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上海社聯2023年度論文已出爐。該活動無需作者自行申報，依托各學科權威專家學者、學術期刊主編、資深學術編輯等開展多輪評審。在“反五唯”背景下，這個活動也是對學術評估機制的大膽創新。

推薦入選論文的共同特點是密切關注社會現實和學界動態，善于發現和提煉問題，彰顯學術論文的創新性、學理性、科學性品質，并具有一定前瞻性和開拓性。

澎湃新聞記者與上海社聯2023年度論文獲獎者展開對談，看上海社科學者如何在現實關切中，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 

在中國文學評點史上，小說評點及其術語的完備性和系統性是最為突出的，但以往研究小說評點多集中于“評論”一端；其實，小說評點的術語系統即明確顯示：“評論”“批改”“注釋”和“圈點”四個維度不可偏廢，都有自身的價值，也都值得關注。

上海社聯2023年度論文《論中國古代小說評點的術語系統》（原載《文學評論》2023年第3期）一文，對小說評點研究提供了新史料，提出了新觀點和新理解。

究竟如何進一步理解小說評點及其術語系統對古代小說的意義？如何在當下繼承與運用其中的傳播精髓？

近日，澎湃新聞記者專訪論文作者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譚帆。

小說評點在小說出版和傳播中不可或缺

澎湃新聞：您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多年，是從何時開始關注古代小說的術語問題，您對此的認知經歷過哪些階段？

譚帆：對術語的考釋的確是我個人的學術興趣，已有較多的成果。

最早的一篇論文是1985年發表的《試析古代文論理論術語的構造特征》（《中州學刊》1985年第6期）。當時我還是在讀的碩士研究生，導師徐中玉先生正在編古代文論的類編，在抄錄和編選古代文論材料時，發現古代文論術語是有規律可循的，于是就嘗試著寫了一篇習作，提出了古代文論術語的三個構造特征，即“理論術語內在意蘊的多義性”“理論術語形式組成的復合性”和“理論術語外部構成的序列性”。

第一篇小說術語考釋文章是發表在《文學遺產》2002年第2期上的《“演義”考》。我解釋了“演義”最初確實是對某部史書的通俗化，但在明末清初，演義指稱的作品遠遠超出了歷史題材范圍，凡是白話小說，統統可以用“演義”名之，強化了通俗小說的文體獨立。論文發表后，獲得了學術界的“謬贊”，由此萌生系統研究小說術語的想法。

我對術語的研究包括古代文論術語、古代戲曲術語和古代小說術語，而以小說術語的解讀為主體。在這個領域，已出版了兩部論著，一是《中國古代小說文體文法術語考釋》，另外一本是專題論文集《術語的解讀——小說戲曲研究的視角與方法》。

順便自我“吹噓”一下，這是我第二次入選社聯年度論文。我發表在《文學遺產》2018年第3期的《“敘事”語義源流考》入選“2018年度論文”。很巧的是，這兩篇論文都研究小說術語。

澎湃新聞：人們普遍認為小說在明清較為興盛。小說評點的熱潮是同步興起的還是稍晚？

譚帆：古代小說評點比較復雜，從文本而言，主要涉及以“章回體”為代表的白話小說評點、以“筆記體”為中心的文言小說評點和以“新小說”為重點的報刊小說評點。三者各有特色，又相互關聯，共同構成了古代小說評點的系統內涵。

我們以白話小說評點為例：一般認為，白話小說萌興于宋元時期的“說話”，但真正有影響是在明代嘉靖以后，尤其是萬歷時期；而小說評點的萌興和發展也大致在這一時段，的確可以說，白話小說的興盛和白話小說評點的風行是基本同步的。我們甚至可以說，是白話小說的評點進一步推動了白話小說的發展。

為何這樣講？小說評點有三個原點：記錄文人的讀書心得，推動小說傳播的商業促銷，融合二者并以導讀為基本功能。這三個內涵大致在明萬歷以后，與白話小說的發展基本同步。其中代表人物分別為明代的“異端”思想家李卓吾、建陽書商余象斗和評點名家金圣嘆。這三位的評點著作及其影響構成了小說評點的三種類型：“文人型”“書商型”和“綜合型”。可以說，這些小說評點在晚明以來的小說出版和傳播中是不可或缺的。

文學批評為何讓普通讀者望而卻步

澎湃新聞：在您眼中，不同的小說評點具有哪些特色？

譚帆：簡而言之，可作這樣的概括：小說評點在中國古代是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而非單一的文學批評。評點在中國小說史上雖然以“批評”的面貌出現，但實際內涵非文學批評可以涵蓋的。小說評點在小說史上所起到的作用也遠遠超出了“批評”的范圍，形成了“批評鑒賞”“文本改訂”和“理論闡釋”三位一體的格局，與此相應，形成了“文本價值”“傳播價值”和“理論價值”合一的價值系統。

我們以“文本改訂”為例：小說評點融“評”“改”為一體，在中國小說史上始終參與小說的創作。所以，小說評點史研究可以納入中國小說史、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范疇，這或許更能貼近通俗小說創作的實際情況，符合小說評點的原生狀態。

譬如明代通俗小說以“四大奇書”最為優秀，也最風行，但我們現在能看到的都是經過小說評點家“改訂”的文本，只是在標點本刊印時去掉了評點文字而已。《水滸傳》是金圣嘆改訂的，《三國演義》是毛氏父子改訂的，《金瓶梅》最為流行的是史稱“崇禎本”的改編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西游記》的流傳也以評點本《西游證道書》為主體。我們甚至可以下這樣的判斷：明代小說史的終結者不是小說家，而是小說評點家。

