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關上書房的門，邊聽勃拉姆斯和莫扎特的樂曲邊掙扎著將思想流注筆端——索爾長子格雷格以索爾·貝婁操練一生的方式緬懷他摯愛的父親。作者將他珍藏心底的父親與世人熱烈追捧的文學之父相結合，在回顧索爾一生的同時，也在索爾的文學作品中找尋對應的蛛絲馬跡，試圖還原一個更真實立體的索爾·貝婁。

1994年感恩節的周末，索爾差點離開我們。冬季去加勒比海旅行本是想讓我父親提起精神，因為他仍對1992年艾倫·布魯姆的離世感到悲傷，但這次旅行出了大岔子。索爾在《拉維爾斯坦》中的虛構性描述非常接近我所理解的發生的那一連串事件：溫水里游泳，晚餐吃了一條有毒的魚，錯誤判斷了一個已經重病的人，飛回波士頓，坐著救護車進了急診室，病情愈加不明，入院第一夜好幾次休克。丹、亞當和我很快去了波士頓與杰妮斯待在一起。索爾的診斷一直未確定，一天又一天過去了，他陷入了藥物引起的昏迷。我們坐在他的病房里，分析著每一點點新出現的診斷消息。杰妮斯說索爾醒來會想要看到完整的醫學報告，便在一個很大的黃色便簽本上做了很多筆記。

幾乎所有最迫切的實際問題都被考慮到了。我們的小世界就像是一系列的同心圓將他包圍在中間保護著他。最里面的圓里是索爾，杰妮斯保護著他。杰妮斯連著熬了幾天的夜，精疲力竭，她的健康狀況讓護士和我們三兄弟都很擔憂。但是杰妮斯拒絕回家，她說她只要一把牙刷和幾件干凈的T恤。接下來的一圈由丹、亞當和我組成，我們一致認為我們首要的工作是保護好杰妮斯和索爾。一旦他生病的消息泄露出去，我們的保護工作也會包括不讓那些得到消息擔憂他的人絕望。

索爾即將從誘發性昏迷中醒過來的時候，杰妮斯清楚表明，接下來的一切都有她，雖然她此時面容憔悴，但她有精力承擔起照料索爾的一切。整整兩個星期坐在索爾的病房里，等待著索爾診斷的每一個細節，擔憂著索爾的安康，并且與我一起計劃著怎么告訴索爾喬治·撒朗特去世的消息，這一切使我沒有理由不信任杰妮斯。我告訴她我沒想照料他或是為他做決定。我默默地認為，一個男人將他三個兒子的監護權都交給他們的母親，他不會想要求那幾個兒子照料他日常的安康。我與索爾談論過亞利山德拉照料不了他，談論過杰妮斯與他結婚做出了多大的犧牲，這些交談都表明，他非常理解在他實事求是地擔心他的身體大不如前的年月里需要依賴別人而不是我們。

我熱切地希望差點離開人世的索爾會變成一個樂于仍然活著且渴望改善我們破裂關系的人。情況并不是這樣的。連續幾個月都接到索爾精力逐漸恢復的消息，萊莎去了佛蒙特探望他。當時杰妮斯安靜地坐在一旁，索爾對他的兒子們怒氣沖沖，他告訴萊莎他昏迷的時候，亞當、丹和我流露出了希望我們的父親去世的愿望，這樣我們就可以繼承他的財產了。萊莎回敬說，“那太荒謬了。你的兒子們都來波士頓幫忙了。”索爾更加生氣，他說萊莎如果不相信他，大可親自去驗證。萊莎非常震驚，也擔心后果嚴重，便給我打了電話。我知道這個說法是假的，對之我很生氣，便勉強地重復了整個事件，這些在索爾處于昏迷中的時候，我從波士頓給她打的電話里都已經告訴過她了。

萊莎和我都猜測索爾會那么說是不是都是杰妮斯告訴他的；當時只有她和他的三個兒子在。杰妮斯在那些天里都在做記錄，因為她說索爾醒來的時候希望了解一切。還有，萊莎和我都知道，觸及子女的貪婪和弒殺父母的愿望會挑起貝婁家族最強大的力量——長期威脅要剝奪他的子女繼承權的亞伯拉罕的幽靈、李爾王的形象以及令人深惡痛絕的卡拉馬佐夫父親。

