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走了。

她給自己選了一個好日子，2024年2月4日立春，太陽高照，氣溫回暖，她是怕我們在操持她的后事時受寒受風。

這一天也是農歷小年，她選擇這個點離開，也是為了讓我們好過年。按照中國習俗，第三天辦完喪事，還有三天是除夕，給了我們平復心情的時間，讓我們春節期間沒有了揪心，只有對她的想念。

母親這次走得看似很突然，實際上是她有安排的。母親的最后一程在我弟弟家度過。在走之前半個月，弟弟的電話多了起來，都是關于母親的。一些信息預示了她要走的征兆。一次是她找她多年未戴的手鐲，一次是要戴她早年曾經戴過的耳環，還有一次是她說夢見我已經去世的舅舅帶著金條在她身邊走過。聽到這些，我心里有種預感，回來看她的次數也勤了些，明顯感到她的心理在起變化，已沒有了往日的精氣神和對生命的氣息。

母親這次進醫院的起因是：她在我弟弟他們毫不知曉時，推著輪椅前往我家，在按摩椅上按完摩，吃完我愛人給她做的飯后，由我姐姐把她送回弟弟家。她應該不是為了一頓飯來我家的，一定是對自己的狀況有感覺，專門去她大兒子的住處來看看，帶著留戀作別的。

回去以后，母親就患上了感冒，咳嗽。當天下午我從學校趕回來，陪了她一晚上。第二天，母親早早起床，一上午坐在沙發上盯著我干活，看到她精神還不錯，我便按原計劃帶學生去了山西長治調研。第三天，弟弟給我電話，說母親喊頭疼，決定把她帶到附近的醫院做個檢查，片子出來結果很不理想，肺部感染已經很嚴重。

那晚10點鐘，我趕到醫院，母親的血氧飽和度低到70左右，必須上呼吸機，母親已開始靠呼吸機維持，眼睛緊緊閉上再沒有睜開過。第二天，母親轉到ICU病房，在那里等待她一直牽掛的女兒和幾個孫女作別。

第二天下午，從上海趕來的妹妹一家見她時，母親還呼喊著她最疼愛的小女兒的名字。

第三天，她的大孫女從杭州趕回，下午在加拿大的二孫女趕到，她還能用手緊緊抓住她們。

等到第五天下午，她與從多倫多飛回的最后一個小孫女作別。母親在見到她所有想見的親人后，不再有我們每次見她時的激動，各項指標迅速下降。

第六天早上8點51分，母親的心臟已不再工作。我們九十高齡的母親不帶任何遺憾，不帶任何牽掛，沒有一絲的不滿足，帶著慈愛、平靜、安詳、圓滿地離開了。

“我的母親李蘭英（1933—2024），她創造了一個農村人大變革時代在城市的奇跡。”
（劉守英供圖）

母親生于1930年代，親歷了中國那個年代的改天換地。加入一個已經家破人亡的家庭，爺爺被抓去坐牢，奶奶上吊離世，父親不幸右眼被沖擔刺傷，難以想象母親和父親是怎樣度過的那段不可能扛過去的日子。母親身上所擁有的超常的執著和堅韌，一定與這段經歷有關。好在母親和父親的善良和為人，我們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的兒女才沒有受到村里周邊人的欺負。

集體化時期，母親和父親表現出不一樣的特點。父親在集體的表現搶眼，每年得先進積極分子，拿一些瓷缸、毛巾之類的獎品回來。在我的記憶里，母親從來沒有拿過先進，但她在這個年代，則以“小生產者”的努力為我們一家度過饑餓而操勞。比如，村里和周邊村的雞鴨豬狗糞等都是她帶著我們幾個撿拾的，這些副業經濟可以折一些工分換回糧食；她在每年秋收和冬收后，會約了村里最好的朋友去田里拾稻穗，碾成米以后做粥喝；她還在最熱天去湖里或院塘里捕魚蝦，這成了我們家最美味的餐食……

農村改革后，母親不需要再為這些“小生產者”行為遮遮掩掩了，而是干起了堂堂正正的商品經濟，她“經商”的頭腦大顯身手。母親會批發一些芝麻大餅挑到興水利的大堤上去賣、還批發一些玉米卷到鎮上換回大米。她經常起早貪黑把從一個集市的產品倒到另一個市場去賣，同時把另一個市場的產品倒到這個市場來賣，通過差價，換回來一些活錢，一方面解家里柴米油鹽之需，另一方面則是供我們幾個上學的學費和學雜。

