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大家看看我的新書《無名指》，我看豆瓣有人評論說我，80多歲還寫什么小說啊，這個有點太過分了，80多歲寫小說的人太多了，這個也值得指責嗎？！”聽到李陀這番話，現場的年輕人都樂了。

11月10日，他在首都師范大學文化研究院主辦的“四十年來中國時代變遷中的思想立場”沙龍上，和年輕的讀者們暢所欲言，甚至唇槍舌劍。作為文化批評家，李陀對手機社會、“文學工業”、知識分子遭遇的挑戰等議題不吐不快。有觀眾提問，懷疑是不是正確的藥方，李陀堅定地說，“懷疑是世界發展的變化的前提，否則這個世界就是一潭死水，所以我希望我們的年輕人首先是懷疑，然后再肯定。” 他在現場針鋒相對地回應讀者：“你們首先是肯定世界，我首先是懷疑的。你要是什么東西都先肯定，其實我們就沒有辦法討論。”

李陀認為現在的社會可以被稱作“手機社會”，它的主要影響是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他描述了一個場景，在這個場景里，幾個朋友聚餐，卻幾乎不說話，各自刷手機，且稱他們這種行為是“尊重食物”。“我看我們現在更尊重手機（而不是人）。”李陀笑稱。也就是說，手機其實構成了另一個空間，人們都在那個無限開闊的空間里生活，“結果就是真正的日常生活不那么重要了，網絡世界的日常成了主要的生活。”李陀繼續說，人們的肉身在一個空間里，但實際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空間，而這是一個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現象。

李陀認為茲事體大，因為我們熟悉的時間秩序性、空間性在被破壞。他進一步指出，人對空間、時間的感受都在變化，“時間不再是連續的，比如說年輕人不知道金庸，不知道王小波，不知道韓寒（以及背后代表的時間），而是只接受當下手機給他的時間……”

對李陀而言，發生變化的重要原因是文化的民主化（或大眾化）進程的加快。他回溯了19世紀那個文化仍然具有階層屬性的世紀。他說：“教育是少數人的特權，休閑娛樂是少數人的特權。如果看19世紀的小說，那個時候旅游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高等教育還有讀博士也是上層階級的事情，文學寫作也是貴族的事情。”但是20世紀尤其是二戰以后，這一切都平民化普及化了，至少成了中產階級和富人共享的一個文化特權。這也是文化民主化的積極一面，譬如文化面前人人平等、網絡世界的寫作平等。

李陀更憂心文化大眾化的后果，即文化消費主義的泛濫。在二戰以后，特別是在全球化以后，“文化的民主被資本主義消費主義給利用了。”李陀認為消費主義模糊了經濟和文化的邊界，每一種文化都成了商品。而這一切，中國比美國走得還徹底。類似于電影背后的文化工業化，李陀覺得中國也已經出現“文學工業”。“現在中國開始出現了文學工業。就是一條龍，寫作的管寫作，編輯的管編輯，出版的管出版。小說寫作也開始像電影制作那樣被生產化。”李陀說。

李陀描述了這個場景，他指出：“生活已經完全被扭曲，不知不覺的我們就掉入了消費主義的時間里。在物質和精神層面上都變得有一種非人性質。因為我們自己現在被消費了，不是我們在消費手機，是手機在消費我們。”

手機社會和消費主義把人變成孤島

北京社科院文化所副研究員季劍青進一步推進了李陀的看法，他覺得“手機社會”使爭論越來越不可能，因為大家都安于自己的那一套知識、價值。而現在整個體制和新科技都在鼓勵這樣一種消費的方式，“比如說我們去亞馬遜、京東上買書，可以根據自己的趣味挑選自己喜歡的書，然后很快給你推薦相關的書，整個用大數據作為支撐會牽引你的趣味，不是挑戰你的趣味，相對會引導你在舒適區里面生活，推薦給你的書永遠是你喜歡看的，永遠不是新的挑戰，這是消費主義的邏輯。”

季劍青說：“消費主義制造了這樣一種生活方式，制造了互不接觸、互不交流的小群落。有的群以前還吵架，現在也不爭論了，這是由于消費主義已經滲透到我們的邏輯里了。”他認為，消費主義時代文化的整個界限在消失，趣味高低的觀念越來越淡化。他說：“一個一個小群落之間沒有誰比誰高，我跟一幫朋友天天討論網絡小說，你天天討論19世紀的作品，我們是不同的圈子，沒有高低但是有界限，就是說你的圈子跟我的價值是不可通越，不可交流的，這個界限是在不斷地形成，而且不斷地固化，消費主義在不斷地幫助固化這樣的界限。”

季劍青還指出了手機社會造成的語境坍塌問題。這指的是一旦商品變成一個焦點的時候，整個生產過程都被忽略，信息實際上脫離了語境。譬如，一個朋友圈的用戶，他每天在朋友圈展示自己的生活，幫助確立一個形象，但是這些信息背后的語境是缺失的，誰也不知道你在什么情況下說這句話。在學術領域也一樣，就是這些作為終端呈現的信息，后面的網絡生產知識產品的過程，就跟消費的商品一樣，生產、運輸的過程，整個圖景是消失的。

