他的睚皉，或是朱元璋部與元軍角力，將氣撒在當地居民頭上，都是如此。這樣的傳說解釋性構件在明末清初的故事背景上也大量出現，往往被聯系到闖王李自成的身上。這些構件意味著大槐樹等移民傳說與軍事行動的關系，或許比想象中更為切近。

其次，在族譜、碑記等家族記憶工具中，但凡提到先祖來自山西洪洞縣的，明代衛所的出現頻率就非常之高，說明移民的主力或許是軍戶，也許洪洞在軍戶安置問題中有重要地位。這一點已有史料和現成研究為之背書，比如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對《閩書》的研究也揭示，明代永樂年間的“屯田”制度所使用的“紅牌事例”，或許比元末紅巾軍更能解釋族譜中出現的“紅蟲吃人”和“紅蠅趕散”等字句。

再次，以大槐樹移民傳說與衛所和屯田制度有關為前提，誕生了一個新的問題，為何偏偏是大槐樹、老鸛窩引起了如此廣泛的興趣。結合對表象特征（如背手、腳指甲）和大槐樹移民傳說中的塑造神靈權威和民族—國家構建有關話語的考察，趙世瑜得出結論，這是遷徙人群產生對祖先和家族歷史的記憶空白后，通過對一個共同傳說的層累與強化，和對共同體貌特征和行為模式的強調，來強化族群認同，從而用公共記憶工具填補記憶空白的一種結果。同樣的結果還包括山東人祖籍云南，珠三角南雄珠璣巷和客家石壁村移民傳說等等。

大槐樹傳說中涉及的兩個關鍵時間片段，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都有民族混居、國族認同消解的問題，作為此種挑戰的應激反應，大量北方居民用這種方式將自己與異族區隔開，尋找到心靈上的根。這其中還包括清末民初知識精英將大槐樹傳說改造成民族主義認識工具的推波助瀾。

趙世瑜由此得出最終的結論，歷史上發生過什么很重要，人們以為歷史上發生過什么同樣重要，這是一種歷史人類學的趣味，和傳統移民史研究的問題意識非常不同，所以趙世瑜強調研究應從“移民史的真相”轉向“移民心態史”，即“人們以為發生過什么樣的事”。通過運用對材料的新的解讀模式、新的闡釋視角、巧妙使用哈布瓦赫和彼得·伯克等人的理論工具，趙世瑜完成了和宮崎市定類似的工作，其性質或許類似于約翰·斯諾通過定位一口井，從而解決“霍亂案件”。

洪洞大槐樹尋根祭祖儀式。  中新網 資料圖

但趙世瑜的工作和宮崎市定的還又所不同，后者依賴對史料和物證的扎實判定與語義學和文獻學等可靠的方法工具。前者的工作更類似于轉換研究視野和理論框架后對研究意義的生發。標志是受限于材料，此一研究的歷時性只囊括了幾個斷面，而共時性的心理圖景也沒有建立起來。讀過之后，讀者可以意識到在兩個時間斷面之間的確發生過什么，使得后人對祖先身份的追認發生改變，但無法明確知道原因是什么。讀者也可以清楚意識到在某個時間節點上，的確有人熱衷于大槐樹移民后裔的身份，但背后的原因依賴解釋框架，而沒有任何證據可以坐實。換言之，趙世瑜所依賴的材料雖然豐富，但恐怕依舊不足以支撐起一次知識考古學研究，除非有明確的證據可以證明大槐樹傳說的種種異文的確有時間和流布上的差異。

同時，前者所依靠的理論工具是存疑的。哈布瓦赫、保羅·康納頓等人的集體記憶理論，最大的貢獻就是試圖說明人的記憶的確依靠某種框架，然后呢？然后就沒有了。他們對集體記憶的揭示頗近于老子的道，道的確存在，道是什么？不可說。我們可以從法國大革命之后對服裝標識的等級制的儀式性“操演”來發現這種框架，也可以從某個集體立足當下對記憶的“修改”中發現這種框架。但它是否究竟如何運作，是不是可以無限擴展到任何人的任何記憶（哪怕他們不從屬于可以明確辨明的某個集體），是存疑的。

趙世瑜對這個理論的運用是反向操作，先證明有人共同享有這樣的集體記憶，說明他們屬于同樣的集體框架（或許他們是軍戶，又或許他們都希望自己與外族區分開來），再說明同一集體的他們對大槐樹傳說作為集體記憶的建構證明了他們有共同的心態。我姑且推測一下，那些都相信乾隆來吃過當地特色小吃的人是否屬于同一個集體？他們又共享怎樣的文化心態呢？

如何甄別、辨明這一框架，如何解釋這一框架的原理，和一個問題緊密相連，即記憶是如何工作的，而這顯然已經不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能夠解決的問題，出現在集體記憶學術研討會上的神經醫學、腦科學家比歷史人類學、區域史、移民史專家多，真的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在人類對記憶了解更多之前，哈布瓦赫等人的工作始終是半完成的，任何人都可以填充它，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填充得對不對。

趙世瑜在這本小書中所做的工作，非常像是將王明珂等人的族群理論實踐在移民史現場中的搬演，為此他特別強調“地方”這個概念，不同于區域的一個時空動態概念——和族群非常類似，以此來凸顯在社會文化情景中某個群體的特定身份歸屬范疇。不妨和景軍在《神堂記憶》中所做的工作進行對比。自認為孔家人的小川、大川村民去山東曲阜找宗家修分家家譜，足以證明他們的身份歸屬認同，這一身份認同強烈到他們愿意為之支付時間和經濟成本。共享一個傳說可以證明嗎，即便傳說涉及的主題是移民？從現有的材料看，似乎在很長一個歷史時段內，認祖歸宗都沒有成為大槐樹移民傳說的共享者的身份焦慮。

通過將移民史資料所揭示的共同心態，放在集體記憶的解釋框架中來審視，的確可以打開視野。但再往下該走到哪里去，是得出關于這一框架的確定知識，從而實現與理論的對話，還是進一步挖掘出心態史的真相，從而改變讀者對某一歷史時期的社會文化情境的根本認識。就沒有一個偵探知道答案了。或者這么說，我們都知道那個時期有民族認同的問題，那個時期也的確存在軍戶，但我們不知道大槐樹傳說的盛行是否真的和它們有關系，集體記憶理論依舊只是個開放性的框架。

這篇《祖先記憶、家園象征與族群歷史》，最早發表在2006年第一期的《歷史研究》上，后被收入2006年11月出版的《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踐》論文集中，如今做了增補和修改，和另兩篇小文一起出現在這本《說不盡的大槐樹》中，不妨對讀三者，看看趙世瑜先生在這個問題上十年來的積累，是否真的打開了一個哪怕是微小的切口。

趙世瑜，《說不盡的大槐樹：祖先記憶、家園象征與族群歷史》，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