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 | 朱潤華 張瀟文 房璐雯

        蔡俊 朱婷 張星翼

文字 | 朱潤華

編輯 | 張穎鈺

李進又逃跑了。

一件黑色連帽運動衫，一雙塑料拖鞋，一個被丟棄的菜籃子，兩三個已經露出了棉絮的布娃娃，以及不知從何而來的滑板車。這是11歲的李進此次“流浪”的全部家當。

沒人知道他是怎么捱過來的，當愛心花朵公益中心的老師向緒前找到他時，李進已經在地下車庫的樓梯間里睡了四天。他黑得發亮的手指腫得比蘿卜還粗，吃剩的生番茄渣掉了一地。

在吃完四個面包和兩瓶旺仔牛奶后，李進跟隨向老師回到了愛心花朵，結束了為期四天的流浪之旅。

隱藏在香煙柜臺后的“公益中心”

策劃這次流浪之前，李進在愛心花朵公益中心只就讀了一年。

2016年，李進在菜市場撿食被倒掉的菜頭時，負責送水的鄰居張莉發現了他。聽說李進的母親多年未歸，父親也聯系不上，張莉將李進送入了位于姑嫂樹社區新龍和苑的愛心花朵公益中心。

初次來到新龍和苑小區的人，第一眼就會看到小區門口“開心新龍幼兒園”的紅字招牌，極少有人注意，沿著小區內左邊岔路直走200米，到第三棟居民樓的背陽面，兜售香煙和零食小柜臺后的底樓門面房里，是這個小區的第二所“幼兒園”。

柜臺后的簡易卷簾門內，便是愛心花朵的“一廳三室”，廳內擺設混雜。沙發又臟又破，旁邊隨意堆放著孩子們的玩具和大量快遞包裹——“愛心花朵”為小區內住戶代收快遞，以此貼補開支。一間房是教室，有黑板和桌椅，旁邊是廁所，廁所的門壞了很久沒法上鎖；另一間是教室也是活動室，把座椅收到一邊，搬來木板小床擺在地上，就變成了孩子們午休的地方。廚房則與整個屋子隔開，爐壁、灶臺都起了油垢。

向緒前是愛心花朵公益中心的注冊人，也是實際負責人。她告訴記者，這間123㎡的小屋由姑嫂樹社區黨委書記周順生提供。

2013年，因建設地鐵站的需要，楊汊湖農民工子弟學校立新小學面臨遷址。但由于資金有限、辦學條件不達標，立新小學被迫解散。絕大部分學生按學籍被分流到西馬路小學和將軍路小學，剩余30多名學生因沒有戶口、屬于非正常家庭等原因無法正常分流。

那時，向緒前還是立新小學的校長。為了安置這30多名學生，她提出建立一個臨時救助站，將這些孩子集中看護。2014年12月19日，由姑嫂樹社區出地，向緒前主辦的“江漢區姑嫂樹愛心花朵教育服務中心”成立。

但是，“愛心花朵”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公益中心，向緒前將愛心花朵注冊為個體工商戶。對此，周順生解釋，也想注冊成正規的公益服務中心，但注冊程序相當復雜，且“愛心花朵”并不滿足注冊條件。房子屬于廉租房，沒有房產證和土地證，沒有穩定的經費來源和消防驗收合格證，面積也遠遠達不到人均3.5平方米的標準，更不用提教師辦公室、幼兒活動室、醫務保健室等園舍要求。

愛心花朵所在的新龍和苑小區是舊城改造的產物。自90年代起，這里就聚集了大量特困、殘疾、吸毒、“兩勞”人員（注：勞動改造人員和勞動教養人員的簡稱）。2010年10月20 日，伴隨著“城中村”的綜合改造工程，新龍和苑廉租房小區成立。為了方便安置和管理，政府將這些社會邊緣群體聚集起來。

據2017年7月姑嫂樹社區的統計，在這九千多人的大社區中，有低保家庭1800多戶，殘疾家庭170多戶（包括精神殘疾），兩勞家庭70多戶，吸毒家庭68戶。其中，新龍和苑小區內設有社區戒毒工作指導站。武漢市強制戒毒勞改所，距離新龍和苑小區僅有1.3公里。

