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莊子看來，“知識”本身無所謂好壞，只不過不同人使用起來效果差別很大。好人用知識做善事，給人類帶來福祉 ；壞人用知識行惡事，反而帶來災難。不幸的是，這個世界似乎永遠是善人少惡人多，權衡利弊之后，莊子還是鼓勵放棄對知識的追求，哪怕這些知識有利于促使人們變得善良和聰慧。

莊子特別強調，不要輕易把自身主張強加于人，應盡量營造出多樣化選擇的氛圍，順其自然地滿足各類人群的不同欲望和訴求。

——楊念群

本文節選自著名歷史學家楊念群教授有關中國思想史的最新思考《問道：一部全新的中國思想史》。

楊念群教授長期致力于中國政治史、社會史、思想史的研究，已出版了多部政治史、社會史的著作，《問道：一部全新的中國思想史》則是作者第一本關于中國思想史的專著。本書以作者深耕的政治史、社會史為基礎，將儒、釋、道、法、墨等置于思想史演進與社會歷史發展的歷史語境中來書寫，特別是專辟兩章深入闡釋甚少被傳統思想史關注的天下觀、正統論，反映了楊念群教授對中國思想史的最新思考，新見迭出。

《問道：一部全新的中國思想史》通過梳理中國思想史發展的脈絡，總結出中國思想史的六大主題，包括天下觀與中國的形成、正統論與王朝統治、儒法思想的互異與互補、老莊思想中的生存智慧、宋明新儒學為何新、中國佛教如何世俗化，可以說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想俱已囊括。本書以上述六大主題為綱，圍繞周禮、天下、九州、五德終始說、五服制度、文質互補、夷夏之辨、大一統、改正朔、仁義觀、公與私、兼愛、法后王、法時王、無為、柔弱勝剛強、逍遙游、齊物論、藏拙、新儒學、心學、知行、致良知、輪回說、禪宗公案等七十多個核心話題，闡釋了中國思想文化的精粹，提綱挈領地闡釋了其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以及人們日常思想行動的影響。這樣一部以主題、話題方式書寫的中國思想史，可以幫你快速提取中國思想文化的精粹。

誰才是站在莊子背后的人？

文 | 楊念群

來源| 《問道：一部全新的中國思想史》

莊子營造出來的奇幻世界，早已成為歷代文人墨客津津樂道的話題，但仔細閱讀下來，你會發現，《莊子》中的絕大部分文字，仍是在探求一種人間的世俗活法，讀起來相當實用。莊子說理的目的，更多是要解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難題，而不是一以貫之地虛構那些常人無法企及的烏托邦幻景，這才是大多數人樂此不疲、趨之若鶩的主要原因。《莊子》中的許多內容與儒法主流思想并不構成截然對立的沖突，孔子不是也說過“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篇第八》）這樣的話嗎？

莊子像（出自《三才圖會》）

“有道則見”是儒家奉公入世，躬行圣道的體現，士大夫階層只要遇到賞識自己的賢明君主，就會出而入仕。“無道則隱”昭示的“出世”理想，與道家的退隱風格相當一致。不妨說，一旦官場失意或君子成仁的理想破滅，士人自然會選擇一條類似道家自保身心的退路。孟子也曾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章句上》）。“獨善其身”與道家的修身理念比較接近，“兼濟天下”則是儒家參與王道政治的出路，后人常說“儒道互補”，頗可從儒學與道學相契合的一面理解此意。

在莊子看來，“知識”本身無所謂好壞，只不過不同人使用起來效果差別很大。好人用知識做善事，給人類帶來福祉 ；壞人用知識行惡事，反而帶來災難。不幸的是，這個世界似乎永遠是善人少惡人多，權衡利弊之后，莊子還是鼓勵放棄對知識的追求，哪怕這些知識有利于促使人們變得善良和聰慧。

莊子特別強調，不要輕易把自身主張強加于人，應盡量營造出多樣化選擇的氛圍，順其自然地滿足各類人群的不同欲望和訴求。他舉了一個魯國國君養鳥的例子。有一只海鳥落在魯國郊外，停留了三天，這只鳥的形狀與鳳凰類似，引起舉國震動。魯公更是把它當神鳥看待，動用九韶太牢的大禮侍奉，卻沒料到神鳥似乎消受不起如此隆重的禮儀，受到驚嚇，整天郁郁寡歡，不想吃一塊肉，不敢飲一杯酒，三日之后絕食而死。莊子評價這件事，說魯公是“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莊子·至樂》），意思是魯公一門心思只按照自己心愿養鳥，絲毫沒有考慮神鳥本身的感受。“以鳥養鳥”的正確態度，是讓所有鳥類棲居深林，自由游走在大地之上，沉浮于江河湖海之中，從容自得地捕捉喜歡吃的食物，跟隨鳥群行列自在飛翔。既然鳥類一聽到人聲就感到驚恐不安，為什么還要故意制造喧囂去打擾它們呢。

