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說歷史是一面鏡子。實際上，鏡子也是一段凝固的歷史，沉默而凝重。大默如雷，大象無形。透過一面面鏡子，看到的是故都洛陽變幻無常的歷史風云。在70余年的田野考古發掘中，洛陽地區出土銅鏡大約3000面，已發表的銅鏡資料數量較多，需要進一步整合。銅鏡出土范圍廣泛，包括洛陽市區及所轄的九縣六區，涵蓋洛陽東周王城遺址、漢魏洛陽故城遺址、隋唐洛陽城遺址及邙山墓區。洛陽出土銅鏡上的龍紋，見于戰國至宋元時期的鏡背。其時代跨度較大，種類豐富，形象生動，可謂地不愛寶，神龍隱見。

戰國逐鹿

戰國時期，風起云涌，群雄并起。洛陽貴為天子之都，聚百工于宮廷，制作了大批王室重器，盡顯皇家奢華，其中不乏工藝超常、精美絕倫的鏡鑒佳作，如金銀錯狩獵鏡、嵌玉琉璃鏡、鑲嵌琉璃珠六山鏡等，代表了戰國銅鏡制作的最高水平。戰國銅鏡主要出土于洛陽東周王城遺址及北郊邙山一帶的墓葬中。出土數量雖少，但珍品仍存，如鑲嵌料珠琉璃珠包金箔四山鏡、鑲嵌琉璃珠六山鏡、貼金銀箔四獸透雕鏡、花枝透雕鏡等特種工藝鏡。

1927-1931年，傳洛陽金村戰國墓中出土的龍紋鏡包括一般工藝鏡與特種工藝鏡。一般工藝鏡有現藏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圖一）、日本永青文庫的三龍十二連弧紋鏡，龍首昂起，短角后伸，呈顧盼之姿，兩足而行，雙翼回轉。

圖一 傳洛陽金村戰國墓出土三龍十二連弧紋鏡（霍宏偉、史家珍主編：《洛鏡銅華：洛陽銅鏡發現與研究》上冊，圖8，科學出版社，2013年）

特種工藝鏡有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錯金銀六龍鏡、納爾遜-阿金斯藝術博物館藏透雕四龍鏡、日本兵庫縣西宮市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兩面彩繪透雕三龍鏡（圖二）。其設計巧妙，布局妥帖，造型獨特，工藝制作復雜程度超出今人的想像，堪稱洛陽戰國銅鏡之精華。1988年，洛陽市西工區第一百貨公司戰國墓出土一面透雕四龍鏡亦為精品（圖三）。以柿蒂紋鈕座為中心，兩側各置一組兩條龍紋，瞋目張口，龍角卷起，S形身軀，與山東博物館展出濟寧梁山銀山出土透雕八龍鏡上的龍紋造型相同。洛陽戰國銅鏡上龍紋特點，整個身軀為蛇形，大多有龍角，張口，長尾略卷。

圖二 傳洛陽金村戰國墓彩繪透雕三龍鏡（《洛鏡銅華》上冊，圖25）

圖三 洛陽西工區第一百貨公司戰國墓透雕四龍鏡（《洛鏡銅華》上冊，圖29）

大漢如風

西漢時期，洛陽為河南郡的治所。新莽之際，為新室東都。東漢光武帝劉秀一統天下，定國都于洛陽。漢鏡名品薈萃，種類繁多，如草葉紋鏡、星云鏡、日光鏡、昭明鏡、銅華鏡、博局鏡、神獸鏡等兩漢時期銅鏡，讓我們感受到了“大風起兮云飛揚”的漢家豪情。兩漢銅鏡在漢魏洛陽故城遺址、漢河南縣城遺址周邊區域的墓葬中發現數量巨大，田野考古資料發表較多，科學性強，具有斷代標尺意義，以1952-1953年洛陽燒溝漢墓出土118面、1957-1958年洛陽西郊漢墓出土175面銅鏡最具代表性。

屬于西漢早中期的龍紋鏡，有洛陽偃師博物館藏四乳雙龍鏡、1958年洛陽金谷園8號西漢墓出土雙龍雙鳳鏡（圖四）、洛陽CM1883號西漢墓出土四龍四璧紋鏡、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長相思四龍鏡。這一時期的龍形如同長角帶足的細蛇，屈曲回環，頗具陰柔之美。即使是1996年洛陽車站公安分局宿舍樓267號新莽墓出土西漢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四神博局鏡上的青龍，其身軀還是婀娜多姿的蛇形。而洛陽燒溝西漢晚期墓一式四神博局鏡、四式四乳龍虎鏡上龍的身姿已是獸形，昂首揚尾，呈奔跑狀。