“我們九千多人一個大社區，沒有一個公立幼兒園，沒有一個公立小學。”周順生說。在江漢區教委的檔案里，距離新龍和苑最近的公立幼兒園是華苑幼兒園。兩者在地圖上的直線距離為2.3公里。

看到愛心花朵公益中心成立，廉租房小區的家長紛紛把孩子送來，有時社區也會送來流浪兒童。“本想著把這一批大一點的孩子送走了，問題解決了，我就出去自己找事情做。結果沒想到，大的走了小的又被送進來了。”無奈之下，原計劃短期內解散“愛心花朵”的向緒前，只能繼續在這間123㎡的雜貨鋪里看管學生。

進入愛心花朵公益中心的孩子，家庭情況各有不同。

向緒前記得，10歲的李進被送來時，身高只有一米四左右，右腳靠近腳踝的位置有一道接近10厘米長的刀疤，是“在外邊給人劃的”。在李進很小的時候，媽媽就跟著繼父離開了，生父外出務工，留下他和一個現20歲的哥哥在新龍和苑對面的廢品回收站生活。

平常頂著一頭假小子短發的楊欣，初看與普通孩子無異。四年前，還未完成第一聲啼哭的楊欣被奶奶從廁所洞里掏出來，頭都被洞口夾扁了，兩斤多重、只剩下一口氣。楊欣三歲時，她的爸爸在監獄里服刑，媽媽和一個陌生人從31樓跳下，奶奶將她送進愛心花朵公益中心。

更多人選擇愛心花朵的原因，是支付不起私立幼兒園高昂的學費。小區門口的新龍幼兒園更為寬敞，可是“一個學期八千元，我們這種打工的，去得起嗎？”

目前，在愛心花朵就讀的孩子有這樣幾類：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家庭無法負擔私立幼兒園學費；有監護人，但監護人因精神疾病喪失監護能力；監護人正在服刑，或正在戒毒所接受戒毒治療；實際有監護人，卻至今無法找到監護人；患有殘疾，但無法負擔正規康復機構費用。

梁義屬于最后一種。“你看那個梁義，腦子不太正常的，人都不認識”，當宋叔用手指向梁義時，他才會瞪大迷茫的眼睛，直勾勾地看向宋叔。其他時間里，他喜歡蹲坐在香煙柜臺旁一張小凳子上，眼睛直直地盯著面前地板上一灘餅干碎屑，再用手指來回撥弄著，沾起、碾碎、再沾起、再碾碎，直到碎屑變得黑糊糊的粉末，才嘿嘿地笑出來，把粉末放進嘴里用力吸吮。

困境：人員、安全、經費

目前，除了向緒前之外，愛心花朵公益中心里僅有兩位立新小學的退休老師，一個管伙食的宋叔，和一個是社區派來幫忙打雜的人員。老師只能教授基本的語數外課程，即便是這些基礎課程，也只能教到認字、讀寫和基本運算的程度。畫畫、手工等興趣類課程，多數依賴每周末志愿者去幫忙。

在愛心花朵的三十多個孩子里，除去兩個“老小孩”——11歲的李進和梁義，其余都是2-6歲的學齡前兒童。

初進愛心花朵時，李進表現出各種不適應。他不愿意與比他小很多的孩子一起學習“一二三四”“ABCD”。每當上課，李進總是“像霜打的瓜，一會兒就蔫了”，有時他借口鉛筆折了，愣是不寫字。

“無聊，太無聊了！”這是李進在愛心花朵時常念叨的一句話。他開始策劃著出去流浪。

對李進而言，從家里跑出去并不難。除了一個同樣沉迷于游戲、沒有任何職業的哥哥，再無其他人阻礙出門流浪的計劃。為了不被哥哥發現，李進將黑色連帽運動衫的帽子往頭上一搭，摸出家門，徑直朝楊汊湖地鐵站B口旁的廉租房小區鉆去，再背對著攝像頭走進小區內的地下車庫，失聯整整4天。