“我和母親在一起。”（劉守英供圖）

母親沒讀過書，但我們的學習是她最在意的。我們兄弟姐妹四個，除了排行老大的姐姐沒能上成學以外，我弟弟、妹妹和我都把書讀下來了。這在當時的農村是非常大的一筆開銷，一個孩子讀書就足以讓一家致貧，何況三個。但母親和父親沒有放棄，更沒有農村父母重男輕女的思想。

母親一生從未跟人紅過臉，但她在學習的事情上是最拼命最較真的。發生在我身上的就有兩次，也是我見到的母親最上火的兩次。

一次是我初中升高中的事。我初中被我們的公社中學錄取，但是，其間有一個機會，可以參加湖北省洪湖市第二中學的補錄考試。當時，中學補錄考試通知書是托鄰村的一個高年級同學帶回來的。但是，那個同學可能是因為趕回來在村里停留的時間太緊，忘了把通知給我。過了幾天，母親得知此消息，非常生氣，找他們家理論，甚至怪罪他們家孩子是故意。從此，母親一輩子沒有原諒過這家人，再也沒有搭理他們。就是在我考上復旦多年后，母親也沒有原諒他們的這一行為。

第二次母親發火也是由我引起的。我在1980年參加過第一次高考，當時考的是理科，由于考物理時，折面的兩道題沒打開，早早交卷出來，最后以七分之差與高考失之交臂。收到高考結果后，我極度失望，決定放棄高考這道獨木橋，在家垂頭喪氣地睡了三天，把書和高考資料全燒了。

對母親來講，考不上高考，就是天塌了。到第三天，母親發了她一生對我的唯一一次火，罵我有本事把書全燒光，把家里的破屋子也燒了，說出了一連串她經常說的人生哲理，“桑樹條從小育”，“有志不在年高”，好兒女走四方！罵我在那破屋子破地方生悶氣有什么用！

母親的大火震醒了我。我很快振作起來，和高中的鄧校長研究對策，分析各門課的情況，最后決定復讀時從理科轉文科。后來，我幸運地考上了復旦大學。當鄧校長把錄取通知書送到我家時，父親的激動溢于言表，拿出家里全部積蓄，請全村人吃了三天。母親則非常平靜，也沒有見她激動，她一定是比任何人都高興的，一定是最心滿意足的。她一定感到天亮了，有望了。

1988年，我從復旦研究生畢業后，分配到原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所。按照農村人的看法，這可不是一般的天亮，是真正的人上人了。老天真是對我父親不公，在我工作一年不到，父親得了腦血栓。聽到父親患病的消息，我徑直趕回鄉鎮醫院，父親居然從病床上坐了起來。在鎮醫院的治療下，父親躲過了第一次的死神劫。但是，家里的農田全靠父母伺弄，在繁重的勞累下，父親第二次腦栓，這次沒有救過來。母親在老家為父親守完靈堂后，1990年的春節，我把母親和妹妹接到北京。

在一般人看來，這么大一家人在北京怎么呆下來呀！但是，母親在我們家這一重要轉折階段成了開路者。她一到北京，就在附近尋找機會，一周后，她在我辦公和居住的六里橋附近發現了一個長途汽車站。她激動地告訴我，這里人很多，天氣又熱，附近也沒有讓趕路人解渴的地方。于是，她就帶著我19歲的小妹，在這里擺攤干起了賣茶葉蛋和茶水的生計。

她開張的場子是一張方木凳、一個鋁制湯鍋，60個茶葉蛋，兩個開水瓶，與之相伴的是炎炎的烈日。在我內心里這全是心酸，但母親傳導出來的全是喜悅和希望。甚至有一次，她在車站附近找廁所時迷失了方向。我后來找到她時，母親沒有絲毫恐慌，還把它當幽默。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母親第一天賣完所有茶水和雞蛋后得到60多塊錢的激動！母親從未在我面前有過丁點兒抱怨，也絕沒有任何到北京就是來享福的意識，儼然一個創業者，感到遍地是機會，把她在農村的小商品經濟意識發揮到極致。

一年后，因為特殊原因，我的單位調整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來的地方沒法住下去了。對母親來講，最遺憾的是失去了六里橋車站的地盤。到菜市口后，單位給了我一間十幾平的過渡房。母親和妹妹晚上睡覺時，把沙發打開，拉上布簾，條件非常艱苦，但母親琢磨的是新的創業。

