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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理乾讀《潘多拉的希望》|“學會像喜歡政治家一樣喜歡科學家”

《潘多拉的希望:科學論中的實在》,[法]布魯諾·拉圖爾著,史晨、劉兆暉、劉鵬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484頁,88.00元
當聽到布魯諾·拉圖爾說“我們能否學會像喜歡政治家一樣喜歡科學家……”時,科學家們大概率不會開心。因為科學家與政治家不一樣。科學家的目標是追求真理,揭示自然的真相。為了堅持對真理的追求,科學家有時甚至要不畏強權,就像哥白尼、伽利略的故事告訴我們的那樣。而政治家的目標是贏得民眾的信任,獲得分配資源的權力。為了獲得權力,政治家經常使用謊言,犧牲真理。民眾對科學家的喜歡應該出于科學家對真理的追求,而不是對權力的掌握。這是人們傳統上對科學和政治的看法。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的后現代主義者卻不這么認為。他們認為,科學實際上與政治沒什么區別,科學就是政治。因此,后現代主義者也不會贊同拉圖爾的這句話。在他們看來,我們應該學會的是,像討厭政治家一樣討厭科學家。傳統觀點和后現代主義觀點代表著對科學看法譜系的兩端:科學追求真理,符合事實vs科學就是政治,事實不存在,是社會建構的。
這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爆發了廣泛的沖突和爭論,構成了被稱為“科學大戰”(Science Wars)的文化事件。拉圖爾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撰寫了《潘多拉的希望:科學論中的實在》來回應他在這次“戰爭”中的角色以及他對科學形象的刻畫。
在“科學大戰”中,一方試圖捍衛科學的權威性,認為這種權威是由客觀證據和理性程序保證的。科學理論是由外在世界的事實決定的,即便沒有反映事實,嚴格的例行程序和客觀證據也能保證科學不斷接近事實。這一陣營由關心科學的社會形象的科學家和科學哲學家組成。另一方則支持對科學進行社會學研究的合法性,認為科學是深受政治、經濟以及其他社會因素影響的體制和社會技術網絡。科學實際上跟政治沒什么區別,科學理論正如政治政策一樣,是社會決定的,所謂事實是社會建構的。這一觀點被稱為社會建構論。這一陣營由支持后現代主義的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和文學評論家組成。捍衛科學的一方指責這些后現代主義者們“對科學荒唐可笑的無知,只會說各種毫無意義的鬼話”;另一方則反駁這些科學家們的指控“幼稚可笑的、缺乏教養的和自私自利的”(引自凝聚態物理學家David Mermin)。
拉圖爾通常被視為后現代主義的同路人,他和伍爾加的成名作《實驗室生活:科學事實的建構過程》和《科學在行動:怎樣在社會中跟隨科學家和工程師》對社會建構論以及隨后興起的科學技術論(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有著廣泛、深入的影響。他認為,科學所研究的事實(對象)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的,而是科學家在科學實踐中制造的。當一個科學家碰到拉圖爾問他,“你相信實在嗎?”,也就不奇怪了。對這個問題感到奇怪的是拉圖爾,同時他也知道,這是對他的又一次誤解。他要澄清對他的誤解,要為自己辯護,自己并沒有站在科學的對立面,并不是科學的“敵人”,而是科學家最堅定的同盟,更要論證“科學大戰”雙方存在的問題,刻畫真實的科學形象。所以,他在《潘多拉的希望》第一章以這個心理學家奇怪的提問開始他對“科學實在論”的探索,去表明以他為代表的科學技術論者不過是深入到科學實踐之中,“展現事實、機器與理論,揭開它們的基礎、血管、網絡、根莖、卷須”。