圖四 洛陽金谷園8號西漢墓雙龍雙鳳鏡（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及至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四神博局鏡盛行，銅鏡制作質量提高，出現諸多上乘佳作。作為四神之一的青龍形象，造型各異，體態多姿，為今人提供了大量可視化的神龍雄姿。如1955年洛陽澗西區東方紅拖拉機石4號西漢墓出土尚方博局鏡上的青龍，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尚方博局鏡上的青龍，1953年洛陽燒溝1023號東漢早期墓（圖五）與燒溝104號墓銅鏡上的龍紋，雖然在鏡上所占面積較小，形象不甚突出，但若仔細品味，漢代匠師以線造型，簡約而具神韻，青龍動人之姿躍然鏡上，可圈可點。

圖五 洛陽燒溝1023號東漢早期墓尚方四神博局鏡（《洛鏡銅華》上冊，圖100）

另有新莽時期的四乳四神鏡亦可稱道。例如，1992-1993年洛陽玻璃纖維廠宿舍樓工地461號新莽墓出土四乳四神鏡、洛陽西郊3079號新莽墓出土七乳四神鏡上的青龍，呈現S形的身軀，四肢用簡化的線條勾勒出來，極簡而動人。

東漢中晚期，龍虎鏡成為當時人的新寵。如1956年洛陽儲運站鐵路線18號東漢墓出土位至三公龍虎鏡（圖六），1954年洛陽防洪渠80號東漢墓、1986年洛陽新安縣城關鎮東揚嶺王園村、1988年偃師南蔡莊石橋村三地出土龍虎錢紋鏡。后一類鏡上一龍一虎夾鈕相峙，鏡鈕上方一枚圓形方孔錢紋赫然出現于龍虎之間，鈕下略見后肢與曲尾。

圖六 洛陽儲運站鐵路線18號東漢墓位至三公龍虎鏡（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晉承漢韻

魏晉北朝成為漢唐巔峰之間的低谷。曹魏、西晉、北魏諸代皆以洛陽為國都，在城中上演了一幕幕歷史大戲，折射于銅鏡之上的只是一個個王朝模糊的背影。在洛陽出土的魏晉北朝銅鏡中，曹魏、北魏銅鏡可謂鳳毛麟角，大多為四乳鏡、三虎鏡、四葉八鳳鏡等西晉銅鏡，尤其以位至三公夔鳳鏡數量最多。魏晉北朝銅鏡出土地大多位于漢魏洛陽故城遺址、晉河南縣城遺址周圍的墓葬中。曹魏、北魏墓隨葬銅鏡數量極少，西晉墓發現銅鏡相對較多，甚至出現一墓放置3至6面銅鏡的現象。

東漢流行的龍虎鏡類，在洛陽西晉墓仍有發現。如1956年洛陽澗西礦山機械廠23號西晉墓出土龍虎鏡（圖七），紋飾布局與表現手法沿襲了東漢龍虎鏡的特點，并在此基礎上演化出了新的鏡類三虎鏡。

圖七 洛陽澗西區東方紅拖拉機廠23號西晉墓龍虎鏡（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位至三公夔鳳鏡在洛陽盛極一時，應是當時人追捧的對象，與其風格近似的位至三公夔龍鏡卻是少見，如1955年洛陽澗西礦山機械廠宿舍3號西晉墓出土的一面夔龍鏡，在鏡鈕兩側各飾一條夔龍紋，布局為太極圖式，頭部呈圓形，眼、口、角以點、線來表現，身形為S形卷曲（圖八），圖案化的處理方式顯示出更多的裝飾意味。2007年，在洛南新區唐城御府小區西晉墓中亦出一面紋飾近似的夔龍鏡。

圖八 洛陽澗西區礦山機械廠宿舍3號西晉墓夔龍鏡拓本（《洛鏡銅華》上冊，圖174）

實際上，此類夔龍鏡應是源于東漢的君宜高官夔龍鏡。洛陽燒溝120號東漢早中期墓出土一面君宜高官夔龍鏡，與上述西晉位至三公夔龍鏡背面構圖、紋飾造型相似，較為復雜，西晉鏡對其紋飾進行了簡化，將銘文內容由兩列“君宜高官”八字改作“位至三公”四字。

