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游戲的目標受眾是那些能區(qū)分游戲和現(xiàn)實的玩家。我十分喜歡這種能呈現(xiàn)‘生命之輕’的游戲。”

——小高和剛

如果要評選誰是日本最讓玩家又愛又恨的制作人/編劇，小高和剛也許未必奪魁，但絕對能高居排行榜上方。小高是一位涉足游戲、動畫、漫畫和電影多個領域的跨界創(chuàng)作者，代表作包括《彈丸論破》系列的游戲、動畫和小說。他的作品很受受眾歡迎，但他也時常由于在故事中以各種獵奇方式殺死受歡迎的角色，被玩家在網(wǎng)絡上詛咒辱罵。

小高的代表作《彈丸論破》是名副其實的“死亡游戲”[1]，游戲的故事發(fā)生在一所名為“希望峰學園”的學校里，十余名擁有“超高校級”才能的學生被困其中，并被一只名為“黑白熊”的機器熊強迫參加一場死亡游戲。游戲規(guī)則要求學生們必須互相殘殺，并在有人被謀害后進行“學級裁判”。只有在學級裁判中找出真正的兇手，才能避免被處刑。最終，只有一個人能夠存活并逃出學園。然而，小高和剛對自己的游戲有不同于他人的理解，在和同事兼好友打越鋼太郎的對談中，小高主張自己想做的是推理游戲，選擇“死亡游戲”這個類型只是便宜之舉。他認為死亡游戲中缺乏動機的殺戮，淡化了殺戮這個行為本身所附帶的沉重負擔。有動機的殺戮過于沉重，充滿了負罪感；無動機的殺戮把生命的價值變得很“輕”——“紙片人”的生命是工具，以被殺死為代價承托推理游戲的邏輯前提。利用死亡游戲中的“生命之輕”，小高達成他的創(chuàng)作意愿：“在不好的東西中尋找真正美麗的東西”。換言之就是用工具性的自相殘殺作注腳，來寫作他熱愛的懸疑推理。

雖然小高更重視自己作品中推理懸疑的部分，但對于玩家而言，被小高視為工具的“死亡”確實感動也傷害了大家。作品自身也具有生命力，作品就像孩子一樣，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成長和發(fā)展。正如孩子會脫離父母、樹木會超越土壤，制作人也沒有能力和權力來決定玩家如何接受自己的游戲。《彈丸論破》系列毫無疑問地已經(jīng)突破推理和解謎本身，充滿了生命政治的隱喻。

自相殘殺的主題

《彈丸論破》里的死亡游戲包含了經(jīng)典“大逃殺”（Battle Royale）元素：自相殘殺。除了這一范式的起源《大逃殺》，類似主題也廣泛見于多種類型題材的文藝作品中，尤其以21世紀初為爆發(fā)期，包括小說和電影《大逃殺》、特攝電視劇《假面騎士：龍騎》、游戲《Fate/Stay Night》等。日本學者宇野常寬甚至把知名漫畫和動畫《死亡筆記》也劃歸到帶有大逃殺思想的作品之列，認為大逃殺敘事的興盛，契合了青少年群體意識從碇真嗣向夜神月的轉化。碇真嗣這類的主角因為面對崩壞的社會感到茫然無措，進而選擇自我封閉；夜神月式的角色則從一開始就對這個既不公平也非正義的社會表現(xiàn)出極大的攻擊性。“夜神月”們把社會現(xiàn)狀當作“不合理但無可奈何的客觀存在”對待，試圖以精英主義方式自上而下完成變革。對于“夜神月”們來說，沒有規(guī)則本身也是規(guī)則，那意味著叢林法則，作為“新世界的神”生殺予奪的權力正是來自于此。