拉圖爾認為,解釋科學真實形象最好的方法是深入到科學實踐中去,呈現科學實際的樣子。因此,他把人類學的方法、田野志的方法應用到科學技術論的研究中去,深入到科學研究一線,看科學家實際上是如何做科學研究的。不過,最先刻畫科學形象的并不是拉圖爾這樣的科學技術論者,也不是后現代主義者,而是哲學家。科學在短短四百年內不斷快速地進步,促使第一代科學哲學家去追尋科學成功的秘訣,思索究竟是什么使科學不同于哲學、歷史學和神學。
科學哲學家為了探究科學究竟是什么,小心地區分了科學“發現的語境”和“辯護的語境”。發現的語境是指實際中的科學活動。科學哲學家認為,去考察實際中的科學活動并不能準確回答科學是什么的問題,因為實際的科學活動充斥著偶然性、社會因素等等。這些因素并不是內在于科學的。我們應該把科學從雜亂、吵鬧的社會環境中剝離出來,在辯護的語境中探討這個問題。在辯護的語境中,科學是通過經驗證據建立科學理論,進而揭示自然真相的理性活動。在這一圖景中,我們可以區分三個不同的部分:外在世界、經驗證據與科學理論。外在世界就在那里,等待被發現;外在世界作用于認識主體(觀察、探究世界的人,也就是科學家),產生了經驗證據;認識主體利用理性能力,根據經驗證據建立科學理論。那么,科學哲學的任務就是要解釋理論與證據、理論與世界之間的關系。只要搞清楚了科學究竟采用什么樣的方法論來整合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就可以找到科學成功的秘訣。
在這幅理想圖景中,哲學家區分了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他們認為,要想理解科學,就不能混淆這幾個基本的邏輯范疇:本體論是就在那里的外在世界;認識論考察認識心靈如何認識外在于身體的世界;而方法論則探究認識主體認識世界的方法原則是什么。在拉圖爾看來,傳統哲學家生造了一個人工難題:鎖在身體內的心靈是如何通達外在世界的?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以及康德的先驗哲學在這個問題上一直糾纏,找不到出路。
后現代主義者則認為理想圖景中確立的先天普遍性和絕對確定性是宏大敘事。引用保羅·費耶阿本的話來說,“科學與神話的距離,比起科學哲學打算承認的,要近得多。科學是人類已經發展起來的眾多思想形態中的一種,但并不一定是最好地一種,科學惹人注目、嘩眾取寵而又冒失無禮,只有那些已經決定支持某一種意識形態的人,或者那些已接受了科學但從未審查過科學的優越性和界限的人,才會認為科學天生就是優越的”。因此,“發現的語境”與“辯護的語境”的區分是虛假的,不存在的。科學信念與其他類型的信念一樣,都是同一種類型的力量,科學家也不是只關心邏輯和數據的特殊物種,科學活動與其他社會活動沒有什么區別。因此,科學與其他社會活動一樣,都是社會建構的。對拉圖爾來說,這種刻畫會讓我們陷入“對暴民統治的恐懼”,偏見、理論、文化、傳統和立場決定,而不是客觀事實,決定選擇什么科學理論。
拉圖爾認為,想既要擺脫“缸中心靈”的隱喻,又要避免“暴民統治”的恐懼,就需要放棄本體論與認識論的人為區分,不再討論客體和客觀性,而是討論非人(nonhuman),討論實驗場所、實驗和同行共同體中的科學實踐是如何制造科學事實的。在拉圖爾看來,科學既不與社會環境相分離又不是完全消散于社會之中,而是人類與非人相互作用、聯結成的復雜網絡。在這個網絡中,非人只有融入人類話語才成為科學事實;科學理論只有在由儀器、同行、聯盟和公眾聯結構成的安全環境之中才是有意義的。科學實踐中“看似薄弱、孤立的物件(科學儀器、紙片、照片、細菌培養等等)之所以能夠擁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是因為背后有圍繞它們而被動員起來的其他因素構成的復雜網絡”。
與傳統哲學不同,拉圖爾并不是用嚴格的哲學論證來支持他的上述觀點,而是通過考察具體的科學實踐和經典科學案例進行分析。拉圖爾在《潘多拉的希望》第二至六章詳盡呈現分析了三個科學實踐的案例:亞馬遜森林土壤取樣、約里奧鏈式反應實驗和巴斯德對乳酸菌的發現。