到新住處后，母親經過幾天的觀察，很快發現在菜市口百貨商場和虎坊橋附近有人擺地攤，她毫不猶豫地帶著我妹妹加入這一行列。一年后，在老家種地的姐姐一家也來到北京，母親和妹妹一個攤位，姐姐一個攤位。我愛人那時在雄縣鍛煉，正好從白溝將一大包一大包的小商品和小百貨批發過來。這是我們家最艱難的時期，也是我們最旺盛的創業期，母親就是一個企業家，她不是為了賺多少錢，而是帶著全家找路，利用市場經濟的機會，殺出一條血路。

進入1990年代，我們這個大家庭趕上了好時代，也沒有辜負時代。在無數好心人的幫助下，我和我弟弟利用英語比較有優勢的人力資本，加上母親傳給我們的勤奮、誠實和對市場敏感的基因，帶著一家人干起來被稱為“二渠道”的圖書出版，日子不斷往上走。

我們干的這些母親并不熟悉，但她會以自己的眼光時時刻刻關心著我們。那時候這個行當全是現金交易，每次訂貨會回來，母親會從我們臉上的笑容判斷交易的情況，打心眼里分享我們的喜悅，當然也忘不了她一輩子對所有人的叮嚀：“人心隔肚皮”“在外面過點細”！

她對我們那些二渠道的朋友特別熱情友善，一些人的名字她一直記得，估計她知道這些人幫過我們。她也會幫著我們打包，把這些書運往全國各地。她給我們最大的支撐是精神上的，那時我們辦公和住都在一起，母親會經常坐在我們身邊，幫我們倒水，深情地看著我們干活，有時也會在旁邊打趣：“這個掙不掙錢啊”！到了深夜，她看我們還在干活，會跟鬧鐘一樣催我們睡去。母親在從不閑著，她幫我們帶孩子，幾個孩子那么喜歡她，估計與她們成長時期與奶奶的這種親和有關。

母親大字不識，一生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是，她身上修得的品德對我們的影響是深入骨髓的，塑造了我們的為人做事，規范了我們走路的格式。

母親是我見到的最堅毅的人。對于自己認定的事，她不會用言語表達，但會一直堅持，無論在我們看來是好的還是不好的。她一輩子沒有過畏難情緒，沒有過因為苦和不順而生的抱怨。母親那對一切都淡淡地微笑的笑臉，既是她辦成事后的表情，也是她在應對苦難時的神態。

母親是我見到的最牽掛人的人。她一輩子只操除她以外的人的心，她對兒女孫輩重孫輩的惦念不分男女、輩分、親疏、遠近，只要是她的親人，她就念叨，誰有困難就掛記誰，誰不在身邊就念叨誰。母親見到她所有的親人，只有三句叮嚀：“多吃點”“多穿點”“多歇息”。

母親是我見到的最善良的人。她一輩子除了和那個忘了給我補考通知的人生過氣外，沒有和家里人、身邊人、村里人、周邊人紅過臉，盡管她受過一些人的委屈，但她從不還擊，從不和人計較，從不說任何人的不是，對待任何不公，她都是以行動和做到最好來證明自己。

母親是我見到的最知感恩的人。不管在家里還是在外面，只要人家給她做點事，她都會說謝謝。她第一次骨折住進醫院，做完手術后從手術室推出來時，麻藥未醒的母親搖著手向所有的醫生護士說“謝謝”，所有人為之動容。她對家里人說得最多的一句是，給你們添麻煩呢！ 

母親是我見到的最美麗的人。見到她的人都夸她美，她也喜歡美，每天把自己拾掇得利利索索，特別喜歡照相，會配合你擺各種拍。母親的美是從內心迸發出來的，每個見到她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真誠和質樸。母親的美是一種對尊嚴的映襯，到最后也沒有失掉一絲體面。

母親是我見到的最優雅的人。她只是沒有書本教的知識，也不看電視、聽收音機，但擁有崇高的素養和美德。見過她的人，都情不自禁夸她是否曾經是上海哪個大家庭的大小姐。我最難以解釋的是，一個農村老太太能有如此氣質，我只能說，她的優雅是修得的。

母親離開了我們，但我們沒有絲毫她已離開的感覺。我們每個人都想著她的好，回味著她的一點一滴。她創造了一個農村人在大變革時代在城市的奇跡。她是平凡的，又是出奇的，她是普通的，又是出彩的。

（作者劉守英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