宇野常寬把《死亡筆記》主角夜神月視作“00年代”中“決斷主義”的代表。

回到《彈丸論破》，小高和剛在與打越鋼太郎的對談中也曾提及“大逃殺”的議題，二者在這個問題上出現(xiàn)觀點分歧：打越認為，“人類從出生開始，就已經(jīng)進入了大逃殺游戲。死亡游戲把人類最原始的欲望實體化。”小高則表示反對，他認為死亡游戲必須有觀眾和規(guī)則，嬰兒出生之時則沒有，并再次強調自己不想做死亡游戲，而是死亡游戲的設定適合推理。不難看出，二人對大逃殺的理解并不在同一個意義層面：小高在影視和游戲本體上討論大逃殺的敘事范式；打越鋼太郎則更形而上地表達大逃殺的社會隱喻。諷刺的是，小高言行之間的分裂，造就了榮格學說的大勝利——盡管一再聲明自己的創(chuàng)作初心是推理而非死亡游戲，《彈丸論破》還是充滿了大逃殺式隱喻。作品超出了作者的主觀意愿，成為內心無意識投射的鏡子。小高用死亡游戲的外殼，包裹了對人類社會的觀察和批判，讓《彈丸論破》系列不僅是一款優(yōu)秀的推理游戲，也成為深刻的社會寓言。

但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彈丸論破》并非對經(jīng)典大逃殺范式的簡單復制。在典型的大逃殺游戲中，游戲空間會不斷縮小，逼迫玩家互相競爭直到勝利者出現(xiàn)。然而希望峰學園并非如此，學生們所處的環(huán)境甚至可以說是世外桃源般的烏托邦，參與自相殘殺的游戲，在邏輯上是損人不利己的行為。[2]可即使在不殺人也可以活著的情境下，自相殘殺仍然不可避免地發(fā)生。究其原因，是黑白熊以主權權力的暴力性，將避難所轉變?yōu)椤袄鉅顟B(tài)”[3]的孤島，同時也讓世俗意義下應被法律保護的青少年學生變成“赤裸生命”（homo sacer）[4]。《彈丸論破》中死亡游戲的運行機制還內含了生命政治的側面，得益于小高對推理要素的執(zhí)著，游戲中的“學級裁判”環(huán)節(jié)融入了“狼人殺”的機制，為作品增添了獨特的政治博弈內容。

學級裁判中的話語政治

雖然都是通過制造例外狀態(tài)來運作的游戲，狼人殺和大逃殺也有一些不同之處：在大逃殺中，參與者被迫進入一個沒有法律和秩序的空間，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求生；狼人殺參與者雖然也面臨著殺人和被殺的危險，但他們并不完全脫離法律和秩序。吳冠軍把“狼人”描述為“界閾性怪物”，認為狼人“既具有說話能力，同時又制造‘無序’；既身處‘政治狀態(tài)’，卻又按照‘自然狀態(tài)’的邏輯行事”。[5]簡而言之，狼人既能用語言欺騙和影響他人，也能用暴力殺人；既受到規(guī)則限制，也能根據(jù)自己的利益和欲望來行動。這就造成了一種混亂和矛盾的狀態(tài)：既有法律的存在，又有例外的發(fā)生。夜晚是狼人的種族天賦造就的例外狀態(tài)，在黑夜保護下狼人的權力無法制約，超越了任何法律和道德的界限，是一種主權權力的極端表現(xiàn)。可到了白天，狼人就必須隱匿在好人陣營中，所有人可以投票決定處決一個人，主權權力回歸到全體成員手中，也就是回歸到民主的法律狀態(tài)。

《彈丸論破》由大逃殺和狼人殺兩種游戲模式共同構成，前者是日常篇，后者則是學級裁判。日常篇看似愛與和平，但這是源于玩家操控的主角天然豁免于行兇而獨有的特權[6]。對于其他學生而言，日常篇的游戲時間就是兇殺案的謀劃和實施時間，也就是阿甘本筆下“對每個人來說，其他每個人都是赤裸生命和神圣人，因此其他每個人都是狼人”[7]的時間。自相殘殺是前法律的自然狀態(tài)，學級裁判則是基于共同體同盟的話語政治。自然狀態(tài)下的兇手運用體力和智力完成謀殺，話語政治中的學生們則通過話語進行斗爭。學級裁判模擬法庭辯論，由黑白熊擔任法官，學生們既是被告也是陪審團。玩家的任務就是通過搜集證據(jù)和演繹推理，說服同場其他成員。游戲系統(tǒng)中“言刃”和“言彈”也正是對話語政治的隱喻：話語具有子彈和利刃一般的力量，既可以用來刺破偽裝也可以用來中傷他人。如果真兇被找出，他將被黑白熊處刑；如果真兇沒有被找出，所有其他學生都將被處刑，兇手則成為勝利者獲得離開學園的權力。