既然每個物種的生存條件迥然不同，“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所以“圣人”“不一其能”，不把各類生物的性能等同看待 ；“不同其事”，不使人類從事的工作整齊劃一 ；“名止于實”，標舉出的名義與實際狀況符合 ；“義設于適”，義理要與具體事務相互適應。（《莊子·至樂》）儒家用仁義禮制規范身心，極有可能扼殺人的天性與生活狀態的多樣性，這是莊子試圖極力避免的。

范曾：《莊子說夢圖》

“絕圣棄智”與老子“知識越多越反動”的看法是一致的，《莊子·天地》篇曾借孔子弟子子貢之口講過一個故事。有一天，子貢遇到一位老丈在田圃里耕作，老丈開鑿了一條溝渠探入井中把水引上來，然后抱著瓦罐澆灌田地，這樣做看上去顯得效率極低，事倍功半。子貢不解地問道 ：您為什么不用桔槔這種抽水工具，借助杠桿原理把水抽上來，這樣不是效率更高嗎？老丈回答，這是有心機雜念的人才做的事，依靠高效機械必生投機取巧之心，我并不是不知道桔槔的效能，只是因為使用它會導致心思不純，心神不寧，所以故意棄之不用。

更可笑的是，老丈講完這套歪理后，又嘲笑孔子之徒統統不會“治身”，哪里還有“治天下”的本事。子貢聽完這番話，居然羞愧得落荒而逃。這里不妨稍微發揮一點想象，如果有人建議這位老丈使用更加先進的現代科技設備去播種和收獲糧食，我們猜想一定照樣被他斷然拒絕。如果中國人一直相信老丈這番教誨，估計我們現在仍然還在使用著原始落后的農耕技術，眼睜睜地看著他國人快速步入現代生活，盡情享受高科技帶來的便利，這就是“絕圣棄智”思維最容易惹人非議的地方。

莊子對“知識”的態度與法家的觀點比較接近，法家認為儒家假設眾人皆可修煉成善人，然而，現實中當善人的成本往往遠高于當惡人。儒家的辦法是制定各種煩瑣禮儀去規訓身體，不斷灌輸道德教條陶冶心靈，靠柔性的知識傳承約束人們的言行。結果發現，冒險行惡之人仍然多于積德行善之人。因為做善事是一種長時間的修行，投入成本太高。法家缺少耐心，干脆不分青紅皂白，一律用法律手段統一解決問題。莊子覺得法家發明的治世辦法根本不是在傳授知識，而是泯滅人性的強迫訓練，人心一旦被法律壓抑到極致，很容易引發顛覆性的反抗。因此，欲得身心解放，必須從學習“無知無識”“絕圣棄智”的態度開始。

“絕圣棄智”就是什么也不用學，什么也不在乎，整天悠悠蕩蕩無拘無束地活著，這貌似與西方式的“個人主義”和“個性自由”的處世態度相當投緣，其實完全是一種誤解。表面上，莊子把宇宙山川天地的變化，乃至人世浮沉，死生契闊，都看成時勢在起作用。每個人只要融入其中，順應基本走向，就可獲得“自由”，既然無法改變世界，何不隨波逐流。這種處世態度恰恰需要放棄“自我”，壓抑反抗的意志。因為學習任何知識都有可能妨礙放空內心的執念，去順遂自然的變化。身心的自由依賴自然順勢流動的方向，并不是要尋求和培養真正的“自我”意識。即使如大鵬展翅，也要恃風而行，并不是隨便由著性子任意翱翔。所以有人批評說，如果真踏入莊子營造的虛擬意境，極可能幻化成一塊無欲無性的石頭，完全放棄人間的道義擔當。

水圖 局部 南宋 馬遠

“絕圣棄智”走向極致就是“忘我”。“忘”是莊子思想的關鍵詞，忘掉身邊到底發生了什么，相對比較容易；最難的是，還要忘記身體各個部分由什么構成，放棄耳目器官的音色感受。“假于異物，托于同體 ；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反復終始，不知端倪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莊子·大宗師》）繼而忘掉生死之別，最后連“我”是誰都徹底記不起來了。

一旦達到“吾喪我”的至高境界，就可以順時順勢，隨心所欲，跟隨外界發出的指令俯仰沉浮，想變成什么就是什么。只要喪失對“自我”的執念，人就能與世界萬物混同一體，彼此不分，不必去分別何謂“自我”，何為“他物”。既可變成雨又可化為雪，想成山就是山，想成海就是海，隨圓而圓，隨方而方。沒有什么自我判斷的標準，也就無所謂對錯是非。正所謂“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莊子·大宗師》）。知識沒有增長，欲望自然就慢慢消減，直到祛除干凈，不在腦子里留下任何痕跡。