澎湃新聞：古代小說的評點本現在已經淡出大眾視野，您覺得公眾應該養成閱讀評點本的習慣嗎？評點這一形式在現代文學中是否還有生命力？

譚帆：小說評點在中國古代已經延續數百年的歷史，但其真正的“繁華”歷史并不長，甚至有學者認為，小說評點能稱得上“評點派”的不過是由金圣嘆到張竹坡的數十年間，這當然有點偏頗，也并不符合實際。但20世紀以來，小說評點已慢慢地談出大眾視野，的確也是事實。其實我們無需去爭取往日的繁華，時代改變了，批評形式也會隨之變更。

但其精神層面的東西卻是可以擷取的。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一是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職責是對讀者（包括作者）的影響，而不應該在文學批評領域“內部自足”。“讀者意識”是小說評點獲得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對讀者的引導，對閱讀趣味的針砭和對作品的解析無疑是重要的批評目的，文學批評應該與作品一起，在讀者中贏得自身的地位和價值。

二是追求文學批評的“文學性”是小說評點一以貫之的風格。但在當今的文學批評中，閱讀文學批評文字在某種程度上成了艱難的“理論跋涉”，使大量的普通讀者望而卻步，而其癥結或許在于文學批評“文學性”的缺失。 

澎湃新聞：中國古代文學在國際上是否有影響力，您認為社科學者應該如何對外講好中國故事，是否有一些實踐的案例？

譚帆：中國傳統文學在國際上是否有影響力？答案是肯定的，其影響力不僅有，且將會越來越大。講好中國故事，首先要讓所講的故事具備準確性，其次，對于所選擇的故事既要有學術性，又要具備學術研究的現實需求。

何謂“敘事”？著名漢學家浦安迪認為：“簡而言之，敘事就是‘講故事’。”而這個解釋是否完全適合傳統中國語境中的“敘事”？在“敘事”與“narrative”的語詞對譯中，起支配地位和作用的明顯是后者，這種語詞對譯中的“霸權”無疑會損害語詞各自的準確性，進而影響研究的深入開展和合理把握。所以解讀“敘事”是為了探尋古代小說的特性，并以此反省古代小說研究中的得失。

通過考辯，我們認為“敘事”內涵在中國古代絕非單一的“講故事”可以涵蓋，這種豐富性既得自“事”的多義性，也來自“敘”的多樣化。就“事”而言，有“事物”“事件”“事情”“事由”“事類”“故事”等多種內涵；而“敘”也包含“記錄”“敘述”“羅列”等多重理解。

對“敘事”的狹隘理解是20世紀以來形成的，并不符合“敘事”的傳統內涵，與“敘事”背后蘊含的文本和思想更是相差甚遠。尤其在對中國古代小說的認識上，“敘事”理解的狹隘直接導致了認識的偏差，這在筆記體小說研究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敘事”語義的古今差異非常之大，所以“敘事”與“narrative”的對譯實際“遮蔽”了“敘事”的豐富內涵，而厘清“敘事”的古今差異，正是為了更好地把握中國古代小說的自身特性。 

“內卷”不可持續，學術界需要更寬松環境

澎湃新聞：您在學術研究中存在哪些困惑？應如何解決面臨的問題？

譚帆：如果從1985年在《學術月刊》發表第一篇論文算起，我從事學術研究也有近四十個年頭了，的確有不少感想，也有不少困惑。

比如，學術研究究竟是“職業”還是“志業”？往前推數十年，沒有困惑，學術當然是神圣的、崇高的，她是與“擔當”“奉獻”“道義”“興趣”等聯系在一起，總有一種精神的因素充蘊其中。

但從當下來看，則未必，學術已然成為“職業”，用人單位給出指標，應聘成功者勉力完成指標，沒能完成則“非升即走”，兩者之間已是一個雇傭關系，有契約在，雙方都無異議，也很“坦然”，似乎對個體和用人單位都無損害，但對“學術”呢？對研究者個體呢？最終受到的損害是必然的、難以彌補的。

又比如，當今高校中，“內卷”最劇烈的是青年教師，其中最令人擔心的是他們身體的早衰和學術趣味的喪失，而這對于學術研究而言，幾乎是“致命”的。研究者研究之路的艱辛，常常讓我們這樣勸慰從業者：不要貿然選擇學術之路，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再比如，從投入的經費、設立的項目和出版發表的數量來看，的確無可非議，是空前的；但實際效果如何還得等待歷史的檢驗。至于對策，我想緊迫的是要反思和調整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如“非升即走”等，還學術界一個寬松的環境。 

澎湃新聞：2024年，您計劃重點研究哪些課題？

譚帆：2024年，我將繼續帶領研究團隊從事中國小說評點研究，因為由我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小說評點史及相關文獻整理與研究》（2021年）已經進入第三個年頭。這個項目將圍繞“如何系統完整地呈現中國小說評點的歷史進程”“如何創新中國小說評點研究的學術視域和理論方法”“如何還原小說評點的本體存在和文化語境”展開，進而建構中國小說評點史，最終完成“中國古代小說評點研究書系”。

我們希望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突破：1、加強小說評點的理論研究。拓寬思路，跳出小說評點研究的自身格局和狹隘范圍。2、強化小說評點的歷史研究。對小說評點史進行多視角、多類型的研究，如小說評點的編年史、分體史、形態史，經典小說的評點史、“評改一體”的編創史等，在此基礎上，結合以往小說評點研究中成果比較豐富的理論史和文法史，撰寫系統的小說評點通史。3、完善小說評點的基礎研究。如全面整理小說評點總目，編纂總目提要等。這一工作目前進展比較順利，相關成果也已陸續面世，如《中國小說評點研究新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