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每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會議在德國舉行。歐盟、美國、中國、印度等負責外交和安全事務的高官云集，縱論世界局勢。

按照慣例，會議的組織者在會前發布了一份有關全球形勢的研究報告，題為《共輸？》。“共輸”（lose-lose）與“共贏”（win-win）的說法形成對應，展現了西方戰略界精英對世界失序的悲觀認知。當然，題目中的問號也頗具深意，它試圖促動各方認清挑戰、攜手努力，避免人類社會走向更加糟糕的未來。

曠日持久的烏克蘭危機讓歐洲精英們感到沮喪，巴以沖突的硝煙、紅海區域的危機則令人不得不擔憂沖突升級的可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警告說，整個世界正面臨著事關生死存亡的挑戰，國際社會比過去75年中的任何時候都更加破碎和分裂。

世界很不太平，亞太亦是風云詭譎。

冷戰結束以來，亞太地區享受了長時間的“和平紅利”，這為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然而，近年來大國競爭和地緣政治因素升溫，南海、朝鮮半島等方向的地區熱點問題更趨復雜嚴峻，軍備競賽的陰霾蔽日干云。

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統計，2022年亞洲及大洋洲地區的軍費支出約為5750億美元，較2013年增長45%，這一數額超過歐洲地區同年3450億美元的軍費支出，其占世界軍費支出（22400億美元）的比例為26%。

特別是2022年2月爆發的烏克蘭危機使亞太出現某種“應激反應”。許多亞太國家借此渲染緊張氣氛，推動自身軍事安全政策的重大調整。個別國家更是積極炒作中國崛起帶來的“安全威脅”，明確宣揚“備戰打仗”。

日本軍事大國化

日本尋求突破“專守防衛”原則，通過實施“海外安全援助計劃”等擴展其在亞太地區安全事務中的影響力。

近年來，日本以應對釣魚島和臺灣地區安全危機等為旗號，不斷增加軍費支出。2021財年日本軍費增加7.3%，達到541億美元，占其國內生產總值1.1%，這是1960年以來其軍費占比首次超過1%，也是1972年以來最高年度增幅。

烏克蘭危機發生后，日本岸田政府宣揚“今日烏克蘭，明日東亞”論調，試圖借助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沖突實現軍事政策的全方位變革。

2022年12月，日本通過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以及《防衛力整備計劃》“安保三文件”，標志其長期秉持的“專守防衛”原則發生重大變化。日本政府計劃未來五年內將軍費增至約720億美元，軍費占GDP的比例由1%升至2%。

與此同時，日本不斷發展進攻性軍事能力，從美國大量采購F-35戰機、“戰斧”巡航導彈、電子戰通信系統等先進武器和裝備。它還加強了在西南諸島的軍事部署，通過在潛艇加裝遠程巡航導彈等方式發展“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研發能擊落高超音速導彈的電磁炮等前沿武器。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在臺灣問題上的躁動日益顯著。已故前首相安倍晉三等政客宣揚，烏克蘭悲劇是痛苦的教訓，日本和美國須清楚表明防衛臺灣地區的決心；妄稱“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等同日美同盟有事”。日美兩軍在包括釣魚島在內的西南諸島周邊，圍繞“遠征前沿基地作戰”（EABO）等新作戰理念增強聯演力度，并加大對反導、反潛等演習科目的重視，對華軍事示強意味明顯。

此外，日本持續升級與澳大利亞、印度、菲律賓等國的軍事安全關系，正式增設“海外安全援助計劃”，欲在亞太地區安全事務中從美國的“副警長”變為“共同警長”，軍事大國化的意圖呼之欲出。

2022年1月，日澳簽署《互惠準入協定》，允許兩國軍隊訪問對方國家進行訓練和交換防務裝備，以加強協同作戰能力。日本不斷深化與印度的“特殊全球戰略伙伴關系”，雙方簽署多項軍事合作協定，包括兩國武裝部隊可相互提供物資和服務。日本與菲律賓建立外長和防長“2+2”會晤機制，很可能在今年簽署《互惠準入協定》。日本還謀求深化與英國、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以及北約的軍事安全關系，如與英國聯合研發第六代戰機、北約也有意在日本開設聯絡處。

