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賠償辦副主任祝二軍透露，最高法正在研究制定新的精神損害賠償標準，力求更有效地發揮國家賠償工作保障人權的職能。

這意味著，實施數年的精神損害賠償標準或將迎來調整。

2010年12月1日，新修訂并實施的《國家賠償法》首次將精神損害納入國家賠償范圍。201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出臺意見提出，精神損害撫慰金原則上不超過人身自由賠償金、生命健康賠償金總額的35%，最低不少于1000元。

由于上述標準是原則性規定，在司法實踐中，標準的執行呈現較大波動。

澎湃新聞梳理了過去8年來被宣告無罪的34個冤假錯案當事人的國家賠償數額發現，不少社會關注的重大案件中，當事人獲得的精神損害撫慰金的金額和其所占人身自由賠償金比例均超過35%的標準。其中，2014年12月呼格案獲得的100萬的精神損害撫慰金，更是創下了當時精神損害賠償的最高紀錄。3年后，這個紀錄被聶樹斌案的130萬元精神損害賠償刷新。

但在一些社會影響不大的案件中，被告人獲得的精神損害撫慰金金額則遠低于35%。

受訪法學專家認為，在精神損害撫慰金這一塊，執行當中標準、尺度并不統一，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標準應該會進一步提高。

從無到有：納入賠償范圍，但無具體標準

1995年1月1日《國家賠償法》的正式實施，從根本上改變了國家機關無責任的狀態，確立了國家侵權賠償制度。

然而，國家賠償法沒有對精神損害賠償予以規定，案件的受害人僅能依據該法獲醫療費、誤工收入、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和喪葬費等直接物質損失的賠償，精神損害卻得不到的撫慰，引發不少討論。

2001年，陜西少女麻旦旦無故被派出所民警帶走稱其為妓女，麻旦旦失去兩天人身自由，其間被迫兩次做處女膜檢查以證清白。事后，麻旦旦起訴兩級公安機關索要500萬元精神損害賠償，最終的賠償金僅有人身自由的賠償74.66元。法院認為，麻旦旦請求精神損害賠償不符合國家賠償法規定。

2005年3月15日，河南農民胥敬祥蒙冤入獄13年后被無罪釋放。到2009年，胥敬祥終于領取了52萬余元的國家賠償款。不過，這些賠償并不包括精神損害賠償。作出賠償決定的河南高院同樣認為，胥敬祥提出的精神損害撫慰金不屬于國家賠償法規定的賠償范圍。

麻旦旦、胥敬祥等案折射了精神損害賠償的尷尬處境，將“精神賠償”納入《國家賠償法》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2010年4月29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高票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的決定》，首次規定精神損害賠償，“致人精神損害的，應當在侵權行為影響的范圍內，為受害人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造成嚴重后果的，應當支付相應的精神損害撫慰金。”但有關精神損害賠償的具體標準，以及哪些情形算是造成嚴重后果，國家賠償法并沒有作出具體規定。

據人民網報道，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國家法室副主任武增在新聞發布會上解釋說，由于精神損害賠償和財產損失不一樣，它不是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認定時比較困難，現實情況也非常復雜，對于賠償的標準，不同的案件各不相同，法律很難就認定和標準這兩方面作出抽象、統一的規定，可以在具體案件中由司法機關進行認定，也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在適當的時候根據審判實踐中出現的具體問題，適時作出具體應用的解釋。

“賠償標準應具體化，如果沒有具體規定，裁量權太大，會增加隨意性。”全國政協委員辜勝阻在接受人民網采訪時就提出建議。

原則性標準出臺，最低不少于一千元

沒有具體標準，公民的精神損害索賠仍不容易。

據《南方周末》報道，新法實施當月，因發帖舉報“官二代”大學舍友公務員考試作弊而遭“跨省追捕”的甘肅省圖書館助理館員王鵬被認定錯拘。據他回憶，寧夏吳忠市警方在已承諾賠償3萬元精神損失后，突然變卦決定只支付3000元，原因是他們認為“王鵬沒有被造成‘嚴重的精神損害’”。

王鵬感到屈辱：他被前后拘押了9天，遭受磨難屈辱，父親也被拘禁了兩天，母親一度不敢待在家里東躲西藏，外公突發腦溢血，現在還半身癱瘓躺在床上。“這樣的精神損害如果都不算‘嚴重’，還有什么算‘嚴重’？”