我從未質疑過杰妮斯對索爾的愛與奉獻。然而，我已開始相信，在照料了虛弱的丈夫半年之后，可能還要再照顧或許數年之久，艾倫·布魯姆的那些完全為了愛而做出犧牲的理念事實證明已不再具有說服力。基于她之后的數月及數年中的一系列行動，這在我看來相當于某種奪權行為，我只能認為杰妮斯已經開始覺得不僅僅要成為索爾最喜愛的人，更要掌握一定程度的控制權，不只是像過去那樣支配他的日常生活，還要控制他的經濟、法律及文學方面做出的決定。她的那些行為很容易就會離間索爾和他的兒子們之間的關系，但是卻對我父親和我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我不介意進一步隱入幕后讓杰妮斯獲得想要的權力，實際上我已經隱退了。我所介意的是，在她和我們的父親那么脆弱的時候，我和我的弟弟們對他們的竭力保護卻被她妖魔化了。他指責我們惡毒、貪婪，而杰妮斯友善且配合，我卻奪去了她本占據的索爾照料者的位置，這一切激怒了我。

一年半后，索爾基本恢復，我去了波士頓看望他，決定要跟他澄清真相。我說我想跟他說說他生病期間發生的事。索爾打斷了我，向我道歉說他不記得他昏迷期間我曾在波士頓。“盡管我很努力地回憶，但我什么也不記得了。關于發生了什么，我所了解的一切都是杰妮斯告訴我的。”我告訴索爾我并沒有期待他會記得我，但我還是問了他是否相信我“閑坐在醫院里等著他去世，這樣我就可以從他那里撈到點錢”。他的第一反應就是“不會，我們絕不會是那種關系”。我父親提到我經濟獨立了三十年，這使我們避免了為金錢爭吵。為金錢爭吵不休一直是貝婁家族里其他幾家人存在的問題。

我的問題激起了索爾的好奇心，因為他也聽到了一些關于杰妮斯心態的傳聞。回答他的問題時，我描述了圍繞他倆的同心圓以及杰妮斯如何連續數日廢寢忘食地保護他。我繼續說，“只有上帝知道她經歷了怎樣的一段困難時期，但那必定如地獄一般。在那樣的危急時刻，每個人都會受到影響，但我學會了永遠不要從人們被逼無奈的行為中臆斷出什么永久性的含義。”聽到令他滿意的解釋，索爾像他往常的反應一樣，一言不發。

十年后，杰妮斯為索爾挑選的一位新傳記作家扎克里·里德爾（Zachary Leader）為她在索爾生病期間和其后針對我與萊莎的行為提供了更清楚的線索。里德爾說，一位為他提供傳記資料的人告訴他，我和萊莎密謀要宣稱杰妮斯精神有問題，從而剝奪她對索爾的控制，并且要將索爾帶去辛辛那提，讓他離他姐姐簡更近一點。里德爾問亞當和丹知不知道這個計劃。他們當然對這樣一個剝奪杰妮斯的權利并基本上是綁架索爾的本就不存在的計劃一無所知。在那之前，我從不愿意與里德爾談論我父親，但他的問題讓我的弟弟們憂慮，他們堅持要求我與這位傳記作家毫不拘束地談談這個問題。否認了那些從來沒有密謀更不用說討論過的事件之后，我問里德爾他從哪里聽來的這瘋狂想法。除了向我保證那絕不是杰妮斯之外，他拒絕說出那個人是誰。我借機提醒里德爾先生警惕那個毫無證據傳播這樣虛假事件的人的可靠性，還告訴他我和我弟弟們都受到了污蔑，我們對此仍十分敏感。

這樣荒謬的傳聞揭示的是對索爾家族影響的極度關切。而且，諷刺的是，類似于我和萊莎被指控的那種“綁架”真的出現了。接下來的五年里，杰妮斯逐漸加強了她對我父親生活每一方面的控制。她替他表達，有時候甚至用她自己的愿望取代我認為本應是他的愿望。很快，索爾有了新的文學代理人、新的代理律師、新的金融顧問。結果，杰妮斯被確定為索爾的遺稿代理人，新的遺囑被起草，萊莎被撤去了遺稿代理人/委托人的身份，亞當、丹和我原先被告知可繼承的遺產至少被削減了一半。我們被排除在外，不得從索爾去世后出版的文學遺產中獲得任何經濟利益。最終，杰妮斯將成為母親，而且最重要的是，索爾將被葬在哪里由她說了算。

