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將近四十年前，在歙縣新安江畔的芳坑，曾發現大批珍稀文書。這批文書屬于江氏家族，該家族自明代中后期起就開始外出經商，及至清乾隆時代，還曾赴遼東運銷茶葉，此后長年販茶入粵，轉銷外洋。太平天國兵燹戰亂之后，轉運茶葉至上海。直到晚清民初，隨著國際市場上中國茶葉漸失優勢，江氏茶商才日趨衰落。八十年代中葉的此次發現，是徽州民間文獻發掘過程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在當年極為轟動。在我看來，直到當下，這批原始文獻仍是迄今所見學術質量最高的一批文書。大概也正是經由此一事件，芳坑以及附近的對外港埠——薛坑口，才漸漸為世人所熟知。

安徽歙縣薛坑口及周遭形勢圖，李甜繪制

記得在2000年初夏，一個風日晴和的日子，我曾跟隨徽州的一位老者前往芳坑，拜訪著名的江氏茶商后裔，希望對那批文書有進一步的了解。當時，由薛潭乘坐渡船抵達對岸，再由舊薛坑口徒步前往芳坑之江氏舊宅——芳溪草堂。根據當時的了解，1950年代浙西淳安、遂安一帶水庫的興建，使得整個新安江流域滄桑變幻、陵谷遷移，而薛坑口一帶的市鎮環境亦頓然改觀。雖然時過境遷，傳統時代的茅店雞聲大多已跡絕影息，但沿途所見的山水瀠回以及殘留的碼頭、舊式店屋等，仍然給人以頗為深刻的印象。

薛坑口附近的傳統建筑

薛坑口附近的傳統建筑

那次對芳坑的走訪，好像并沒有太多的收獲。不過，從此以后，我對薛坑口一帶的民情風俗便多了幾分留意。此后的二十多年，在黃山白岳之間的頻繁行走，我陸續收集到為數可觀的徽州文書。個中的部分資料，反映了傳統時代有不少人是從薛坑口出發，走出萬山之中的徽州，走入長江三角洲，并隨之走向全國的四面八方。他們沐雨櫛風，客外經商，競逐什一之利。與此同時，清代、民國時期的薛坑口，也曾一度室廬櫛比、街市殷闐。

清代徽州商業書《江湖十二則》，歙縣芳坑江氏文書

1786年薛坑口的店屋賣契

1871年與薛坑口相關的“奉憲船契”

在眾多與之相關的文書中，抄本《新舊碎錦雜錄》二種，引起了我的特別注意。書中零紈碎墨雜然紛陳，既有傷逝思舊、眷懷前賢的賓朋簡札，又有箸析居分、花萼相輝的日用翰墨。這些抄本，涉及皖南山鄉的諸多生事葬祭、酬應吊慶，以及農桑禮樂、雨旸應對。為此，十多年前我就與指導的博士生陶明選合作撰文，初步比較過這兩種民間日用類書抄本之異同。在此基礎上，還對該書的學術價值做了較為細致的分析。在我看來，此一流行于歙縣水南一帶的民間日用類書，除了滿足一般民眾冠婚喪祭之需，更帶有頗為濃厚的商業色彩。雖然我們可能無緣找到《新舊碎錦雜錄》的原本，也不清楚其最原始的文本究竟呈何樣貌，但“方校本”與“葛校本”之出現，顯然反映了民間日用類書編纂的開放性及其動態過程——各位抄錄者在謄抄舊文本時，不斷地加入個人的生活經驗記錄，這使得各類活套的內容愈益豐富。當然，此類情形并不僅見于“碎錦”這樣的民間日用類書，而且，在村落文書、尺牘范本等其他文本中也同樣存在。

（二）

2009年以后，我因編纂《歙縣的宗族、經濟與民俗》一書，與芳坑江氏后人多所接觸，并于不久后獲讀歙縣檔案館等處所藏的大批數碼檔案，對芳坑江氏文書有了進一步的深入了解。近年來，我又開始對其中數量龐大的書信資料做較為全面的整理與研究。在這批書信中，不經意間發現《新舊碎錦雜錄》葛校本的主人葛韻清之相關資料，這為《新舊碎錦雜錄》二種的整理與研究，提供了新的線索。

反映薛坑口葛源記商號的信封

葛韻清致芳坑著名茶商江耀華信函

2017年，我因主編《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獲讀皖南民間收藏家提供的諸多珍貴文書，其中，徽州名醫畢體仁所撰《薛坑口茶行屋業本末》一書，與《新舊碎錦雜錄》反映的地域和年代相近。在書中，作者追憶身世之所歷、所感，盡情摹寫了新安江畔商業與社會生活的諸多細節。其間，中小商人為養身贍家之苦心擘畫，商賈榷算中的行情漲跌，兇年饑歲間的俗情變詐，圍繞著閭閻親族利益的鵝鴨之爭，以及太平天國戰亂期間的兵刃反側、患難死生等，都有鮮活如生的展示。畢體仁與葛韻清之父葛渭川過從甚密，書中的一些內容，亦可與《新舊碎錦雜錄》比照而觀。

