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鶴子：她的登場，震撼了上個世紀的女性主義

2024-02-21 15:55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近年來，有關女性的身份想象正在被前所未有地重塑。“她”的意象不再溫馴、內隱、軟弱，取而代之的是一路高歌的大女主敘事，振臂高呼著清醒、獨立與自由。

《請回答1988》劇照

身為女性，的確需要這樣昂揚向上的自我意象，以抵抗她們在父權文化中長期遭到貶低與矮化的境遇。與此同時，這樣的身份想象也呼應了一種理想的女性范式，無數個“她”將其作為共同的愿景，集結、凝聚成了一個緊密的團體。

然而，這樣的做法卻可能會遭到批判。

著名的后現代女性主義學者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別麻煩》一書中大膽宣告女性主體已死：女性身份不再需要被建構與定義，因為其根本“并不存在”；由此，基于女性身份而建立起的姐妹情誼（Sisterhood）也“毫無根據”。

巴特勒對于性別研究領域的影響力不容小覷。此番極具顛覆性的言論一出，立即引發了軒然大波。對此，上野千鶴子評價道：巴特勒的登場，震撼了女性主義。

朱迪斯·巴特勒

在《置身時代的社會理論》一書中，作者史蒂文·塞德曼詳盡地梳理了巴特勒的后現代女性主義理論。他指出，這一看似悲觀而激進的觀點實際上打破了20世紀90年代的女性主義所處的困境，并開辟了一條全新的路徑，為僵死的局面注入永不枯竭的活力。她試圖顛覆已有的二元性別論，并重新構想一種社會變革的形式。

以下內容選自史蒂文·塞德曼《置身時代的社會理論》，有刪節

后現代女性主義：

朱迪斯 · 巴特勒

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女性主義變得非常紛亂。女性中心論的女性主義者主張共同的女性身份和政治，仍然是一股強有力的存在。但是，新的女性主義身份已經凸顯：有色人種女性、工人階級女性、施虐受虐女同性戀者（sadomasochistic lesbians）和后殖民女性。她們抨擊女性中心論的女性主義者，指其秉持的是一種歐洲中心論的、中產階級的、異性戀的白人的觀點。到90年代初，世人聽到了一種新的思想之聲：后現代女性主義。

后現代女權主義者對女性運動的核心前提提出了廣泛的挑戰，即所謂“女性”指的是構成女性主義知識和政治必要基礎的某種共同本質或共同身份。她們對訴諸“女性”作為女性運動的基礎提出了質疑，理由是這一概念并非統合連貫，排斥了某些女性，并創造了有關好女人的規范。

“第一波女權運動”

何謂“女性”，本就是個無解的難題

后現代女性主義者斷言，性別身份并非限定不變，無論是被自然所限定還是被社會所限定。并不存在什么基于共同的心理傾向、文化價值觀或社會定位的核心性別身份，能干凈利落地區分女性與男性。

性別總是具有多重的意義，彼此沖突，變動不居；它是一個爆發持續不斷的社會沖突的場所。后現代女性主義者沒有訴諸有關女性或女性性別認同之類的純粹觀念來組織知識和政治，而是傾向于使用多重認同范疇，例如白人、中產階級、異性戀、21世紀女性。歸根結底，是實踐的、智識的或政治的原因，決定了哪些范疇的認同將被包括在內和排除在外。因此，后現代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主義知識和政治的多重性和不穩定性是無法避免的。

后現代女性主義經常借鑒后結構主義思路，將語言作為一種符號系統，其統合性取決于內部差異關系。

由此觀之，“女性”只有在某個特定語言系統中，在與“男性”的對比關系中，才能獲得意義。符號的意義，包括女性和男性的意義，是不穩定的、多聲部的，并且存在爭議。

女性主義符號性人物大法官金斯伯格紀錄片海報

由于個體在社會等級秩序的多個軸線（性別、階級、種族、性相）上有不同的定位，性別的意義會各見其異，而符號也會表現出意義的冗余。此外，女性和男性的符號都將充當爆發社會沖突的場所，以至于性別成為社會分層的軸線之一。例如，將女性定義為富于直覺、長于養育和充滿母性，而男性則被描述為講求理性、自我導向和目標導向，就會將女性定位于社會從屬角色，例如看護、支持和服務職能。從后結構主義的立場來看，性別身份作為意義和論爭的場所，不穩定，多變化。想要一勞永逸地限定性別身份的努力，被視為具有政治性。

女性主義，亦會跌落父權的陷阱

后現代女性主義最具原創性和說服力的闡述來自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別麻煩》一書中，巴特勒打算破壞訴諸女人作為女性主義理論和政治的可靠基礎的可信度。她堅持認為，所謂女人分享一種共同的性別身份，這樣的想法可能為女權主義賦了能，但也錯誤表征了女人的生活，限制了性別政治的可能性。

《性別麻煩》英文版

事實上，巴特勒呼吁人們注意，女性主義是如何在無意中強化了它經常批評的二元性別秩序。

盡管女性的生活各不相同，但女性主義者設定存在一種統合性的性別身份。不僅如此，要想促進女性在政治上的賦權（empowerment），也似乎有必要將女性作為歷史和知識的主體。巴特勒并不否認，基于女性被不可見和被剝奪權力的歷史，部署女性這一范疇，自有其政治價值。