《莊子》專門選編了一則有關“忘我”的對話，有一次顏回興奮地告訴孔子自己進步了，因為忘掉了什么是仁義。孔子說這算是小有進步，但還不夠。又過了幾天，顏回表示這次把禮樂是什么也給忘了，孔子說這離真正進步還有距離。第三次顏回向孔子報告，終于“坐忘”了，孔子驚問什么叫“坐忘”，顏回解釋“坐忘”就是忘記肢體的存在，拋棄聰明才智，與“大道”融合無間。孔子不由感嘆，與“大道”同體就沒有偏狹的欲望，隨萬物變化就舍棄了常規的樣態，顏回真是達到了賢人的境界，我自愧不如。這段話顯然是莊子故意借儒家宗師之口，解說“忘我”的含義。“坐忘”是“忘我”的實際修煉功夫，不但脫離紅塵的隱士需要時時研習，那些生活在俗世卻有志于追尋“大道”的人們同樣值得去體驗。

范曾：《莊周夢蝶》

然而，莊子為達“忘我”之境預設的行動目標似乎太過完美，幾乎沒有人能夠做到。即使有些人接近“賢人”標準，也常常心旌搖曳，無法克制世俗欲望。無論這類欲望是為己為家還是為國，總有放不下的憂患情懷需要排遣，于是才有了“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士大夫精神。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難做“賢人”不可怕，可怕的是打著“賢人”招牌，唱著“忘我”高調大做惡事的“奸人”隨處可見。這類人總是表面說一套，背后做一套。在“奸人”的心目中，“忘我”就是陽奉陰違的最佳借口。既然沒有幾個人能達到“忘我”，卻又出于某種需要做出“忘我”姿態，那么只好采取欺上瞞下的手法。表面說話做事大公無私，一臉“偉光正”的做派，實則假話連篇。“奸人”也許能夠把個人欲望暫時壓抑在陰暗角落，可是一旦郁積成病，就容易迅速轉化成損人利己的妖魔，貪欲的變態膨脹塑造出了無數扭曲人格。

莊子的一些核心主張如“逍遙”“齊物”“絕圣棄智”，表面看上去與儒家思想針鋒相對，其實道家的順應“自然”，骨子里與儒家的順從“王道”并無根本差別。雙方共同得出的結論是，想辦法徹底摘除“自我”意識，追隨主流群體的意愿。一個追求的是不可言說的“逍遙”，另一個屈就在“王道”的權力窠臼里，很容易在短暫沖突發生之后相互適應對方。

我們不妨把在生活中屢見不鮮的矯飾作偽的表演型人格，與常人無法達至的純粹的“忘我”境界，都看作道家思想引發的人格裂變。這條路一旦大多數人走不下去，就會重歸儒家的懷抱尋找安慰，反過來也是一樣。那些抱怨官場商場情場失意的人，都在假裝欣賞體悟《莊子》中的微言大義，卻從未意識到，莊子背后還晃動著孔子的身影。只有孔子在場，儒道同臺競技，這場戲才能繼續表演下去。

道理很簡單，“忘我”“無知無識”作為由“凡”入“道”的途徑，其難度并不在于把自己變成毫無感情溫度的“愚人”。最要命的是，人得吃喝拉撒，每個人首先要解決的無疑是基本生計問題。哪怕是修煉到“辟谷”的“圣人”，哪怕他們真能不吃不喝，僅靠狂飲清風仙露存活下去。如果“忘我”真能超脫人世間的煩惱憂慮，每個人都能幻化成神仙，隨心所欲地生活，也就沒有人如此辛苦地在儒家搭設的道德網絡中掙扎求生了。

儒法思想之所以能夠長時間入流正統，是因為他們的創始人明白一個道理，中國古代文人的核心關懷，大多圍繞著高層宏大政治目標展開，其次才輪到草民思考個人生存的問題。而絕非如西方思想家那樣，總是能從個體感悟出發，聚焦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宇宙和人生終極問題。中國古代的任何思想，必須得到統治階級的青睞和采納才能脫穎而出。儒家靠三綱五常道德觀孕育人心，法家憑剛性的嚴刑峻法令行禁止，都是由上往下灌輸傳播的實用思路。歷史上那些懷抱為民謀利理想的人物，也首先把服務君主當作人生的至高追求。唯獨莊子對個人自由稟賦的彰揚，充滿了過度的浪漫期許和玄學臆想，只熱衷為一小部分人緩解心理焦慮提供精神食糧。即便如此，也沒有人知道，一個人到底應該修煉到什么程度，才能成功抵御升官發財、情欲美食等這些凡塵誘惑。如果承認“圣人”只生活在遠古年代，大多數人都無法企及他們的自由境界，也就相當于默認，普通人根本無法真正克服人性弱點的限制。

THE END

原標題：《誰才是站在莊子背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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