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葦箋

《紅毯先生》是這個春節(jié)檔最特別的一部電影，正如上映前終極預告中所展示的那樣：不是八卦片、不玩爆笑梗、不走合家歡，這些顯然跟春節(jié)檔常見的觀影氛圍相差不少。

上映兩周前的一個周末，娛樂資本論在北京見到寧浩。采訪過程中，小娛曾詢問他對于這部電影與春節(jié)檔匹配程度的想法，寧浩給出的回答是：“檔期也是被塑造的，春節(jié)檔也不都是合家歡，應該給觀眾看點不一樣的。”

的確，這是寧浩、劉德華以及影片本身的一次冒險。

在最吸引普通觀眾的娛樂圈秘辛和劉德華往事的外殼下，寧浩想講的是一個關于“溝通”的故事，在人人都以自己立場出發(fā)的時代，每個人都很難理解對方。他用“孤獨、憂傷”形容電影里的劉偉馳，一個努力想拍電影獲獎的明星，找到拍農村題材這個討巧的方法，但總是事與愿違。

電影中大篇幅的留白，是希望觀眾來填上的答案。但這種偏重作者性表達電影，或許最終的使命，是找到適合自己的受眾，真正完成戲里戲外寧浩都提出的最終命題：溝通。

“我想往回找找”

《紅毯先生》的起源，是那個被大家熟知的故事：2005年，劉德華投資三百萬給寧浩拍《瘋狂的石頭》，票房高達2500萬，寧浩憑借此片聲名鵲起。

當初劉德華投資前看中的，是寧浩在電影節(jié)參展的《綠草地》，他在電影中看出這位新銳導演有做商業(yè)片的潛質，給他命題與拍攝的自由，為了這份自由，寧浩放棄了其他更高的投資，選擇了劉德華。

那之后，寧浩一直想為劉德華拍一部電影，但始終沒找到合適的表達。用寧浩的話說，他是“現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風格”，而華哥之前飾演的角色與他之前電影中的主角相差太遠，“因為我太知道他是劉德華了。”

寧浩選演員，看中的是最適合演員本身的氣質，而非“顛覆性”。在《瘋狂的石頭》前，黃渤出演的《上車，走吧》《生存之民工》，都是以市井小人物的形象深入人心。

后來，寧浩發(fā)覺香港演員來內地演戲的風潮越來越盛，這個故事有了現實基底，再讓劉德華演一個在此背景下的大明星，合理又新穎。香港文化與內地文化的碰撞，電影與短視頻表達的錯位，故事有了自然生長的根基。

在采訪中，他把這部電影稱作是給華哥的一份禮物，但在這之外，《紅毯先生》也是寧浩本人在視覺美學與敘事上的一次回歸，用他的話說，“就是想往回找找”。

早期的兩部作品《香火》和《綠草地》都只有400鏡左右，一方面受限于成本，另一方面也是他當時的美學追求。

這種極簡主義電影在北歐有代表導演和作品，寧浩認為，這也與當地生活環(huán)境相關，“我們生活的環(huán)境在視覺上有時候太過繁雜，因此我們在鏡頭上簡約的電影多，但在視覺上簡約的電影少。”

除此之外，他也想和觀眾達成一種雙向的交流，而不是單向的灌輸。“以前的‘瘋狂’系列都太滿了，其實沒有留下太多給觀眾解讀的空間，《無人區(qū)》可能有一點，但還不夠。”

這也是他把《紅毯先生》稱為“優(yōu)雅”喜劇的原因之一。

相較于大眾熟知的“瘋狂”系列，這部電影有些太安靜了，沒有多余的配樂，沒有濃烈的色彩碰撞和繁雜的多線敘事，也沒有扭曲變形的角色和瘋狂無序的行動。電影只用了380多個鏡頭，固定鏡頭居多，留白更多。有時鏡頭對準了一處，對話人在鏡頭外出聲，畫面里只剩下劉偉馳的反應。

劉偉馳去鄉(xiāng)下考察，村書記給他介紹扶貧建設的房子，他坐在車里看著窗外眼神復雜，關上車門離開。但房子長什么樣，沒人知道，只能自己想象。

在寧浩看來，“戲劇一旦建立之后，它會自己生長。雖然藝術來源于生活，但也不能直接去搬生活的橋段”，因此，即便電影中有與娛樂圈真實事件很像的情節(jié)，他在創(chuàng)作時也并不知道原委，寧浩稱這是一種“戲劇在自然生長后與生活形成的對照”。

就像片中不斷往電影里塞人、要把電影拍成汽車廣告的資方，寧浩自認沒有遇到過類似狀況，但“生活中總有這樣的人，傲慢無禮、橫加干涉的人，各行各業(yè)都有。或者說我們都當過乙方，也都知道甲方是什么樣。”

溝通無效，沒有答案

《紅毯先生》的劇本寫了一年，最開始，寧浩給編劇的題目是，“以劉德華為主角的，講述大明星溝通問題的電影。”

在諷刺大明星、內涵娛樂圈、“創(chuàng)飛”所有人的外殼下，溝通的無效性，是寧浩最想提出的問題。

在影片前段，劉偉馳不愿溝通、拒絕對話，也因為一種執(zhí)拗的認真造成不少誤會：把養(yǎng)豬戶送的殺豬刀丟進田里，養(yǎng)豬戶認為他看不起農民，但他拒絕道歉；想展現敬業(yè)，不用替身騎馬拍戲，從馬上摔下來，被認為是虐待動物。

