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熱播后，凡是有關上海城市與企業家群體的話題，總會聯想起劇中阿寶、汪小姐、玲子、李李、范老板等人物形象。《繁花》劇中塑造的是改革開放初期一批生動而形象的企業家，體現企業家有擔當、負責任，敢為人先、永不言敗的時代精神。

回眸上海百年前的一代企業家（商人），不外乎與上海總商會有所聯系。上海總商會，是近代上海民族工商業者組建的團體，正式成立于1912年2月。在動蕩年代，這一群體不僅“扛起”上海早期的經濟發展，并對維護民族尊嚴、捍衛國家主權貢獻頗多。

在上海，時不時還能見到它的印記，它像一面鏡子時時映照著現在人們的生活。矗立于蘇州河畔的上海總商會議事廳，這棟不朽的建筑，如凝固的音樂，仍然奏響著交響樂。

蘇河灣地標建筑，修繕一新的上海總商會議事廳今貌。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2005年，上海總商會檔案經“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工程”國家咨詢委員會評審，入選第二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是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項目在中國推進的前期工作。

上海總商會檔案的入選，不僅說明它因保存完好而異常珍貴，也說明在當下，上海總商會歷史仍有被訴說、被了解的價值。尤其如何理解歷史上商會對于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領域的作用？歷史上的商會，對現在的商會發展能否提供經驗與思考？

憑著這樣的想法，筆者受邀澎湃新聞編寫上海總商會人物故事，敘述上海總商會那批“阿寶”式的人物，將“阿寶”式的人物這段“風云”娓娓道來。

上海總商會對上海早期現代化的貢獻

上海總商會前身可追溯到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2月，由上海各會館公所商人籌建的上海商業會議公所。這是清末國內最早成立的商人社團。

1916年上海總商會議事廳落成，會長朱葆三與會董合影

上海總商會成立以后，繼承并發展了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時期創辦的各種事業機構，為會員提供多種服務，面向社會開放，對上海早期現代化貢獻頗多。這里先簡聊三件事。

一是最早的商貿展覽。早在20世紀初，上海總商會積極參與1910年在南京舉辦的南洋勸業會、1915年在美國舉辦的巴拿馬萬國博覽會。正是巴拿馬萬國博覽會歸來的商會領袖，在那一年開啟籌劃中國的商品陳列所。

其時，廣告只能從報紙、雜志刊出，消費者認識世界的途徑有限，直觀了解商品以及功能惟有通過陳列展覽。該年10月上海總商會設立了陳列科，訂定《上海總商會籌辦商品陳列所章程》，并花了近7萬兩銀子建造商品陳列所。

1921年商品陳列所開幕后，接連舉辦多次展覽，包括1922年10月的蠶繭絲綢展覽會，1923年10月的化學工業展覽會，1928年的夏秋用品國貨展覽會；還先后為直隸工藝觀摩會、江蘇省第三次地方物品展覽會、西湖博覽會、荷蘭萬隆城博覽會、美國紐約賽會、小呂宋嘉年華會等展覽會代理征集中華國貨，數量近萬件。

二是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上海以金融業著稱。百余年前，上海總商會就創辦過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1916年冬，孫中山為發起創設“上海交易所”事，召集上海總商會會董虞洽卿，囑戴傳賢、趙林士、朱執信、洪承祁和盛丕華等先行討論，對證券、棉花、棉紗、金銀、布匹、油類、糧食7個行業的沿革與現狀進行調查。

1917至1919年，上海總商會常會多次討論設立證券物品交易所議案，直至1920年2月1日在上海總商會召集股東舉行成立大會，正式宣告上海證劵物品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中國人有了自己的交易所。

三是慈善事業。上海總商會特別注重于此，尤其對各地遇災等危急情況，更有“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傳統。

1920年北方大旱，山東、河南、山西、陜西、河北等省遭受40多年未遇的大旱災，受災災民達2000多萬，直接或間接造成死亡達50萬人。旱荒奇重、災民嗷嗷，餓殍載途，救災急如星火，上海總商會接到各地災情報告，伸出援手。

據當年12月上海總商會與上海縣商會聯席會議上的報告，賑災籌款總數超過200萬元，各類物品助賑無以計數。《大公報》不無贊嘆地評價“就上海一隅而論，華洋義賑會籌集賑款百萬元，現仍繼續進行，不遺余力”。那個時期，類似賑災事例，無不出現上海總商會的蹤影，無不出現上海總商會會董、會員的大名，在他們身份上，往往又多個身份——慈善家。

上海總商會的命運沉浮

與上海總商會存在的同時，上海地區另有若干商會組織，這些工商業者組織的發起人，大都與上海總商會有程度不等的關系，上海工商業者可同時屬于不同工商團體的會員，形成以上海總商會為主體，各商會既保持相對獨立，又有著密切聯系的上海工商業組織的網絡體系。

以上海總商會為主體的上海工商團體，在各項重大政治經濟活動中，突破了“在商言商”的傳統，為民族和國家爭取應有的政治地位和經濟權益，奮起抗爭，成為近代社會中有影響力的地方自治團體。

至1928年12月底，上海總商會鑒于上海成為特別市，向政府申報核準后，正式改稱上海特別市總商會。次年5月，被上海特別市商人團體整理委員會強行接收，結束存在18年的歷史。近代上海商會從此進入到上海市商會時期，民間自治色彩消散。

為記錄這段歷史，2020年《上海總商會紀事》出版。各方面反映良好，認為近代商會在學術上，以論著、論文和資料整理出版，成績斐然，但是讀者面少了一點，僅局限于學界和專業人士。

也因此，本系列文章，希望借人物故事為窗口，管中窺豹，為讀者了解上海總商會提供更親切的視角。 

不過，近代上海總商會人物有個特點，知名人物多，寫過的人物多，有些人物有專著，鑒于這樣的現狀，再要撰寫出有新意、有深度的文字是難上加難，且若缺乏翔實資料容易出現紕漏。

因此，本系列決定先選取上海總商會第一屆28位會董其中的五位，他們分別是朱葆三、葉鴻英、朱吟江、祝蘭舫、沈聯芳。

1912年上海總商會議事座位表

這五位似乎都有點像“阿寶”。“阿寶”能在黃河路上一呼百應，黃河路酒家以邀請到“阿寶”為榮，這是為什么呢？因為“阿寶”能為他們解決問題，而百年前流傳“上海道臺一顆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朱葆三的信能夠解決問題。

再如“阿寶”與“爺叔”“汪小姐”合作做貿易生意，賺得盆滿缽滿。葉鴻英最初是以外貿起家的工商業巨子，繼而辦銀行，后來銀行收息，他捐巨資投入文化事業，捐獻50萬給鴻英圖書館，為上海文化事業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五位會董”的故事，我們下文將從朱葆三說起。

（本文作者王昌范系上海市工商聯檔案史料研究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