作為愛心花朵負責人的向緒前快急瘋了，“這畢竟是人家正經送過來的孩子，丟不起”。她發動各種力量搜尋李進，連負責送水的鄰居阿姨，小區的物業都加入了搜尋的隊伍。最終，向緒前在一個黑漆漆的地下車庫里找到了李進。

李進的這次“流浪”，讓本就繃緊神經的向緒前更是如履薄冰。“這里出不起事情”，向緒前說，一旦孩子出事，誰也承擔不起后果。這里的孩子都沒有人身意外傷害保險，雜貨鋪里僅有的一個攝像頭也不知何時被損毀。孩子被送進愛心花朵時，家長未和負責人向緒前或姑嫂樹社區簽訂任何協議。

曾經有家長因為孩子的身體健康問題找到向老師。孩子鼻腔內有一些紅腫，一名家長領著孩子找到向緒前，說孩子被愛心花朵里其他年齡較大的孩子打出血了，向愛心花朵索要醫藥費。

“根本就沒有那回事，就是換季的時候感冒，鼻子有一點紅”，向緒前說。

為了“不出事”，向緒前希望志愿者盡量舉辦室內活動。2017年12月，武漢大學春暉公益中心曾提議舉辦一次戶外拓展活動，帶愛心花朵的孩子在小區里玩“老鷹抓小雞””誰是木頭人”的游戲。因為“不安全”，提議遭到向緒前的拒絕。

2016年，為加強對孩子的保護，姑嫂樹社區給愛心花朵配備了兩名保安。在姑嫂樹社區負責文教衛工作的張德霞稱，社區正在與向老師磋商相關安全管理條例和意外事故應急預案，盡快制定細則上墻。

而最令向緒前苦惱的，還是愛心花朵的經費問題。雖然向緒前對前來做志愿活動的大學生和各大公益組織稱“愛心花朵從來不收學生任何一分錢”，但實際情況是，愛心花朵根據學生的家庭條件，每月收三百至五百元不等的生活費，只有類似李進和楊欣這樣的極特殊家庭才分文不收，不然根本無力維持。

“還有些家長不清白，一點點事想來裹金（恩施方言，意為故意碰壁生事），說我的孩子怎么早上眼睛還是好的，現在成這樣了，要求去醫院檢查，”向緒前說，“再騙我，我就不想干了，把門關了算了。”

近年來，愛心花朵的知名度不斷升高，越來越多的公益組織和社會力量加入愛心花朵志愿服務的隊伍。香港小子心志愿者、愛心家長團隊、武漢大學春暉公益團隊、童心童愛基金、江漢區婦女聯合會等都曾給愛心花朵帶來大量物資幫助。然而，愛心花朵的資金仍顯不足。

社區每年固定撥出三萬惠民資金給愛心花朵，而一年三萬的資金對愛心花朵而言是杯水車薪。向緒前沒有仔細清算愛心花朵一個月的具體開支，只知道武漢市緝毒大隊捐贈的三千元也“快用完了”。

周順生表示，很多社會上的愛心人士與愛心企業捐贈的都是物資，“發給小孩，吃了幾天就沒了的”。類似李進這樣的孩子，餓狠的時候，喝粥“像抽水機一樣”。這些同樣喜歡吃零食的孩子，已經習慣了將不足掌心大小的餅干，掰成比指甲蓋略大的小塊分著吃。

流浪的“野孩子”

愛心花朵只是孩子們暫時的去處，到了上小學的年齡，有武漢市戶口的孩子可以進入公立小學讀書，外地戶口的則會由江漢區教委安排。個別像李進這樣沒有戶口的孩子，可以短暫“滯留”在愛心花朵，但如果人數過多且愛心花朵也無力承擔其費用，這些孩子就會被送到江漢區的流浪兒童救助站。