首都師范大學文化研究院研究員張翔覺得，李陀的小說《無名指》是對不同年齡層的知識分子的某種敏銳觀察，“他抓住了當代社會虛無感的問題。”在這場沙龍上，李陀也圍繞他對知識分子的觀察分享了看法。

李陀認為，當我們的日常生活實踐被這么徹底改造的時候，知識分子再沒有曾經的優越性了，這是因為系統的知識在零散的信息面前毫無優勢了。過去知識會幫助我們認識世界，但是在“手機社會”里人們不是靠知識，而是靠信息來接觸世界的。李陀覺得，很多知識分子現在都敗下陣來自覺進入“手機社會”了。“他的學術搞得馬馬虎虎，書寫得亂七八糟，看學術稿子、論文都是在手機上看，能看仔細嗎？”李陀批評道。他也認為這個問題非常嚴峻，因為知識的品格和知識分子的身份都在發生深刻的變化。這個“手機社會”改造我們所有的文化，尤其是改造我們知識分子，也改造我們知識分子本人。

在座的其他三位知識分子也同意李陀的看法，他們都很關心：在今天這樣一個手機時代、技術時代，知識分子如何保持反思，如何適應變化？

李陀覺得另一個嚴峻問題是，我們很難形成一種有效的描述社會整體狀況的話語，因為每個分眾都有自己小小的亞話語，都有自己的一套語言，一套詞匯。而知識分子越來越無法對社會總體問題提出挑戰、質疑，或者是提出大的話語。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孟建樹說，今天知識分子越來越成為大眾的一部分。但這個情況對知識分子的要求也更高了，不止是在情感上共情，還要進入別人的趣味和價值體系。“但這都會變得越來越困難，可能會變得有越來越大的挑戰。”他認為分眾化和亞文化群落作為年輕人很重要的文化形態，包括電子競技、游戲、科幻、網絡小說等都需要很專業的知識，對知識也是提出很大的挑戰。“不同的知識群落都自己有一套獨有的文化符號，不是很開放的，知識分子能不能被接納都是一個問題。”孟建樹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李陀也以抖音直播為例說明知識分子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分裂。他說，二、三線城市和縣級城市的青年支持直播，而知識分子覺得（直播）是垃圾。

有反思力才稱得上知識分子

李陀說，他不認同劉慈欣最近演講中提出的人類最寶貴的是想象力的觀點，他認為人類最根本的特征是反思，因為只有人能反思，其他任何生物是不可能反思的。而且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反思。只有掌握了知識且認識到知識是自我觀察、自我認識、自我批評渠道的人，才是一個有反思能力的人。如果沒有知識的話，是不可能深刻反思的，“我推薦年輕的朋友讀一本書，不好看，但是我們咬著牙看，就是《罪與罰》。這個小說很典型，一個知識分子，如果有反思能力，他就是一個真正的人，而且是一個能拯救人類的人，能把我們從日常生活實踐當中被消費主義引導走向一個泥沼，使我們越來越糊涂、越來越不自覺的境地里被拯救出來的這種可能性。”李陀說。

李陀和季劍青都認為，知識分子除了反思自己，也需要走出舒適區，看看其他圈子在討論什么。正如季劍青的比喻：“如果一個個小的圈子群落是一片孤島，我們有沒有可能去看看孤島下面的海洋，它下面的潛流，我相信是有聯系的，不是表面上看來是一個一個的群落，但是內在形成的機制，包括跟消費主義的邏輯，怎么在這個海洋里存在？有沒有辦法去探索更廣闊的海洋。”

消費主義給社會帶來的影響也需要知識分子去重新介入。“我們通過這個消費者來界定我們自己，界定我們的身份，界定我們的地位，我們不會關心這個生產過程，就是生產和消費現在完全是割裂的，在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環節有無數環節完全不在我們視野范圍之內。我們要越過很多的環節才能把這個圖景建立起來。” 他覺得知識分子更大的挑戰是跳出終端，把整個圖景建立起來，他這些通道，從生產到消費這些環節，什么樣的機制，什么樣的力量在里面作用，誰在里面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是對手機時代知識分子非常大的挑戰，要不然我們都變成手機時代的奴隸吧。”季劍青說。

季劍青舉例說，“有個文章講一個日本人喜歡吃魚，這些魚都是消費品，根本看不到整個的魚肉，都是加工好直接給到消費者，這是日常生活方式。然后他就想了解這個魚是從哪兒來的？這個魚是怎么變成產品的？他就去做人類學的調查，最后他追蹤到印度尼西亞，他到印度尼西亞調查，然后他把整個魚在海洋里面的生活，在運輸、生產、消毒，經過很多環節變成在日本市場所購買到的魚產品，整個環節弄清楚以后，對他的知識、視野是一個巨大的顛覆。”季劍青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多從事這樣的工作和研究。

在沙龍的問答環節，一個歷史系“95后”學生提問，“我很認同老師的批判性這種說法，但是我做新媒體互聯網的同學認為我很落后，說我以后就很難有錢賺，工作也不好找。”李陀回答說，“我覺得很難過，我被認為是老保守我可以認可，但是你也被認為是保守，這就顯出問題在哪兒了。”李陀繼續說，重點不是說保守不保守，關鍵是這些議題可以得到討論和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