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 | 政邦智庫理事長

那三年結束以后，與外界的交往一下子多了起來，過去的一年，我帶隊調研、參加會議、培訓授課、策劃活動……連軸轉，忙碌的罅隙，也發現關于智庫認知的兩個“出乎意料”：

第一個“出乎意料”，是原來還有不少人不知道“智庫”是干什么的，甚至有些人沒聽說過“智庫”。

另一個“出乎意料”，是不少人一直以為“智庫”就是關心國家大事，關注中央政策，談論國際關系，與個人生活沒什么關系。

不過，細想一下，也很正常。一來智庫不像媒體，并非面向大眾，更多的是定向服務，精準服務，定制服務，直接為機構服務，間接為大眾服務；二來，就智庫的發展來看，進入“快車道”也是最近十年左右的事情，距離所謂的“思想市場”還任重道遠，智庫的產品與服務更多的還是對接“組織”，很少直接連接個人。

盡管如此，從趨勢看，智庫在未來社會生活中肯定會越來越活躍，也會被更多的人所熟知。

前不久，去杭州出差調研，期間，拜訪了一位我所尊敬的出版人。談話間，她忙著用手機溝通。她解釋說，請一位朋友幫忙，開車給自己家鄉的村子送了十六箱藏書，她在溝通具體對接事宜。

這件事情我比較感興趣，就多聊了幾句。一年前，我和北京三元的首席科學家陳歷俊博士交流，他也談到自己家里的藏書巨多，想捐出一部分，讓我給出個主意，如何才能讓這些書發揮更大作用？

四年前，我去陳平原、夏曉虹兩位老師家里拜訪，看到他們的藏書鋪天蓋地，他們也在考慮，如何給家鄉、母校捐贈一部分藏書。

十幾年前，我在撰寫《北京城的守望者：侯仁之傳》的時候，得知侯仁之先生和夫人張瑋瑛女士向北京大學圖書館捐贈了他們的私人藏書(包括地圖、期刊和資料等)，設立了“侯仁之圖書館”。這也是一種處理私人藏書的方式。

這既是“一件事”，更是“一類事”。包括身邊的一些讀書人朋友，都會先后面臨這個問題，私人藏書如果有意捐出，如何才能發揮最大作用？我也給朋友們出了不少“點子”，建議大家用“智庫思維”去做這個事情。

朋友說，你這幾年做智庫風生水起，用你說的“智庫思維”，有什么高見？

什么是“智庫思維”？不少研究者也提到這個問題，見解五花八門：戰略思維、理論思維、政策思維、辯證思維、數據思維、國際思維、聚焦思維、實踐思維……這些都有其道理，但是，對個人而言呢？對日常生活而言呢？我的理解是：

“智庫思維”，首先在決策思維。智庫，也稱思想庫，本為決策服務，提供決策咨詢，決策思維應成為第一思維。一件事情，該不該做，要不要做，能不能做，如何定向，如何定位，如何定義，都屬決策范疇。“決策”，不僅僅是具體的機構與崗位，更是抽象意義的決策科學。其核心價值體現在思想力，而思想力則表現為決策力。一般認為，智庫排名有幾個重要組成因素，決策影響力、輿論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專業影響力和國際影響力等，“決策影響力”處于首要位置。

“智庫思維”，核心在謀略思維。為決策服務，有時候是建言獻策，咨政輔政；有時候是把脈現狀，發現癥結；有時候是預測趨勢，預期管理；有時候是解決問題，提供方案。凡此種種，都要遠籌謀劃，策劃設計。“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各有考量；上等策、中等策、下等策，皆有思慮。

“智庫思維”，關鍵在有效思維。智庫的介入，并非僅僅是提提意見而已，如果想要真正發揮作用，體現價值，就要從“效果”入手，從“目標”倒推方法，從“效果”倒逼管理，置身事內，置身現場，直面問題，深挖痛點，向問題尋找答案，向實踐尋求效果。

基于“智庫思維”，我給朋友提出了一系列問題：捐贈私人藏書的目的是什么？是一次性捐贈還是連續性捐贈？是一個人捐贈還是計劃發動更多人捐贈？接受捐贈的單位如何對接，如何保管，如何利用？受贈點是否有閱讀氛圍基礎，如果有，如何融入？如果沒有，如何引導？這個圖書室如何運營？相關費用、相關人員從何而來？如何吸納志愿者參與？基于圖書室，是否可以拓展一系列文化活動？等等。

總之，智庫應用無所不在，智庫思維不所不包。如何規范（比如如何簽署捐贈協議）、如何運營管理、如何有效合作、如何持續推進，都可用“智庫思維”去思考。

“智庫”沒有那么玄乎，“智庫思維”也沒有那么復雜，適時導入“智庫思維”，也能給日常生活帶來更多的啟示與借鑒。（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