雖然以劉偉馳這個大明星為主角，但寧浩覺得，這種溝通困境是共通的。

電影后半段，劉偉馳身邊的工作人員、網民、甚至普通的觀看者，都成為影片中想要解構的對象。劉偉馳想解釋騎馬是他專業(yè)性的一種體現，但為他公關的人覺得這不重要。劉偉馳怪經紀人不幫他解決問題，后者轉頭就去拜佛，似乎并不當回事。

小娛將這些理解為“世界是個草臺班子”。但到了寧浩這，這仍然是溝通的問題：“或許這個經紀人所認知和理解的解決問題的方式，就是拜佛，并不能指責他不夠認真，這就是他認真的方式”，互相不理解的溝壑再次出現。

寧浩自己也加入進來，在電影中飾演一位有得獎野心的導演，在與劉偉馳的合作中反復重現溝通的無奈：導演想拍嚴肅題材，而劉偉馳想拍父愛。多輪溝通甚至吵架之后，還是無法說服對方。

影片中，劉偉馳很愛玩魔術，寧浩覺得這是一種憂傷和孤獨的行為：明星無法像普通人一樣自由出門，只能將更多時間花在自己與自己的練習當中。

來內地的劉偉馳與周圍環(huán)境格格不入。他不理解為什么要喊“老鐵，666”，照做后誤喊成“l(fā)iaoliaoliao”，他想修正，卻被夸贊“這個很好”，就像成龍大哥的duang一樣，可以成為網上的熱梗。

這種溝通困境有解決辦法嗎？劉偉馳在影片結尾騎的“平衡車”被視作一種選擇。

在采訪現場，寧浩的身邊擺了一頭仰著頭的豬，他很喜歡這頭豬在影片中的表現，認為這是他作品中內核的一貫延續(xù)：世界是荒誕的，一切沒有答案。

這頭豬，也是劉偉馳外化的“欲望”象征。當他有想拍一部農村題材電影的愿望時，豬出現了。他把豬帶在身邊，當成寵物。最后“虐待動物”的危機出現，一片混亂中，豬躍上會議室的長桌，打翻一切，最后沖出扶手墜樓“自殺”，劉偉馳面臨的危機也戛然而止。“這個世界也是這樣，當一個混亂覆蓋另一個混亂時，一切都解決了。”

當寧浩又一次卷入賽道

2019年《瘋狂的外星人》之后，寧浩很長時間沒有獨立執(zhí)導的長片作品。

《我和我的家鄉(xiāng)》上映前，他曾在《人物》的采訪中稱自己不知道要拍什么。“不是因為沒有時間，也不是因為疲憊，而是沒有覺得什么東西拍出來有意義，拍啥？世界上又不多一個商業(yè)片，又不缺一個商業(yè)片。”

如今《紅毯先生》就是他給出的答案。它有商業(yè)片的配置：大體量投資，劉德華的加盟，在春節(jié)檔上映。但它又不再像“瘋狂”系列那樣尋求更大眾化的理解，雖然有“溝通”這個終極命題，影片還是更偏向作者的自我表達。

比起春節(jié)檔常見的合家歡喜劇和視效大片，《紅毯先生》顯得十分特別，但寧浩還是想給觀眾多一種選擇。他不認為爆笑或者笑中帶淚是評價一部電影的標準，“電影可以有很多豐富的感受，作品就應該給人不同的感受和獨特的體驗。”

五年前《瘋狂的外星人》同樣征戰(zhàn)春節(jié)檔，票房不錯，但口碑兩級分化，寧浩對此也沒有太多焦慮：“電影本來就是喜歡的人喜歡，不喜歡的人不喜歡，這其實挺好。”

現在他最焦慮的事，還是創(chuàng)作，更具體地說，是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花更多精力在創(chuàng)作上。

過去幾年，他帶領的“壞猴子軍團”打造了多部票房與口碑雙豐收的爆款，作為監(jiān)制，他形容自己的角色是發(fā)球者，而不是上場打球的人，為新導演提供創(chuàng)作建議，但也尊重導演自己的想法。

在采訪中，寧浩透露，壞猴子72變計劃，除了每年繼續(xù)推進3到4部作品，還會繼續(xù)擴大范圍，搜尋大中華地區(qū)更多優(yōu)秀的華語導演，“這個計劃很快會實現，也許就是今年”。之前時，他也曾提到，72變計劃并未設定周期性的固定目標，一切都遵循電影創(chuàng)作的自然規(guī)律。

寧浩成為最賣座的電影導演之一時，他說自己其實不想卷入賽道：“現在每個人都有落伍焦慮，每個人都在拼命往一條賽道擠，沒完沒了地競爭。我原來不做生意而做電影就是為了避開這些競爭，沒想到最后還是被迫卷進了賽道。”。

最后《紅毯先生》還是卷入了春節(jié)檔大戰(zhàn)。

他也曾在采訪中談到，中國電影市場最需要的是建立多元的評價體系。只是在全年商業(yè)氛圍最濃的春節(jié)檔，這種“奢望”看起來又很難。

但《紅毯先生》仍然是一次值得的冒險，正如寧浩在面對“這部電影是否適合春節(jié)檔”的回答：“什么東西格式化了都挺怪的，是吧？” 。

話題互動：你看《紅毯先生》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