李唐壯闊

曲折動蕩的魏晉北朝之后，迎來了一個國力強盛的隋唐時期。隋煬帝遷都，唐太宗營建洛陽宮，武則天宅京神都，洛陽再次成為鼎盛王朝的都城。洛陽出土隋唐五代銅鏡數量眾多，尤其以唐鏡最具代表性。映襯在唐鏡背面的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各類紋飾，瑞獸葡萄鏡、鸞鳥瑞獸鏡、雀繞花枝鏡、雙鸞銜綬鏡、人物鏡等彰顯著大唐盛世的氣度與榮耀。這一時期銅鏡一般見于隋唐洛陽城遺址及其周邊地區，特別是在城郊一帶清理了大批唐墓，積累了豐富的田野發掘資料。墓內隨葬銅鏡類型多樣，螺鈿鏡、金銀平脫鏡、銀背鏡等反映了唐代高超的工藝制作水平。偃師杏園唐代紀年墓出土的50面銅鏡，為唐鏡分期編年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這一時期，鏡上龍紋呈現出與眾不同的特點。如洛陽郊區龐家溝出土一面隋代四神十二生肖鏡，內區四神中的龍首昂起，尖吻突出，青龍的體勢更加修長，肩生翼翅，四肢強健，呈行走狀，前后有祥云襯托。外區十二生肖中的辰龍與巳蛇為鄰，立姿，空間狹小，故以簡化、概括的形式來表現其身姿（圖九）。

圖九 洛陽龐家溝出土隋四神十二生肖鏡（《中國青銅器全集》16卷《銅鏡》圖100）

初唐鏡以2001年洛陽偃師杜樓磚廠唐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崔大義及妻李夫人合葬墓出土四神十二生肖鏡為代表。自龍首、細頸至前肢，呈現出S形的曲線美。舒展的四肢，飄逸的雙翼，后揚的長尾，展示出一種靈動之姿（圖十）。

圖十 洛陽偃師杜樓磚廠唐崔大義夫婦合葬墓四神十二生肖鏡（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盛唐鏡的典型例證是1984年洛陽偃師杏園村唐開元二十六年（738年）李景由墓出土直徑為24厘米的盤龍鏡，現于北京中國考古博物館展出（圖十一）。還有一面洛陽北窯村出土口中含珠的盤龍鏡，目前在洛陽博物館舉辦的“尋跡中國龍：洛陽出土龍文物特展”中展出（圖十二）。唐代盤龍鏡大氣開張的體勢，強健有力的四肢，凝心聚氣的神情，鱗爪飛揚的動感，無一不彰顯著大唐的非凡氣度與萬丈豪情。

圖十一 洛陽偃師杏園村唐李景由墓盤龍鏡（霍奕然攝影）

圖十二 洛陽博物館“尋跡中國龍：洛陽出土龍文物特展”展出唐盤龍鏡（黃超供圖）

中唐鏡見于1955年洛陽澗西唐興元元年（784年）陳曦夫婦合葬墓出土一面月宮對鳥盤龍鏡，自上而下的紋飾分別為月宮、對鳥與盤龍。神龍躍出水面，昂首曲頸，張牙舞爪，一后肢與龍尾相絞纏，兩側各有一朵祥云映襯（圖十三）。值得注意的是，還有一種復古傾向反映在唐代龍紋鏡上。如洛陽北窯村出土仿戰國蟠虺紋的蟠龍鏡，龍首碩大，兩兩相對，大眼，尖角，身軀回環纏繞，飾以細致入微的云雷紋。偃師杏園村2503號中唐墓出土仿漢鏡風格的四龍鏡，鏡鈕兩側各飾一對C形夔龍紋，兩兩相對，昂首張口，口中含珠。

圖十三 洛陽澗西區谷水唐陳曦夫婦合葬墓月宮對鳥盤龍鏡（霍宏偉攝影）

晚唐鏡有洛陽偃師杏園村唐會昌五年（845年）李廿五女墓出土的八卦十二生肖殘鏡，龍隨蛇后，俯首低身，呈行走狀。另有洛陽博物館藏十二生肖飛仙鏡，辰龍之姿修長俊秀，昂首向前，吻部前突，雙角高聳，四肢舞動，長尾后揚。

由此可以歸納出唐代龍紋的演變軌跡，由初唐的身形修長，到盛唐、中唐的體形健碩，又回到了晚唐的身軀瘦長，并對北宋龍紋的形成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宋元夢縈