過去兩年里，陳春一直沒有戶口。她出生時，父母尚未結婚，屬于非婚生子女，申請隨父落戶又負擔不起親子鑒定費用。上小學二年級的年齡仍“滯留”在愛心花朵。今年，社區捐資給她做親子鑒定，陳春終于解決了戶口問題，進入公立小學讀書。

和陳春相比，同樣沒有戶口的李進就沒有那么幸運了。李進的父親曾經告訴向緒前：“孩子只要認得男廁所女廁所就行了。”李進的哥哥今年20歲，仍然沒有戶口，每天就坐在屋里玩手機。父親常年在外打工，偶爾回來給兄弟二人留下生活費。

2016年，不安分、斷斷續續逃學的李進被送進了救助站。然而，一年之后，李進重新出現在姑嫂樹社區的街道上，沒有人知道他是怎么從救助站中跑出來的。

“你去過救助站？”

“去過。”李進回答得很干脆。

“感覺怎么樣？”

“不怎么樣”，李進低下頭，甩開手上的食品袋，憋了幾分鐘，扯開嗓子喊，“那里！天天！有棍子！”

逃離救助站之后，李進變成了真正的流浪兒童。大部分時間里，他會揣著空空如也的口袋，從羅家嘴公交車場站，搭乘711路公交車，坐5站抵達武漢市中心醫院后湖院區旁的大潤發商場。在三樓的淘氣貓動漫電玩城里，他可以酣暢淋漓地殺上一整天。

“我在那兒可出名了，賣餃子的認識我，賣飯的都認識我”，聽到“大潤發商場”這幾個字，李進驕傲地揚起臉，露出一口黃牙。

的確，李進在大潤發商場及外面的天橋上，是一個“小名人”。711路公交車司機、電玩城服務員、雞蛋灌餅攤老板娘和摩托車維修店老板，都或多或少說得出他的“事跡”。

“你說的是那個每天黑糊糊的小孩吧？這么大個人了，怎么不讀書？”經營摩托車維修店的王新稱，李進時不時在這條街上晃蕩，見到吃的，抓了就跑。后來“可憐他是個小孩”，每次李進踏入店里，她還會主動給李進提供伙食，甚至有時幫李進洗一下“從來沒有換過”的衣服。

在電玩城工作的楊娟每天都會給李進空礦泉水瓶。她記得，盛夏的日子里，李進推一輛超市手推車，沿路收集瓶子和紙盒子，再推到摩托車維修店隔壁的垃圾回收站，換十塊八塊買游戲幣。晚上就在大潤發商場的地下停車場睡覺。

“他還蠻聰明的感覺”，楊娟說，“醫院出來的十字路口天橋上，他蹲在那里，很多人往來還給他丟一兩塊錢。怎么不去讀書呢？”

“怎么不去讀書呢？”這是他們普遍感到困惑的問題，王新說：“上次我隨口問他‘入’字怎么念，他憋半天給我說個‘人’字，都11歲的孩子了，‘入’和‘人’都分不清！”

王新他們不知道的是，11歲的李進僅在愛心花朵受過最基礎的教育，而現在，這“基礎的教育”也面臨著如何長期存續的問題。

負責人向緒前今年五十歲了，漸漸感到力不從心，她說：“還可以再干四五年，等我老了我就不做了。” 她和女兒商量，讓女兒接手愛心花朵公益中心，但女兒更喜歡“干凈不操心”的教育機構。

周順生也只能讓向緒前盡量先留下，提及未來，他表示“要繼續做下去”，但是還沒有找到可以接替向老師的人選。他也曾屢次向江漢區教育局反映“沒有一個公立幼兒園，沒有一個公立小學”的情況，卻“什么回復都沒有”。

“這不是一個短暫的事情”，周順生還沒有定形的長期計劃，今年的計劃是“把四萬元花在愛心花朵的硬件改善方面”。

“怎么不去讀書呢？”對于依舊流浪在外的李進來說，這個問題或許再也不能找到答案。

（原題為《關注 | “愛心花朵”：困境中生長》，文中李進、張莉、楊欣、梁義、王新、楊娟、陳春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