吊詭的是，“大逃殺”本身就意味著懸置法律，死亡游戲成立的前提就是行兇者的罪行可以被豁免，試想如果死刑依然存在且游戲參與者在獲勝后仍會被起訴故意殺人罪，饑餓游戲的參加者還會有動力投入競爭嗎？《彈丸論破》里的兇手要經(jīng)歷一項其他死亡游戲沒有的流程：在學級裁判中隱藏罪行并嫁禍他人。“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自然狀態(tài)殺戮卻要用法庭來審判，這把黑白熊的法庭變成一場“非法之法”的鬧劇——表面上看似合法，實際上卻違反正義和人權，純粹是用來維護黑白熊專制權力和壓迫學生的工具。故而學級裁判的過程雖然遵照了法庭辯護流程，但它并不是真正的法治，而是一種對法律的嘲弄和濫用，并利用“best story wins”[8]的審判機制來實施投票殺人、諷刺民主主義。

《彈丸論破》與標準狼人殺之間的根本差別，在于兇手并非天生的狼人，而是在故事推進中不斷失去人性后最終屈服于獸性。在故事開始時學生們都還處于法律狀態(tài)下，成長于法治社會的青少年對死亡游戲的第一反應都是拒斥，并為了拒絕自相殘殺而達成共識——大家都不要殺人。與此同時黑白熊定下的游戲規(guī)則卻是自相殘殺至僅剩一人，在此基礎上這個空間圍繞同一目的形成了兩套互斥的共識：為了生存下去而認同/拒絕謀殺。在學級裁判上，以“是否支持行兇”為分界線，參與者劃分為“認同大逃殺”和“否定大逃殺”二者。前者包括黑白熊和兇手，后者則是其他學生，且隨著每一輪審判的推進，后者不斷轉化為前者，“愛與和平”的愿望不斷被“競爭取勝”吞噬。

總而言之，《彈丸論破》是狼人殺與大逃殺模式的交替：在日常篇學生們進入“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法律之外”空間，大逃殺游戲在此空間內得以進行；而隨著死者出現(xiàn)、調查時間結束，學級裁判的開始又意味著“法律”重新生效，人可以通過“法律”制裁非人。[9]如果說狼人殺是人和非人之間的博弈，那《彈丸論破》則描繪了人向非人的轉化：學生一旦認同了黑白熊的邏輯，加入到自相殘殺的游戲中，人就成了狼人。在日常篇，非人的謀殺行為破壞了共同體規(guī)則；在進入學級裁判流程后，非人的兇手又會從赤裸生命的剝奪者轉變?yōu)槌嗦闵旧恚驗楣餐w的票選被殺死。全員投票殺人既是民主權利的體現(xiàn)，也是一種死亡政治。換言之，兇手既與黑白熊合謀制造赤裸生命，也終將在黑白熊的規(guī)則下淪為赤裸生命。

“力量”與“權力”：黑白熊何以掌握生殺大權

前文反復提到的黑白熊，是《彈丸論破》系列中的關鍵角色，自稱希望之峰學園的“校長”，也是整個自相殘殺游戲的執(zhí)行者。它是一只黑白相間玩偶，白色側是可愛的玩偶熊造型，黑色側露出兇惡的眼神和獠牙。黑白熊的出場方式常充滿超現(xiàn)實主義黑色幽默，伴隨著詭譎的背景音樂唐突跳入畫面中，用咧嘴獰笑的表情講出挑戰(zhàn)人倫法律的話語。它性格極其惡劣，喜歡挑撥離間、制造混亂，并以學生們的絕望為樂，經(jīng)常用各種手段來激怒學生，促使他們自相殘殺。黑白熊類似狼人殺里的“法官”，但卻是一個“狼人化”的法官。它雖然是死亡游戲之外的審判者，卻并不像狼人殺的法官一樣處于中立位置，而是孜孜不倦地誘使“人”變成“狼”。如果說既能說話又嗜血的狼人、是一種“界閾性怪物”，那么黑白熊就是界閾性怪物的制造者。

