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百十載長河浩蕩，九萬里風鵬正舉。

2013年3月，習近平同志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

2018年3月，習近平同志進一步定義了中國的偉大民族精神：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斗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偉大夢想精神。

中國精神是凝心聚力的興國之魂、強國之魂。澎湃新聞推出“中國精神”專欄專題報道，以弘揚民族精神、奮斗精神，凝聚中國力量。

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黨中央決定表彰一批為改革開放作出杰出貢獻的個人。11月8日，浙江公布了8位推薦人選的公示信息。這8人分別是：馬云、李書福、步鑫生、宗慶后、南存輝、魯冠球、謝高華和鮑新民。

今天講述的是浙江原海鹽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的故事。

1983年9月的一天下午，新華社浙江分社分管工業報道的記者童寶根走進了地處杭州市梅花碑的浙江省二輕局大樓。這是他多年的職業習慣，有事沒事都要抽空去條口機關串串門。

聊起報道線索，二輕局辦公室主任陸安根試探地對他說，嘉興海鹽縣冒出了個海鹽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有興趣可以去看看。“不過，這個人可是個爭議人物。”

爭議人物往往正是新聞人物。國慶節剛過，童寶根出發了。為了謹慎起見，他帶上了蓋著新華社大紅公章的介紹信，并通過海鹽縣委辦公室“組織聯系”，才來到步鑫生的廠子。

職工罵聲中走出的改革典型

童記者和步廠長整整談了2天。“這個體重只有89斤的小個子男人很有煽動性，精力之旺盛讓人難以思議。”早已退休在家的童寶根向我描述了步鑫生留給自己的最深刻印象。

步鑫生和他的襯衫廠的基本輪廓已經清晰。

海鹽縣襯衫總廠按所有制身份屬城鎮集體企業，其前身是1956年組織起來的縫紉合作社。直至1975年，全廠固定資產僅2萬多元，年利潤5000元，職工連退休金也領不到。1977年，步鑫生任廠長。這個裁縫出身的精瘦男人很快亮出了火藥味十足的一整套改革“殺手锏”：獎金“上不封頂、下不保底”，大鍋飯沒了；庸懶的職工毫不手軟被辭退，鐵飯碗砸了。罵聲不斷，廠子的效益卻越罵越好。

不喜歡循規蹈矩的步鑫生出手招數件件勁爆，十分抓人眼球。

當時海鹽縣委縣政府只有一輛北京吉普，而他們廠用來接送客戶的小轎車就有五輛；步鑫生常常坐飛機去外地參加訂貨會，這在當年是縣團級領導才能享受的待遇；廠里有廠標、廠徽、廠服、廠歌，舉辦一年一度的廠慶。還有全國服裝企業第一支具有專業水平的時裝表演隊，漂亮姑娘一大把。

精彩！爭議人物果然是個新聞人物。職業敏感強烈的童寶根覺得抓到了條“大魚”，題為《一個有獨創精神的廠長》的調查報告很快完稿。但畢竟內容“太沖”，他決定還是先嘗試著發新華社內參，并且是閱讀層次最高的《國內動態清樣》。同時，在稿件的最后也客觀列舉了步鑫生被反映最多的3方面問題。

11月5日，內參刊用，但反映步鑫生問題的內容已刪去。當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從成堆的“內參”中注意到了特點鮮明的“問題人物” 步鑫生，并寫下了一段批示：“海鹽縣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膽改革，努力創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對于那些對工作松松垮垮，長期安于當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企業領導干部來講，步鑫生的經驗應當是一劑治病的良藥”。

10天后，新華社將以這篇內參改寫的長篇通訊向全國發了通稿，胡耀邦的批示則作為了該通訊的“編者按”。各地所有黨報都在頭版甚至頭版頭條予以登載。

“這篇報道讓步鑫生出了名，但還遠遠不是后來那樣的‘超級典型’。”童寶根回憶說，“《工人日報》的又一篇內參起了轉折性的助推作用。”