布魯諾·拉圖爾
就像人類學家要想了解卡拉哈里沙漠布須曼人的生活、行為模式就必須與布須曼人一起生活一樣,科學技術論者要想了解科學研究,就必須與科學家一起生活,參與科學實踐。亞馬遜森林土壤取樣案例就是拉圖爾深入科學實踐一線,與土壤學家、植物學家和地理學家一起勘察熱帶雨林與稀樹草原邊界上的土壤狀況。在這個案例中,拉圖爾展示了科學家如何利用科學儀器(如謝氏線性洞穴測量儀、土壤比較儀)和科學代碼(孟塞爾代碼)將遠在亞馬遜深處的土壤樣本銘寫成通行于科學界的科學指稱的過程。這個過程中并不存在表征與外部世界的二元對立,而是從物質到形式環環相扣的表征轉譯,科學儀器和科學代碼為代表的科學程序又保證了轉譯中指稱的固定。也就是說,最后拉圖爾作為第六作者的科學報告中的符號指稱的是亞馬遜森林特定區域的土壤。
拉圖爾用約里奧鏈式反應實驗案例來說明傳統科學哲學對科學與外在社會環境的區分是不可能的。約里奧要成功實現鏈式反應實驗,就必須將科學與政治聯結起來,將鏈式反應實驗室的建立與未來國家的獨立合并成同一個目標。法國二戰史對于這一時期的法國科學史來說,并不是外史,因為正是這一時期的特殊政治史(對抗納粹德國),才使得約里奧鏈式反應實驗室成為可能。約里奧鏈式反應實驗室并不只是一個用實驗儀器探究中子轟擊鈾原子,進而引發鏈式反應的純粹場所,而是將哈爾班關于中子減速的計算、約里奧關于鏈式反應可行性的假設、道特里(法國軍備部部長)關于開發新武器的必要性的信念與從挪威獲取重水的需要緊密糾纏在一起的復雜網絡。
巴斯德對引起發酵的乳酸菌的發現的案例則說明,一個科學事實或者說科學對象,只有在這樣的復雜網絡中才能存在,脫離了這樣的網絡,關于這個事實或對象的科學命題也就失去了意義。“即便在今天,如果你像我這個拙劣的實驗者一樣,以一種有缺陷的方式復制巴斯德的實驗,即你不把你的技巧和物料培養,與微生物實驗室里所學到的無菌和細菌培養的嚴格規訓聯系起來”,巴斯德的乳酸菌仍然不存在。在這個復雜網絡中,人與非人相互折疊到對方之中,非人融入了人類話語而成為科學事實,人也因非人的加入而擁有了前所未有的能力,可以做到之前做不到的事情。
拉圖爾在該書的第七、八章用隱喻的方式重回“科學大戰”中的爭論。他通過詳細分析《高爾吉亞篇》中蘇格拉底和卡利克勒來重新發明“科學大戰”:蘇格拉底要脫離群眾,利用幾何的力量來獲得權威,卡利克勒為代表的智者則只是通過修辭贏得群眾卻不知道這樣有什么意義。這兩人代表的正是科學與政治的常識形象。拉圖爾認為,實際上這場對話并不只是科學與政治的二元對立,而是科學、政治與民眾的三角較量。脫離了民眾、脫離了復雜網絡的科學是無源之水、缸中心靈;而只有修辭的政治會面臨暴民的統治。只有“復歸科學實踐”,才能找回科學原本的面貌。因此,科學家不僅僅是自己關在實驗室里單槍匹馬探索自然奧秘的孤膽英雄,更是復雜網絡的締造者,與其他行動者、行動素構成集體,無時無刻不處于與其他行動者交互作用的社會網絡之中。因此,“我們應該學會像喜歡政治家一樣喜歡科學家以便最后我們可以從古希臘人的兩項發明——論證與民主——中獲得裨益”。
《潘多拉的希望》出版于1999年,這是“科學大戰”的尾聲。在后現代主義在嚴肅的哲學、科學討論中已經消散、科學大戰遠去的今天,重讀這本書還有什么意義?拉圖爾在2017年接受《科學》雜志采訪時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科學大戰”并不是一場實質戰爭,但我們今天的確處于一場新的科學大戰之中:氣候學家與科學懷疑論者的斗爭。贏得新的科學大戰的秘訣已經因含在這本書中。正如拉圖爾說的,“氣候學家們必須意識到,作為大自然指定代表,他們一直是政治角色,他們是一場難分勝負的戰斗中的士兵。如果科學家們不再認為自己只是參與科學研究而與政治隔絕的人,那么戰局將可能出現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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