希望峰學園的“校長”黑白熊

黑白熊掌握生殺大權，一方面依靠強大的武力（force）。例如，在《新彈丸論破V3》序章中，黑白熊把所有學生召集到體育場，宣布死亡游戲的規(guī)則，遭到了學生們的反抗。為了迫使他們服從，黑白熊召喚出高機動人型兵器“放浪鐵金剛”，用暴力和威脅鎮(zhèn)壓了反叛者。但正如吳冠軍在文章中所說，智人僅憑自然性的武力只能處于自然界食物鏈的中端，是政治性的權力（power）讓智人后代登上了食物鏈的頂端。黑白熊真正成為“校長”的原因，是對規(guī)則的操縱和隱瞞。故事中，學生們智取了“放浪鐵金剛”的控制權，暫時打破了黑白熊的技術壟斷。而黑白熊卻通過對規(guī)則的控制，依舊凌駕于游戲之上。

黑白熊對規(guī)則的控制，賦予了它對生命進行區(qū)分和控制的權力技術。它把自然生命（zoē）和政治生命（bios）分離后再連接，先把自然生命排除在法律的保護之外，使之成為赤裸生命，然后又把政治生命納入到“法律”規(guī)范之中，使學生成為投票殺人的主體。這是一種生命政治的操弄，是一種后現(xiàn)代主義的荒誕虛無，而不是阿甘本、福柯和施密特等哲學家、法學家所論述的政治決策。黑白熊的“法律”并沒有經(jīng)過正常的法律程序或民主協(xié)商，而是單方面地強加給學生，并用威權鎮(zhèn)壓反對意見。它的規(guī)則也不是為了實現(xiàn)公共利益或正義，而是為了滿足江之島盾子散播絕望的欲望。它先否定了人倫常理，又用反倫理的“法律”規(guī)范建立了虛偽的民主共同體，利用這個共同體來“合法”殘害那些屈服于威壓而淪為兇手的學生。

簡而言之，黑白熊在一個法律被懸置的世界里創(chuàng)造了新的“法律”，并利用封閉的學校這個極端特殊的空間，導致了例外狀態(tài)，把學生們變成了赤裸生命。黑白熊暫停了正常的社會秩序和道德規(guī)范，創(chuàng)造了一個沒有法律和秩序的空間，以此實現(xiàn)了只能存在于法律之外的殺人游戲，并用扭曲的“法律”對自然狀態(tài)下的兇手進行審判。這種例外狀態(tài)是一種急劇膨脹、無法制約、無法質疑的權力，是主權權力的極端表現(xiàn)。它無限放大了主權權力中的暴力性側面，壓抑了它的公共性價值。

“全都是民主主義的錯”：殘酷的共同體暴力

與話語政治和主權權力相連接的另一個命題，是病態(tài)結構下民主主義的失效。《新彈丸論破V3》的赤松楓之死是“話語政治”災難的縮影：民主協(xié)商的話語政治有效運行的前提是公平、開放和誠實的話語環(huán)境，當話語被嚴格限制，民主協(xié)商就失去了力量。更糟糕的是，如果話語的規(guī)則被隱秘地操控扭曲，那話語政治可能導致的災難就越發(fā)殘忍可怕。在游戲最后一章的學級裁判中事實被揭露——赤松楓其實殺人未遂，是編劇的“化身”、游戲規(guī)則的維護者白銀紡為了保證自相殘殺能夠執(zhí)行下去，代替赤松楓完成了謀殺。在這種情況下，共同體的“民主”投票因為結構性錯誤而犯下新的謀殺，也成為一場公開的私刑審判。《彈丸論破》用極端的方式展示了民主主義的悖論和危機：民主主義的本質是讓人民擁有話語權和選擇權，但如果權力和自由都被粉飾并控制，那民主主義就會變成一場暴政的狂歡。

在游戲流程中，黑白熊仔之一的黑白之介會突然爆發(fā)出無厘頭的怒吼：“全都是民主主義的錯”，營造出強烈的荒誕感。

赤松楓冤死的結局雖然讓諸多玩家憤怒，但也在為卷入自相殘殺、互相傷害的人們開脫——錯的不是他們，而是規(guī)則本身。即使赤松楓“消滅主謀”的計劃漏洞百出，代表規(guī)則的“編劇”仍然會跳入到故事中替代她完成謀殺，迫使自相殘殺的齒輪持續(xù)轉動。政治哲學把狼人行兇的“夜晚”視為共同體秩序的例外狀態(tài)，“白晝”是共同體秩序生效的法律狀態(tài)。而游戲則隱喻揭露了“白晝”的殘酷——即使在法律規(guī)則之內，你死我活的競爭仍然以變種形式控制著我們的生活。