索爾與杰妮斯

我最初了解到這種非常個人的改變是1997或是1998年我去他們家偶然聽到了一段電話留言，那是波士頓布里翰婦女醫院生育診所打來的預約電話。我意識到，杰妮斯，又或許是索爾想要個孩子。告訴了索爾這一信息之后，我表達了我的驚訝，因為在我們曾經的對話中他否認過再要任何孩子的打算。明顯有些尷尬的索爾沒精打采地說，他已經要求杰妮斯不要與他討論這個問題。我斷定杰妮斯此時想要孕育孩子，而索爾對此沒有發言權，只能要求她不要將細節告訴任何人。她想要個孩子，這很容易讓人理解，但她已年屆四十，丈夫已經八十多歲，為人父母需要承擔重大的責任。1999年那個叫羅茜（Rosie）的孩子到來時，她的出生在家族內外引起了轟動。關于她是怎么被懷上的，索爾提供了多種且彼此矛盾的說法。了解到杰妮斯采取了怎樣的措施，我覺得他提供的許多不同說法相當有意思。索爾喜歡看羅茜玩耍、大笑。但我去看望我那日益衰弱的父親時，那樣的諷刺讓我感到震驚：一所房子被一個充滿生氣的小生命和一個快速衰弱、經常臥床不起的老人占據著。

到2002年，索爾的精神衰退——類似于沉寂的黑暗大海中那些明晰的島嶼——開始加速。我下定決心是時候再與他好好談一次了，我怕這或許是我們最后一次交談了。幾十年來，我一直氣惱索爾對我成年后的生活僅有過一時的興趣，我決定以我父親能理解的方式告訴他我是個怎樣的人。當別人問他關于寫作問題的時候，我父親經常會援引司湯達關于怎么描寫文學中的人物形象的話，那就是要給他們他們所沒有的——也就是說，從基本的零零碎碎中創造出他們。我決定描述我自己的最好方式是采用一種類似的解釋，我說，“我從我的家人那里獲得我所需要的。”

我從畢比的評價開始說起，她說我為自己創造了一個家，無論我走到哪里，我都忠誠于我所關心的人。我用自己所擁有的萬花筒般的童年對之進行了闡釋，我用我在家庭中找到的零零碎碎塑造了我的身份。我在結尾處向索爾致敬，他的熱情與脆弱對我愛的能力以及對我成為一個好人、一位父親都至關重要，它們就像膠水固定住了組成我個性的塊塊碎片。

我說完后，索爾稱贊了我，也表揚了我所鑄造出的特殊身份。但他最深觸動我的是他提到了我給他打的那些電話，那些時候我因為那些我愛的人——安妮塔、畢比、喬治·撒朗特——去世而感到絕望。他說，“你在那樣的狀態下給我打電話，我能看到你靈魂中的良善。”誰會對一位老邁的父親要求更多？如果那些是他留給我的最后遺言，那么我們就不會經歷我們之間最痛苦的事。我女兒朱麗葉和查理·舒爾曼宣布在紐約訂婚并確定結婚日期的時候，索爾發自內心地高興。他一再地提及那個日期，就好像是努力確保它固定在了他的腦海中。我將他所堅持說的“竭盡全力去那兒”當成是他想要出席婚禮。一切安排都按部就班地進行著，直到索爾在朱麗葉的婚禮前幾周給她打了電話。他沒有做出任何解釋，只是說：“你得原諒我，我不能去參加你的婚禮了。”朱麗葉和我心碎地進行了一次交談，說到索爾怎么可以做出承諾卻又不遵守承諾，給我們帶來如此的痛苦。朱麗葉第一次明白了為什么我會在我父親與我之間豎起自我保護的屏障，這些屏障是她經常注意到也向我指出過的。

索爾并沒有給我打電話，還是亞當提醒他，如果不直接跟我講這件事，問題會變得更糟。索爾打了一通電話，只是宣布他不能參加婚禮，但還是沒做出任何解釋。我告訴索爾他正傷害我和我的孩子，無論他是作為父親還是祖父，這都是令人無法原諒的行為。他為自己辯白的時候，我說“你那該死的靈魂”，這大概是我對他說的最糟糕的話了，我知道他一直關注靈魂的長期命運。