以下的事件過程頗具戲劇性。

同年7月7日，習慣于獨往獨來的步鑫生擅自改組廠工會。他宣布原工會副主席趙榮華為主席，一名原副主席留任，并指定另一名原副主席和3名職工為工會委員。原工會主席馮織絹的職務實際被非法撤銷。當時，馮和趙都不在場。事后，趙榮華認為這是違反工會組織原則和職工意愿的，堅決拒絕出任廠工會主席。步鑫生豈能容忍如此“不識抬舉、有損威嚴”的行為？

12月8日，步鑫生再度召開全廠職工大會，宣布撤銷趙榮華的一切職務，開除公職，留廠察看兩年，工資降一級。趙的妻子、同廠職工劉培英被株連辭退。趙榮華堅決不服，遂向海鹽縣委和上級工會申述。12月9日，遭遇“頑強抵抗”的步鑫生一不作二不休，將處理決定升級為“不作留用，立即開除”。

此后，在強大壓力下，步鑫生勉強恢復了趙榮華的廠籍，但下放車間勞動，不同意恢復趙的一切職務及其妻子的工作，并扣發趙的部分工資和獎金。

趙忍無可忍，被迫撒淚離去，自謀生路。

“向步鑫生學習”

就在趙榮華事件發生前夕的10月18日—29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工會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工會章程》，保護職工權益被提到新的高度。連工會主席都敢撤的步鑫生無疑屬于“膽大妄為”。

《工人日報》駐浙江記者立即抓住趙榮華事件，針鋒相對地向全國總工會發了題為《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獨創精神》的內參，“揭露”了步鑫生無視工人階級權益的14條罪狀，其中包括“收買記者、自我吹捧”。

截然相反的事實，引起了胡耀邦的高度重視，他批示要求新華社會同浙江省委對步鑫生再作調查。

1984年春節期間，聯合調查組冒著大雪深入海鹽。隨后由浙江省委提交中央的調查報告稱，改革需要具備大膽創新精神的人去推動，這些人有的跑過碼頭，敢作敢為，存在這樣那樣的毛病。對他們不應苛求，要善于引導——步鑫生得到了充分肯定。

胡耀邦在該調查報告上第3次做出批示：“抓住這個指引人們向上的活榜樣，對干部進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教育，統一思想，推動經濟建設和整黨工作。”

這已經不再是一位創新型優秀廠長的問題了。

在中國，“榜樣”有著極特殊的內涵，何況又和整黨工作聯系在了一起。1984年2月26日，新華社再次播發“調查報告”全國通稿，大力倡導步鑫生的“改革創新精神”，并由“中共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辦公室”配發上千字的長篇按語。

政治嗅覺靈敏的全國各地無數媒體“聞風而動”，“向步鑫生學習”的熱潮平地而起。從這年3月9日到4月15日, 僅新華社就播發了關于步鑫生的報道27篇，共計3萬多字。時任新華社社長穆青事后說，全國宣傳步鑫生的廣度和力度，僅次于當年對焦裕祿、雷鋒的宣傳。他被全國政協選為“特邀委員”，他用過的裁布剪刀被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

“向步鑫生學習”陡然升溫，實在是暗合了特殊背景、特殊需要。1980年代初，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得巨大成功，改革重點逐漸向城市轉移，以擴大企業自主權、推行廠長負責制為主要內容的第一輪高潮初現。但很快，經濟迅速過熱。同時，民營企業、民間流通抬頭，“倒爺”橫行，活躍伴隨著“混亂”。中央開始了兩年治理整頓，并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國內空氣轉為沉悶異常。

此時，實在需要一位如晴天炸雷式的破局者。冒冒失失、渾身長刺的步鑫生恰到好處地出現了，他的種種“缺點”，正是打破改革僵局的有力武器。他不紅都不行了。

中國人對“榜樣”歷來有解不開的膜拜情結。

潮水般從全國各地涌來的參觀取經者幾乎堵塞了通往海鹽縣城武原鎮的狹窄沙石路，最多時一天竟達數萬人。有關方面甚至規定：“只有師、局級以上才能面見步鑫生本人，其他人一律聽錄音”。步鑫生不無得意地幽默了一把：“干脆將我弄到動物園買票參觀算了！”