北宋洛陽雖為太祖趙匡胤的出生地，卻未能續寫大宋160余年的京都華章，只是作為文化中心的西京，出現在文人吟詠的詩賦里，正如歐陽修的詩句“洛陽地脈花最宜，牡丹尤為天下奇”。在洛陽所見宋金元明時期銅鏡中，北宋鏡所占比例較多，題材以花卉為主，如牡丹鏡、芙蓉花鏡、菊花鏡等，顯示出宋人寄情于自然的閑適心境。

這一時期銅鏡多見于隋唐洛陽城遺址及其附近地區。所出銅鏡數量較少，大多發現于北宋墓中，金、元時期銅鏡出土數量寥寥無幾，龍紋鏡極少。如1990年在洛陽北郊龍泉溝西側邙山嶺地上發掘235號北宋晚期仿木結構磚室壁畫墓，出土一面直徑24.6厘米的云龍鏡。龍首位于鏡鈕下方，尖吻突出，頭上長角。身軀卷曲上卷，呈逆時針方向繞鈕旋轉，儼然就是一條巨蟒。雙翼于曲頸后揚起，前肢一抬一按，一條后腿與長尾相交纏，另一后腿被龍體所掩，龍爪均為三個爪（圖十四）。此鏡原來是用兩股鐵鼻貫穿鏡鈕，用鐵釘固定于墓室內頂部，真正體現出“飛龍在天”的寓意。此墓另出土一面直徑僅5.3厘米的十二生肖鏡，內區鑄十二地支銘文，外區相應位置飾以十二生肖像，惜“辰”銘與辰龍形象模糊不清。

圖十四-1 洛陽龍泉溝西邙山235號北宋壁畫墓云龍鏡（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邙山宋代壁畫墓》，《文物》1992年12期）

圖十四-2 洛陽龍泉溝西邙山235號北宋壁畫墓云龍鏡線描圖（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邙山宋代壁畫墓》，《文物》1992年12期）

1985年，洛陽郊區紅山羅灣村6號金墓出土雙龍丹鼎鏡，中央鏡鈕兩側各有一條降龍，龍首正對鏡鈕，身形向上盤旋，前肢一起一落，護佑鏡鈕，后肢與龍尾相交纏。鈕下有一尊三足丹鼎，立于水岸之上。水中有一只神龜，昂首曲頸（圖十五）。其雙龍丹鼎紋飾應是受到了南宋銅鏡的直接影響，而降龍造型則是仿自唐代盤龍鏡。

圖十五 洛陽郊區紅山羅灣村6號金墓雙龍丹鼎鏡（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洛陽建材廠元代延祐四年（1317年）墓出土一面八卦十二生肖鏡，雙線八角鈕座外，分別環繞八卦卦文、十二生肖像、銘文帶各一周。辰龍形象不易辨識，似呈行走狀。

總之，通過對洛陽戰國至宋元時期龍紋鏡資料較為全面、系統地梳理，可以總結出以下三點認識：

第一，在時間上，洛陽出土以龍紋為題材內容的銅鏡自戰國、兩漢、西晉，到隋唐、宋金元，時間跨度長達一千余年，十三朝古都的深厚積淀為今人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物遺存。

第二，在空間上，龍紋鏡均出土于洛陽地區的古墓葬中，北至邙山一線，南達洛河以南區域，西到洛陽澗河以西的谷水、新安縣，東至偃師一帶。出土地點分布廣泛，發現數量較多，尤其以洛陽金村戰國大墓、燒溝漢墓、西郊漢墓、洛陽西晉墓、偃師杏園唐墓出土銅鏡最具典型性。

第三，在研究對象上，洛陽所見龍紋鏡類型多樣，神龍姿態各異，各具特色。包括戰國時期的三龍鏡、透雕四龍鏡、錯金銀六龍鏡；西漢早中期的四乳雙龍鏡、雙龍雙鳳鏡、四龍四璧鏡、長相思四龍鏡，西漢晚期的四神鏡、新莽四神博局鏡、東漢中晚期的龍虎鏡，西晉位至三公夔龍鏡；隋至初唐的四神十二生肖鏡、盛唐盤龍鏡、中唐月宮對鳥盤龍鏡、晚唐十二生肖鏡；北宋的云龍鏡、金代雙龍丹鼎鏡、元代八卦十二生肖鏡，反映出一條由蛇形到獸形、再到蛇形的龍紋形態演變軌跡，折射出的是不同時代人們思想觀念與審美情趣的逐漸變化。

洛都千載，鏡花水月，物是人非。但鏡鑒千秋，見龍在田，魅力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