索爾患上了中風臥床不起，大家都覺得他挺不過去了。我到的時候，杰妮斯和羅茜都出去了。一位陪護領我進了他的房間，他在那里一直處于時醒時睡的似睡狀態。索爾認出了我，說話雖輕但條理清晰。家里的貓也躺在床上打盹，這促使我說我父親當前的狀態就是像貓的生活。他說，“確實如此。”當他風趣地說這“讓他想撓一下”，此時閃耀出的是他的生機。

如我們往常一樣，我需要消除誤解，尤其倘若這將是我們的最后一次交談。帶著巨大的惶恐，我告訴他他沒有參加朱麗葉的婚禮，這深深地傷害了我。他回答說：“我不是有意要傷害你的，但是我的病讓我不能出行。”“但你的確傷害了我和我的孩子！”我高聲叫了起來。就在那時，他的陪護進來了，表面上是來給他做一下檢查，盡管她緊接著就堅持說索爾病得很重，他不能經受任何情感波動。就剩我們倆時，我問他還有沒有什么想說的。他說沒有了。結束的時候，我說，“我們之間一直都很坦誠，我找不到任何理由現在要做出任何改變。”他點頭表示同意。我離開去用午餐的時候，陪護正在給外出回來的杰妮斯匯報情況。我推斷，陪護得到指示躲在門口偷聽，一旦我提出我們之間的那些問題，她就進來打斷我們。

一小時后回到他的臥室，我開始關心另一件事，或許索爾活不長了。我竭力尋找一種道別的方式，避免使用死亡一詞。我站在他的病榻邊上的時候，索爾將手放在了我的心臟位置。我告訴他我如以往一般愛著他，我親吻了他，然后走出了他的房間。小聲地說著“再見了，爸”，我祝愿他能平靜地離去。

索爾說他希望我平安，這有助于治愈我受到的傷害。五十年來，我一直避免因為索爾讓人失望而造成的傷害：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因為他的愛；成年了，因為我們之間所處的距離和情感上不同程度的隔絕。這次我出于對朱麗葉的愛而放下了戒備，我為此付出了代價。回想起來，我意識到我成功地避開了他徹底的冷漠。我所經歷的失望，其實是一下子經歷了其他每個人已經忍受多年的自私。

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年里，索爾已經非常虛弱，幾乎沒下過床。每次我在電話里詢問他的健康狀況，他都回答“挺好的”，這讓我意識到我父親已病入膏肓，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虛弱了。我根據威爾在電話里報告的情況監測索爾的健康狀況。最終，情況變得那么嚴重，我乘坐紅眼航班在清晨六點從舊金山到了波士頓。冬日早晨的溫度只有兩度。我在機場小睡了一會兒，一直等到溫度升到四度。我向索爾報告說他得有百分之百的好轉才能讓我離開舒適的航空站，他聽后輕笑出聲。

顯然，索爾上一次大著膽子下樓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那一天他振作著在一樓與我相見。杰妮斯一整天都在房子里進進出出，她很高興看到索爾穿戴整齊在椅子上坐直。善良的瑪利亞當時負責索爾的身體護理，她告訴我說索爾稱我是他的“小家伙”，他會經常說起我。我父親的精神狀態實際上已經進一步惡化，沉寂的大海范圍已經擴大，那些明晰的島嶼面積越來越小。他經常說著說著便不知在說什么，但是如果我有意與他快速地講講我的家庭，他似乎能聽懂，甚至還問我是不是要退休了。

幾十年前，我的頭發就已經與索爾的頭發一樣白了，那次去看他，我故意留了長長的胡須，那些胡須也全白。天色漸晚，我也快要離開了，索爾說他很高興看到“小家伙”。索爾刻意模仿了阿爾·喬森（Al Jolson）的語調，他讓我想起我還是個小孩子坐在他腿上的時光，他讓我相信我的肚子是一把大提琴，他邊來來回回地拉動他的臂膀，邊唱道：“爬上我的膝蓋，小家伙。”

“是的，爸，”我回道，“即便被這些白雪（貝婁家的人對我的白發、白須的稱法）覆蓋，我將一直是您的小家伙。”幾乎已經被埋葬了數十年的“青年索爾”和他的小赫謝爾在我們最后相聚的時刻再度出現了。我離開的時候，杰妮斯準備了一頓豐盛的安息日大餐，慶祝索爾在周五晚上下樓來。我相信這是他最后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下樓了。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里，索爾和我打過好幾通簡短的電話。我記得我對著電話大喊，“親愛的，我愛您。”那是我對我父親說的最后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