過去幾十年，日本主要通過“海外發展援助計劃”（ODA）擴展國際影響力，聚焦基礎設施建設等經濟合作。2023年4月，岸田政府推出“海外安全援助計劃”（OSA），有意凸顯其地區安全影響力。菲律賓、馬來西亞、孟加拉、斐濟等成為這一計劃的首批受援國，獲得來自日本的雷達、衛星通訊系統等，以加強其海域和空域的安全感知能力。岸田文雄強調，日本在加強日美同盟的同時，還要與“志同道合國家”深化安保合作，“如同車子的兩個輪子一樣，將兩者同步推動”。

韓國：被低估的軍事力量

與日本相類，近年來，韓國持續擴大軍費支出，與美國加快構建“全球全面戰略同盟關系”，欲在朝鮮半島之外的地區安全事務中扮演更大角色。

文在寅政府時期，韓國軍費支出的年均增幅高達7.4%（李明博和樸槿惠政府時期年均增幅為4-6%），并首次突破50萬億韓元（約400億美元）。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統計數據，2022年韓國軍費支出約為464億美元，占GDP比例為2.7%，全球排名為第九位。

相較于文在寅政府在中美關系問題上的“戰略模糊”，尹錫悅政府展現出明顯的“親美倚美”姿態。2022年5月，韓美宣布將雙邊關系提升為“全球全面戰略同盟關系”。

美國決定終止《美韓導彈指南》，取消對韓國研發的導彈射程和載荷的限制，允許韓國開發中遠程導彈。韓國成功進行潛射彈道導彈、固體燃料火箭等試驗，制定遠程炮攔截系統等研發計劃。尹錫悅政府還有意在韓國增加部署“薩德”系統，擴建導彈基地。韓美成立信息通信技術合作委員會，在網絡戰、電子戰、信息戰方面加強協作。韓國空軍成立空天作戰研究組，與美太空部隊共享相關作戰情報。

與此同時，韓國不斷深化與美國其他盟友之間的軍事安全關系，特別是韓日關系升溫以及美日韓三邊軍事安全和經濟安全協作持續增強。

尹錫悅政府大力炒作朝鮮的“核導威脅”，借助實戰性色彩更強的軍事演習展現強硬應對的姿態。2023年3月，韓美展開五年來的最大規模軍事演習，出動戰略轟炸機等先進武器，涉及聯合登陸作戰、打擊朝鮮關鍵基礎設施等科目。韓國多次派員參加美國主導的“紅旗阿拉斯加”空中聯演、“太平洋先鋒隊”海上軍演、“護身軍刀”海上軍演等。

值得警惕的是，韓國在核政策方面尋求新的突破。美國國防部在2022年《核態勢審議報告》中設想朝鮮使用核武情形，將終結朝鮮政權作為美國核戰略主要目標之一。在此背景下，韓國國內的“擁核論”上升，2023年1月尹錫悅稱“韓國有可能部署戰術核武或自主擁核”，這是自1991年美國從韓國撤出戰略核武器以來，韓國總統首次公開討論以核武器武裝該國。

當前，韓美正加緊落實2023年4月簽署的“華盛頓宣言”，強化“延伸威懾”，提升美國對韓核保護傘的實效。在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建立后，韓國也希望在核動力潛艇方面獲得更大支持，韓國加快研發小型模塊化核反應堆。上述趨勢將對朝鮮半島和亞太地區的核不擴散努力造成負面影響。

澳大利亞擴軍

作為南太平洋地區的重要國家，澳大利亞防務安全戰略的“進攻性”趨于增強，其對大國競爭演變為大國沖突的擔憂加劇，著重提升“拒止性威懾”能力。

近年來，澳大利亞擴大了其對“直接利益區域”的界定。2020 年7月澳大利亞發布《防務戰略更新》報告提出，從印度洋東北部穿過東南亞的海上和陸上區域，到巴布亞新幾內亞及南太平洋地區是澳大利亞的“直接利益區域”，包括澳每年約60％海上貿易涉及的南海地區。

澳大利亞對中國的戰略認知日益消極化。澳方跟隨美國方面鼓噪南海“仲裁裁決”，支持美軍實施“航行自由行動”，誣稱中國在南太平洋地區進行擴張，并借此推動其軍事政策從“前沿防御”向“前沿部署”和“威懾型部署”轉變，尋求所謂“武裝中立”。澳與美國、日本等在南海區域多次舉行聯合海上演習。

在臺灣問題上，一些澳大利亞政客也不再掩飾。2021年 11月，時任澳大利亞國防部長彼得·達頓（Peter Dutton）聲稱，如果美國承諾派兵“保衛臺灣”，澳作為其盟友不參加軍事行動將是“不可想象的”。