【清】畢體仁《薛坑口茶行屋業本末（附體避亂實跡，兼敘平生碎事）》，抄本

2019年后，我負責撰寫《新安江流域城鎮》一書，對這條徽州母親河上下游的諸多城鎮作逐一的細致梳理，在此過程中，又發現了一些與《新舊碎錦雜錄》相關的史料，深感薛坑口商業與社會生活具有相當豐富的內涵。具體說來，與常見的村落日用類書不同，《新舊碎錦雜錄》反映了新安江畔一個市鎮的社會生活，頗為罕見而別致。有鑒于此，我決定將《新舊碎錦雜錄》二種詳加整理，并附以抄本《薛坑口茶行屋業本末》的部分內容，以期多側面地展示傳統時代新安江畔一個市鎮的喧囂與繁榮……

（三）

新安江是徽州的母親河，亦稱徽港，為錢塘江干流之一段，因流經舊新安郡境而得名。新安江干流隨地異名，上源率水出自皖、贛交界懷玉山脈率山主峰——休寧縣六股尖東坡，自發源地至休寧縣鶴城，稱為馮村河。此后，鶴城至休寧縣流口稱大源河，流口至屯溪稱率水，而由屯溪至歙縣浦口則稱漸江，浦口以下始稱為新安江。

穿行于皖南與浙西間的新安江，沿途多灘，湍險汛急，特別是在其上游的徽州，素有“一灘高一灘，一灘高一丈，三百六十灘，新安在天上”之俗諺，這是形容傳統時代新安江水路交通之艱險。民間宗教科儀抄本《泰山召帥科文》中，就詳細論及新安江沿線的灘名，其中包括佘景灘、森村灘、余岸灘、葉干灘、梅口灘、松村灘、義程［成］灘、朱家村、梅口灘、南源口、麥灘、金灘、姚村灘、薛坑口、張[漳]潭灘、綿潭灘、深渡和九沙灘等。個中的“薛坑口”，是新安江上游的一處交通要沖。

1924年新安江水路程中的薛坑口

王振忠著：《新安江》，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關于薛坑口，早在明朝萬歷年間，歙縣瀹潭人方承訓在其所著的《復初集》中，就曾提及周遭的陽源人莊伯鯨，買舟前往武林（今杭州），當時他路過一處叫“薛川”的地方，向附近的廟神祈禱。此一“薛川”，顯系外出的渡口，應即薛坑口一帶（從徽州地名演化的慣例來看，“薛川”當即薛坑口之雅化地名）。作為新安江上的樞紐之一，薛坑口在不少徽州商編路程中皆有記載。從中可見，從徽州府城出發，經梁下（漁梁壩）搭船順流而下，便可前往錢塘江濱的杭州，其間需途經薛坑口。換言之，早在明代，薛坑口一帶就是新安江畔的重要碼頭之一。轉輸貿易是此一市鎮的重要特點。當時，從長江三角洲運糧前往徽州的米船，有一些便在沿途的嚴州、街口和薛坑口等處就地售賣。這些由外地輸入的糧食，主要供給以薛坑口為中心的水南各地鄉村之生計需求。關于這一點，薛坑口一帶的《議單式》中，就提及當地開設的“糧食雜貨店”，并談到這些小店與“各鄉店戶”之賬目來往，這顯然反映了薛坑口與周遭鄉村的經濟關系。除了糧食、雜貨之外，薛坑口一帶還是新安江上游茶葉貿易的中心之一。當年薛坑口一帶的茶葉曾源源不斷地沿著新安江運往義橋，然而轉輸到寧波等地。