前來“參觀學習”的人潮中，在一輛不起眼的面包車里，便也坐著興沖沖的魯冠球。1984年5月，揣著兩張《人民日報》，魯冠球帶著他的部下開進了海鹽城。

廠門口，已經擠滿了焦急的等待接見的參觀者。魯冠球的面包車理所當然被門衛攔下：“步廠長今天很忙。”幾番交涉，門衛松口了，“要不，你們的車子繞廠區開一圈吧。呼吸這里的空氣，也算是學習過了。”

幸好，從廠里走出兩位和魯冠球熟悉的《浙江日報》記者。引見之下，步鑫生皺著眉頭一擺手：“那就見見吧。”

一個偌大的會客室。見面，握手，坐定。一方是誠惶誠恐，一方是趾高氣揚：“要改革啊。現在，國有企業如豬，要靠人家喂；我們集體企業如雞，好的時侯有人撒一把米給你，糟的時侯也得自己找食吃；你們鄉鎮企業如狗，從來就是天生地養……”

云里霧里，十五分鐘。在回來的路上，魯冠球腦子里一直盤旋著一個疑問：“步廠長整天這樣談改革，到底還有多少時間干改革？”

在一輪參觀考察風潮之后，步鑫生的光環越來越令人敬畏。他開始被贊譽為“中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先行者”，如何看待步鑫生與如何看待改革者劃上了等號。

步鑫生多次對虔誠的參觀者表示，我是改革廠長，中央給予肯定的。支持我就是支持改革，反對我就是反對改革，這是兩條路線的斗爭！“現在的我已不屬于我個人了，我要對中央對胡耀邦同志負責。”

他神采飛揚地出發了，受邀到全國各地的工廠、學校、機關、劇團甚至軍隊巡回演講。話題不再局限于小兒科的企業管理，而是關于改革的大趨勢、關于開放的宏觀思考：《談談對城市改革的看法》、《談當前改革中的若干問題》……

他陶醉于掌聲，他覺得別人崇敬的目光真是最讓人飄飄然的享受。

輝煌背后的煩惱

既然是“全國最知名的改革廠長”了，經營上就得大手筆。步鑫生的大躍進開始了。

當時，中國“西裝熱”風頭正勁，穿西裝甚至成了改革者必備的行頭。步鑫生決定上西裝分廠，最初的想法是投資18萬美元，年產8萬套。結果，所有的人都熱烈地鼓動他要建就建全國最大規模的。投資與激情一起膨脹起來，轉眼變成了80萬美元，年產30萬套。設備從日本進口最高檔的，外匯由國家輕工部慷慨出借。

現代化的領帶生產線、投資130萬元的印染分廠……一個和“改革廠長”名聲相匹配的“一條龍服裝生產托拉斯”轟然崛起。然而，金燦燦的輝煌背后，無盡的煩惱也來了：西裝分廠項目久拖未成、領帶大量積壓、資金鏈斷裂。步鑫生發現，自己在無數次報告會上宣講得精彩四溢的改革經驗，好象也不靈光了。

1985年3月，步鑫生以一個“著名改革家”的大度，吃進了上海綠楊領帶廠的13萬條領帶，幫助對方“度過難關”。1年后，捉襟見肘的步鑫生因無力支付22萬元貨款，不得不第一次站上了被告席。廠里的兩輛卡車被法院拉走抵債，無法動銷的領帶也只得以幾毛錢一條的清倉價抵給一位無錫的個體戶。

遭受了經營和精神雙重打擊的步鑫生方寸大亂。情急之下，他甚至宣稱，凡武原鎮居民，只要每人出資1000元，就可以進襯衫總廠當工人。這在幾年前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大廈將傾，什么都救不了步鑫生了。到1987年11月，海鹽襯衫總廠負債已達1014.46萬元，虧損268.84萬元，而全廠的資產總額僅1007.03萬元。資不抵債，實際已經破產。1988年1月，浙江省委調查組到廠里做民意測驗，96%的職工表示，曾經被他們尊稱為“先生”的步鑫生不能勝任其職。

同年1月16日上午，上級領導來到襯衫總廠，宣布免去步鑫生廠長職務，并通知其去縣二輕公司報到，另行分配工作。陡然跌落谷底的步鑫生發出了無奈的最后一擊：“我步鑫生是忠臣，我有什么錯？你們搞莫須有！”