女性主義似乎陷入了兩難境地。

一方面，顯然有必要訴諸女性這一范疇來抵制男性的支配。但另一方面，每次訴諸“女性”，每次嘗試具體說明女性性別身份的意義，都會產生排斥某些女性并剝奪其權力的效應。

核心性別身份的觀念是現代西方社會的基礎。這不僅是女性主義者的設定，而且是捍衛女性特質身份和男性特質身份這種二元對立觀念的男性和女性的設定。

將男人和女人視為兩種獨立的、對立的人類類型，這種觀點被習俗和法律如此強有力地推行，以至于這種信念意味著一種無意識的政治力量在起作用。根據巴特勒的解釋，這種強制生產二元性別秩序的無意識迫力，就是強制性異性戀系統。它將人類變成兩種互為對立的性別類型，每種類型都有其獨特的身體、心理和社會本質，并且每一類型都被想象為沒有對方，自身也不完整，從而使異性戀系統自然化、規范化/正?；?。將二元性別秩序與男性支配的異性戀體制聯系起來，為巴特勒提供了一種針對性別政治和性政治的批判立場。

女性主義者和非女性主義者都可能對社會力量和自然力量在生產性別方面的相對重要性提出異議，并在性別等級秩序的合法性方面存在分歧，但對于人性分為兩種互為對立的人類類型，即女人和男人這一信念，直到最近，幾乎沒有分歧。女性主義者力圖說明女人和男人如何以一種延續男性支配的方式成為女性和男性。盡管女性主義奉行批判性政治，但它卻卷入了對它原本希望改變或廢除的二元性別秩序本身的維護。

后現代女性主義：

性別是操演，是嬉戲

巴特勒認為，女性主義必須放棄核心性別身份這一觀念。訴諸女性統一身份，不僅有失統合連貫，而且無意中助長了二元性別秩序和強制性異性戀制度的再生產。巴特勒沒有去勾繪作為統一性別化自我的“女性 ”和“男性”的社會生產過程，而是提出，我們將性別想象成一種容易遭到顛覆和破壞的展演（performance）。

巴特勒沒有將性別描述為驅動行為的自我的內在核心，而是顛倒了這種意象：性別是一種習得的情境性展演，其戲劇效應是有關某種內在性別化自我的幻覺。

手繪版《性別麻煩》

巴特勒提出了一套性別展演理論。自然和社會都不會生產出核心性別化自我，如果我們指的是女性和男性生活的有組織的心理核心。將女性和男性視為相互對立的統一自我的想法，是我們重復的性別展演造成的幻覺。

就像我們學會結合情境使用語言一樣，我們也學會了如何以女性或男性自居來“行動”。通過模仿，獎懲體系，以及我們對文化慣例和語言慣例的掌握，我們學會了對我們的身體和姿勢、著裝、走路和說話進行風格化處理，并使用修飾和語法將自己投射為女性或男性。如果我們的身體表面表現出男性特質和女性特質的刻板印象化特征，我們的行為就被視為表達出我們本真的性別化自我。然而，并沒有什么真實的自我來指導我們的行為。

巴特勒將戲仿（parody）視為性別顛覆的關鍵策略。她將“變裝”（drag）稱為其顛覆潛力的典范，因為易裝（cross-dressing）突出了解剖意義上的性與性別身份之間的脫節，巴特勒認為，這揭示了性別的社會性和模仿性。性別顛覆旨在使身體、性、性別和性相去自然化，以揭示其社會建構和政治建構。后結構主義頌揚游戲和抵抗，視之為顛覆，巴特勒同聲呼應。

巴特勒并不打算用意在顛覆身份的政治來取代爭取社會平等的女性主義政治。她的性別展演理論旨在替換到作為女性主義政治的基礎的“女性”。如果自我是在行事本身中產生的，如果沒有“行事背后的行事者”，女性主義就不能主張一個統一的身份，即“女性”，并以這種身份的名義言說和行事。對作為一種身份范疇的女性進行解構，并不意味著廢除“女性”，而是使這一范疇持續開放以供論爭，開放給新的社會部署和政治部署：

“

我會主張……‘身份’作為出發點，永遠不能成為女性主義政治運動的堅實基礎。身份范疇……始終是規范性的，因此是排他性的。這并不是說不應該使用‘女性’這個詞……相反，如果女性主義預先設定，‘女性’指稱著一個無法指稱的差異領域，一個不可能……用一個描述性的身份范疇來概括的領域，那么這個詞就變成了一個持續開放的場所……因此，解構女性主義的研究對象，并不是抨擊它的使用，相反，是要將這個詞釋放到具有多重意指（significations）的未來，……讓它成為一處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意義的場所。

”

使女性成為意義相互沖突的場所，為政治創造了新的可能性。例如，巴特勒自己拆分了性和性別，又架通了性相與性別，這種惹人爭議的做法創造了潛在的新的社會聯盟，比如在女性主義者、女同性戀者和男同性戀者之間，在女性主義者和圍繞身體規范奮爭的性激進分子或性少數群體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