如果小高所言非虛：《彈丸論破》的靈感從一開始就是為了用不那么嚴肅的方式對待謀殺，在此基礎上設計出一款推理游戲。那么我們可以說：《彈丸論破》的深刻社會寓言是一場美麗的巧合。小高對死亡工具性地使用，是他被玩家怨恨的重要原因：工具性的使用死亡，則生命是輕的；可與此同時，小高又擅長塑造性格鮮明、惹人喜歡的角色，故而對于玩家來說，角色生命是重的。輕與重之間的張力共同形塑了玩家游玩時的痛感體驗，即愛的沉重被輕的死亡消解了意義，“重”渴望抵抗“輕”的瓦解。由此我們也不難理解《新彈丸論破V3》發(fā)售后玩家的怒火——在系列最后一部作品中，小高借“編劇”白銀紡之口主張：“《彈丸論破》是虛構的作品，你們不過是虛構的角色”，徹底否決了整個系列所有角色的“分量”。玩家歇斯底里地試圖論證“希望峰學園確實存在過”，未必是虛實不分的精神錯亂癥，也是在輕如鴻毛的生命意義中尋找能讓自己腳踏實地的“重量”。

文內注釋：

[1] 死亡游戲（Death Game）指一群人被困在一個特定的場所，被迫參加一系列的游戲或挑戰(zhàn)，而失敗者將會被處死。死亡游戲的題材在文學、電影、游戲等領域都很常見。

[2] 在第一代游戲的故事中，希望峰學園78期超高校級學生（即第一代的主角們）自發(fā)把學校改造為與世隔絕的避難所，并在里面度過了一年快樂平靜的時光，直到被洗腦失去記憶，重新收到黑白熊的入學通知；《新彈丸論破V3》里甚至直接表明學園內飲食等生活保障穩(wěn)定供應，還有影音室、圖書館、琴房等文化娛樂設施。

[3] “例外狀態(tài)”是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政治哲學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是一種政治現(xiàn)象，指的是在某些緊急或危機的情況下，主權權力暫停或廢除正常的法律秩序，創(chuàng)造一個沒有法律和秩序的空間，把某些生命排除在法律的保護之外，使之成為“赤裸生命”。

[4] “赤裸生命”是指被剝奪了政治和法律保護的生命，是純粹的生物性存在。赤裸生命處于政治和自然之間的灰色地帶，既不屬于政治領域，也不屬于自然領域。阿甘本認為，赤裸生命是現(xiàn)代政治權力的產(chǎn)物。在主權權力的邏輯下，主權者可以決定哪些生命值得保護，哪些生命可以被犧牲。在例外狀態(tài)下，主權者可以暫停法律，將某些人置于赤裸生命的境地。關于“例外狀態(tài)”和“赤裸生命”的更多解釋，可以參考阿甘本的著作《神圣人：至高權力與赤裸生命》、汪民安的文章《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三個層面上的“赤裸生命”有何不同》、研討會文章綜述《阿甘本的例外狀態(tài)、潛能性、赤裸生命等這些概念是怎么來的》，以及其他對阿甘本思想的解讀。

[5] 吳冠軍.話語政治與死亡政治——“狼人殺”與政治哲學[J].南京社會科學,2018(03):44-51.

[6] 《彈丸論破V3》第一章中改變了該設定，玩家操作的角色赤松楓在第一章的學級裁判中被判定為兇手，只是在游戲過程中利用文字游戲隱去了她的行兇過程。這引起了玩家群體間很大聲量的反對，甚至可以被視為是以敘述詭計之名行主角欺詐之實。

[7] 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權力與赤裸生命》，吳冠軍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

[8] “best story wins”（最好的故事獲勝）的說法通常用來描述法庭審判中的一種現(xiàn)象，即勝訴的一方往往是能夠講述最具說服力的故事的一方。這意味著，案件的事實真相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而更重要的是誰能夠將自己的故事更有效地呈現(xiàn)給法官或陪審團。

[9] 這里提及的“法律”是學級裁判規(guī)則下被扭曲的法律，而不是常識中用于維護公共利益和自由人權的法律，故用“法律”加以區(q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