全國媒體蜂涌而上，只是這一次步鑫生已經成為一顆劃向黑夜的流星。

《人民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發的稿件標題很長，每一個字都讓他冷到骨頭：《粗暴專橫、諱疾忌醫，步鑫生被免職 債臺高筑的海鹽襯衫總廠正招聘經營者》。文章下的是結論式斷語：“步鑫生在成績、榮譽面前不能自持，驕傲自滿、粗暴專橫。特別是不重視學習黨的方針政策，現代化管理知識貧乏，導致企業管理紊亂，虧損嚴重，資不抵債……步鑫生諱病忌醫，至今仍不覺悟，辜負了黨和人民的期望”。

童寶根與同事陳堅發也采寫了總結反思步鑫生現象的長篇通訊《步鑫生沉浮錄》。步鑫生對此耿耿于懷，他甚至放出話：“成也童寶根，敗也童寶根。”

“浙商”的引子

“步鑫生效應”對當時中國改革的推動作用顯而易見。

幾年后，如日中天的河北石家莊造紙廠廠長馬勝利就宣稱：我是學了步鑫生的事跡才搞起改革來的；魯冠球也曾表示：走改革之路，走步鑫生之路，才能搞好我們的企業！

“但這個典型發掘出來后，鋪天蓋地的報道越來越過火，報紙上那個人已經不是步鑫生了，那是一個神。”童寶根說。

時勢造英雄，也同樣可能制造悲劇人物。

童寶根認為，從起始到終結，媒體的作用僅僅是推波助瀾而已。決定性因素，是媒體與步鑫生本人都難以左右的無比炙熱的時代需求。很長一段時間，民營經濟萌發對改革進程的價值并未充分顯現，直到1987年，鄧小平才表示：“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異軍突起”。

當時，從中央到浙江地方，仍將城市經濟改革的巨大希望，寄托于國有及城鎮集體企業的突破。

某種意義上，步鑫生類似于城市經濟改革的“小崗村”，他的治廠之道本身并不神奇，但正是在這一“巨大希望”的催化下，就變成了神話。被無限放大的極致化的偶像背后，必然隱藏著衰敗的開始。

與“偶像”步鑫生的誕生相關聯的一個事實是，1984年，浙江省企業管理協會、浙江省廠長研究會、浙江人民廣播電臺進行了浙江省“萬人贊”廠長評選。

這是浙江省第一次有影響的有關企業家——在當時僅稱作企業經營者——的評選。共10人當選，步鑫生以54300票列榜首；以產品“青春寶“名揚海外的胡慶余堂關門學徒、杭州中藥二廠廠長馮根生列第二；魯冠球以43000票列第三。

步鑫生、馮根生、魯冠球，一個城鎮集體企業的裁縫，一個國有企業的藥徒，一個鄉鎮企業的打鐵匠，3位影響了浙江企業40年走向的企業家代表各自的“所有制成份”，在杭州人民大會堂的經驗介紹大會上的報告題目是同一個：“我是怎樣以改革精神辦廠的”。

自此，企業家——浙江新生財富階層的最杰出代表，作為一股日漸強大的社會力量，真正開始走進我們的視野。十多年后，又匯聚成為“浙商”這一獨特的中國商業文化概念。

需要最后敘說一下的是步鑫生的去向。

免職后一個月，步鑫生沒有和任何人告別，黯然離開家鄉。先在上海創業；隨后北上，承包了北京一家虧損的服裝廠；再出關至遼寧盤錦，甚至還飄泊俄羅斯。

1992年元月，步鑫生在給魯冠球的一封信中說：“盡管我已年過六旬，我還不死心，我別無他求，但愿有機會再出山辦廠。能否實現，我自己也難預測。”

1993年，步鑫生受人之邀，到秦皇島創辦以他名字命名的步鑫生制衣公司。這成為他辦廠夢想的最后一站。

2001年，步鑫生從制衣公司退休。他選擇定居在了上海，而不是老家海鹽。因為那里，會讓他想起太多傷心的往事。

“咱們是靠辦廠子吃飯的，離了這一點，真的一錢不值。”夕陽西下時，步鑫生一聲嘆息。

2015年6月6日，步鑫生在浙江海鹽的老家去世，享年81歲。

（文章選自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推出的《東方啟動點：浙江改革開放史（1978-2018）》，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