2011年，全國尚未出臺相關實施細則，廣東省率先探索精神損害賠償的“地方標準”。

2011年9月，廣東省人民檢察院、省高級人民法院、省公安廳聯合發布《關于在國家賠償工作中適用精神損害撫慰金若干問題的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會議紀要》），明確精神損害撫慰適合情形及賠償標準。

這是新國家賠償法實施后的首個精神賠償細則，規定應當以喪失人身自由的時間長短為主要依據，結合其他損害或者損失的情況綜合確定，具體賠償數額從1000元到30萬元不等。

《南方周末》報道，在廣州增城做生意的女子劉云（化名）因涉嫌詐騙被羈押四百多天，其間，丈夫和她離了婚，無罪獲釋后，她提出精神損害賠償100萬元，因符合《會議紀要》規定的“婚姻家庭關系破裂或者引致家庭成員嚴重傷害”，最終拿到3萬元的精神損害撫慰金。

盡管只得到3萬元精神損害賠償，劉云并不知道，她已創造廣東省檢察系統2011年精神損害賠償數額最高紀錄。

201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出臺司法解釋為精神損害賠償劃出兩條標準線：最高，原則上不超過人身自由賠償金、生命健康賠償金總額的35%；最低，不少于1000元。

規定要求，綜合考慮受害人人身自由、生命健康受到侵害的情況，精神受損情況，日常生活、工作學習、家庭關系、社會評價受到影響的情況，并考量社會倫理道德、日常生活經驗等因素，依法認定侵權行為是否致人精神損害以及是否造成嚴重后果。

冤死者獲賠最多，專家：發展趨勢是由少到多

最高法司法解釋表述為“原則上不超過”，沒有限制數額，司法實踐中超出其規定也是合法、合理的。

澎湃新聞梳理了過去8年來被宣告無罪的34個冤假錯案當事人的國家賠償數額發現，不少社會關注的重大案件中，當事人獲得精神損害撫慰金的金額和其所占人身自由賠償金比例均達到甚至超過35%的標準。

34人中有15人獲得的精神損害撫慰金的金額和其所占人身自由賠償金比例超過35%的標準。比如，福建念斌案賠償總額為119萬元，其中精神損害撫慰金55萬元，占人身自由和生命健康賠償金總額的86%；浙江張氏叔侄案、江西樂平案精神賠償比例分別達到69%、65%。

有10人獲得的精神損害撫慰金則“壓線”35%標準。“安徽五周案”的5名冤案當事人獲得的精神損害賠償均為35%標準。

就數額來說，被告人已被執行死刑的，家屬獲賠最多。2014年12月，內蒙古高院宣布呼格吉勒圖案的精神損害撫慰金為100萬元，是公開資料中精神損害撫慰金首次突破百萬。

據《人民日報》報道，內蒙古高院負責人表示：“這個數額是我院綜合考量本案的具體情況確定的。賠償數額超過死亡賠償金和限制人身自由賠償金總額的35%，是綜合考慮到此案的特殊性，綜合考慮到國家賠償所蘊含的救濟損害和撫慰創傷的功能。”

呼格案精神損害賠償的記錄在3年后被聶樹斌案的130萬元所刷新。聶樹斌在羈押217天后被執行死刑，人身自由賠償金一項僅為52579.1元，所獲精神損害撫慰金是人身自由賠償金的24倍。

但在一些社會影響不大的案件中，被告人獲得的精神損害撫慰金金額則相差懸殊。

2015年，遼寧涉黑團伙袁誠家案件二審宣判，被告人之一高超終審被法院認定無罪。一年后，營口市中級法院作出國家賠償決定書，判決支付高超精神損害撫慰金1萬元，僅為人身自由損害賠償金的5.6%。

《21世紀經濟報道》報道，福建省泉州市豐澤區人民法院一名法官統計分析了全國50起國家賠償無罪賠償的決定書，對于精神損害撫慰金占人身自由損害賠償金的比例的發現是，50個案件的數額比例平均值為24%，其中數額比例最低的為13%(不包括上述高超案）。數額比例在15%以下的為4件、占比8%，賠償比例在15%至30%的為39件、占比80%，賠償比例在30%以上的為6件、占比12%。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原國家賠償委員會主任、中國社科院法學教授陳春龍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認為，精神損害撫慰金一般不好衡量，需要結合個案的實際情況。最高法院設定標準，要考慮到各地財政的承受能力，從社會發展來看，國家賠償中精神損害撫慰金的標準，經歷了從無到有，發展趨勢必然是由少到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