與此同時，澳大利亞對戰爭突降的焦慮感日趨明顯。2023年4月，澳大利亞公布《防務戰略評估》報告，稱“美國不再是印太地區的單極領導者”，不斷深化的大國戰略競爭是該地區的決定性特征，這種競爭轉化為重大沖突的風險對澳國家利益構成直接威脅。

該報告還明確提出，在當前的戰略環境之下，澳大利亞以往所設定的10年戰爭預警期已不復存在，需盡快提升備戰水平。2023年度澳軍費支出約為307億美元，占GDP的比例為1.96%，這一比例將在未來幾年升至2%以上。

其《防務戰略更新》《武裝力量態勢規劃》《防務戰略評估》等文件還提出，需全面強化遠程精確打擊能力，擴建澳境內的軍事基地，提升與美國等盟友的互操作性。

一方面，澳大利亞持續增加對美防務采購。如大量購置“戰斧”巡航導彈、AGM-158B增程型聯合空對地巡航導彈，用以裝備“霍巴特”級驅逐艦、F/A-18“大黃蜂”戰機等，大幅增強澳軍遠程打擊能力。它從美國采購EA-18G“咆哮者”電子攻擊機、F-35A戰斗機、P-8反潛巡邏機、阿帕奇直升機、MQ-9B無人機等先進武器。

另一方面，澳大利亞政府斥資數億美元升級其境內的軍事基地，并在達爾文港建設美國出資、商業化運作的戰略軍事燃料儲備設施。它還與美國圍繞防務供應鏈合作簽署相關協議，計劃投資10億澳元建設本土導彈工業體系，在美國支持下生產和裝備精確打擊導彈。

2021年9月，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宣告建立，澳將在美英支持下獲得至少8艘核動力潛艇，三國還就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先進軍事科技展開深入合作。這種新型軍事聯盟對亞太地區安全的長遠影響不容低估，它為北約、“五眼聯盟”等進一步介入亞太安全事務提供了重要接口。

熱點問題或更熱

除了上述國家，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亞等亞太地區國家也增加了軍費開支，并針對智能化作戰等世界軍事變革趨勢，加快推進自身的軍力建設。

在這樣的背景下，亞太地區“傳統的”熱點問題日益升溫。

南海地區的“軍事化”態勢不斷增強。一些國家試圖利用《南海行為準則》達成之前的“窗口期”，加大以法理“索權”、油氣開發和漁業生產“擴權”、島礁擴建與設施部署“固權”為特征的單邊行動。

一些爭端國不斷加強軍力建設。如菲律賓政府實施《國防改革計劃》以及菲律賓武裝部隊的《能力提升計劃》等，從美國購置F-16戰斗機、P-8A型“海神”巡邏機、“響尾蛇”空對空導彈、“魚叉”反艦導彈、“標準-3”型導彈等武器，推進落實菲美《加強防務合作協議》（EDCA），深化與日本、澳大利亞等國的軍事安全關系。

此外，還應警惕朝鮮半島方向的安全危機。近一個時期以來，韓美與朝鮮之間的劍拔弩張之勢不斷加劇。朝鮮方面宣布將在2024年再發射三顆衛星、建造軍用無人機并增強其核武庫。朝鮮領導人公開將韓國定性為“敵對國家”。韓國和美國軍隊則在朝鮮邊境附近進行了聯合戰斗射擊演習，并出動了坦克、高射炮等重型作戰武器。

不具名的美國官員對《紐約時報》表示，朝鮮可能會在未來幾個月對韓國采取致命性的軍事行動。作為美國的知名朝鮮問題專家，中央情報局前分析師羅伯特·卡林 (Robert Carlin) 與核科學家西格弗里德·赫克 (Siegfried Hecker) 聯合撰文警告稱，朝鮮半島當前的局勢比1950年6月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危險。

總之，在大國競爭不斷加劇、烏克蘭危機沖擊全球安全的背景下，亞太地區的安全困境也日益凸顯。多個安全熱點問題呈現交織疊加的效應，主要國家的軍力擴張則加劇了軍備競賽的風險。域內國家對自身安全環境的感知普遍趨于消極，且這類感知不斷相互加強。幾十年的“和平紅利”已經所剩不多。

亞太是中國的“安身立命”之地。如何守護家門口的和平與穩定？這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緊迫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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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明昊，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