反映茶葉貿易的掛找票

1950年代末因浙西淳安、遂安一帶的水庫建設，薛坑口被列入新安江水庫區的拆遷范圍，為此，鎮址后被搬遷至大源村，仍以原先的坑口為鎮名。

（四）

《新舊碎錦雜錄》抄本二種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筆者在皖南先后收集到《新舊碎錦雜錄》抄本兩種。其一內中題作“光緒十四年歲次戊子仲夏月朔后三日/方達本校訂”，亦即晚清光緒十四年（1888年）的方達本校訂本（以下簡稱“方校本”），全書約12000千字上下；其二題作“大清光緒十六年歲次己丑仲春月葛韻清校訂”，亦即光緒十六年（1890年）的葛韻清校訂本（以下簡稱“葛校本”），字數略多于前者。雖然兩種抄本的校訂時間相隔僅兩年，但在內容上卻頗多出入。大致說來，方校本與葛校本之相同部分主要為前一部分的74首詩歌和兩封書信，兩種抄本中的這些詩文在字詞上偶有出入，但其主要內容則并無二致。而兩種抄本的不同之處主要反映在后一部分：方校本的后面部分內容接近全部內容的三分之二，主要涉及鬮書四封、繼書三篇、開店合同、議據、租批、關書三則、清明簿序、祖宗譜序、助契序、造屋合同和會書等。而葛校本后面部分內容超過全書的四分之三，內容主要有：挽詩、聯匾、巧對、設祭式、點主式、坑口開光祭文二篇和孝子祭文四篇等。另外，還有未見于目錄的“光緒十四年菩薩開光，胡慧翁作詩五首”（實則十三首），書末另有民國元年（1912年）的一篇祭文和挽聯。而就《新舊碎錦雜錄》的兩種不同抄本而言，除了相同部分之外，方校本的價值主要體現在鬮書、繼書、合同、議單、會書、關書等內容上，而葛校本的史料價值則主要反映在各種聯匾、設祭式、點主式和坑口開光祭文等，其中折射出的新安江畔市鎮之商業與社會生活，特別值得我們關注。

就目前所見，《新舊碎錦雜錄》一書究竟是由誰人編纂并不清楚，但它一定是在光緒十四年（1888年）之前就已經存在。現存的兩種校訂本，方校本應更接近原貌，而葛校本的前一部分與方校本相同，其后一部分推測是與他個人經歷有關的日用應酬文字。

有關方校本的校訂者方達本之相關資料較少，而葛校本之作者葛韻清，則是薛坑口附近的一位開有茶號的儒商，薛坑口為新安江上游的重要市鎮之一，歷來五方雜處，故有一些績溪人前來此處居廛列肆，計覓錙銖，甚至由僑寓而為土著。葛韻清出自徽商世家，亦當來自績溪。有關他的資料相對較多一些。例如，在著名的歙縣芳坑江氏文書中，就有葛韻清寫給江耀華的數封信函。從中可見，葛韻清及其有生意往來的茶商，有一些前往北鄉石門一帶尋找貨源，他們將采購而來的毛茶，運到屯溪進一步加工，然后再輸往上海等地。他還與江耀華等生意同好聯會。葛韻清的商號名稱應即“葛源記”，該店位于薛坑口，一些外來的信件寄至該店，再由葛源記轉交坑口江家。從徽州鄉土文獻來看，在晚清時期，“葛源記”在地方公共事件中也頗為活躍。

反映江耀華、葛韻清等人聯會的書信

（五）

“碎錦”一詞由來已久。西晉潘岳《射雉賦》即有“毛體摧落，霍若碎錦”的說法。北周庾信《奉和趙王游仙詩》亦有：“石紋如碎錦，藤苗似亂絲。”由此可見，“碎錦”原義為細碎之錦，本來是用以比喻鳥羽、彩石等的色彩和紋路。后來作為文本之名，究其實際，“碎錦”也就是一種雜抄（有的亦稱為“雜錦”）——在民間日用類書中，人們根據自身的需要，將隨時所見的應酬文字抄錄下來，匯錄成冊，往往就稱作“碎錦”或“雜錦”。在這些書中，被記錄下來的內容一般說來較為隨意。由于其內容五花八門，故此，各類“碎錦”或“雜錦”反映了徽州民間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

明清時代的徽州歙縣，四鄉風氣迥異，其中，以西鄉最為富庶，“人才貴富，四居其三”，現存的方志（包括鄉鎮志）所述，以對西鄉的描摹最為詳盡。相比之下，對于南鄉的情況，除了少數文集（如《復初集》）以及一些譜牒資料外，可資引證的文獻相對較少。因此，反映歙縣南鄉的《新舊碎錦雜錄》抄本兩種便顯得格外珍貴。

王振忠著：《晚清徽州一個市鎮的商業與社會生活——〈新舊碎錦雜錄〉校訂本二種》，上海：中西書局，2024年版

我一直認為，學術研究當隨緣自適、花開果結，而不應囿于各類考核之匆忙應對。眼前的這一小冊之所以能夠成書，端賴于三十多年來的一些因緣牽合。從最初將眼光投向水遙山隔的水南一隅，到迄至當下的史料匯整、編撰成書，轉瞬之間已過了三十余載。追思前事，如在眼前。在我想來，學術積累當如細水長流，方能源源不竭行穩致遠。此一小冊子，既是本人前此學術積累的一個小結，同時也是另一項研究新的開始。“小結”是指完成了對手頭這兩種抄本的整理與分析，而“開始”則是為下一步針對數量龐大的芳坑江氏文書之研究作前期的必要準備。另外，這也是為我將來在更大區域范圍內對民間日用類書與風俗地理研究做先期的鋪墊。在這方面，我已收集到長江中下游各地相當不少的豐富資料，希望藉由民間日用類書之整理與研究，探討文本與儀式等方面的相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