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北京霧霾的新聞引發了人們對中國當下環境危機的關注。觀察人士將這些問題與近幾十年來中國高速的經濟發展聯系起來，這自然沒錯，但他們還應回望十九世紀晚期來找尋中國工業化以及現代環境問題的根源。

生活在清朝（1644年到1911年）的中國人也曾面臨各種環境問題。此前幾個世紀快速的人口增長導致土地資源短缺，以及從野生動植物到生物能燃料的各類自然資源枯竭。毀林和土壤退化加劇了洪災，并逐漸造成中國主要河谷地帶農業生產系統的生態韌性嚴重受損。

清王朝政治與經濟上的疲弱使得問題雪上加霜。內部的叛亂以及外國帝國主義的不斷攻擊讓坐鎮北京的朝廷權威掃地，地方大員不得不自行選擇如何支配有限的稅賦收入。高昂的軍費開支導致各地囊中羞澀，無力應對洶涌而來的生態危機。1855年，河南境內黃河決口改道，造成了破壞性極強的洪災。1876年到1879年，華北地區因干旱造成饑荒，導致數百萬人死亡。

但十九世紀中國的故事并非只有政治衰敗和環境危機。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的統治者開始為接下來能源密集型的工業化發展道路奠定基礎。

早期工業化的萌芽

從19世紀60年代早期開始，清朝的大臣們從國外獲得了新工具，力圖重振中華國力。洋軍火首當其沖，清朝官員買入海外制造的武器彈藥，并建立起兵工廠和船廠，用以建造他們認為可以用來擊敗內外敵人所必須的遠航軍艦。

他們還采取了其他方式以圖增加中國的財富和實力。一些清廷官員開始質疑中國對自然資源的使用方式。19世紀60年代，作為當時日益興起的變法運動的領導人物之一的馮桂芬曾指出，洋人長于充分發掘使用農產品和礦產等“地力”。他提出，清朝官員可以通過更好地利用自然資源以達到富國強民的目的。

清朝官員開始在交通、工業和商業方面做出探索。他們購入了蒸汽驅動的新型機器。蒸汽機變革了交通運輸業，中國開始建造蒸汽輪船和鐵路。

這將外國企業家與本土利益之間日益加深的矛盾徹底擺在桌面上。中國的首條鐵路由英國人于1876年在上海附近建成，只運營到第二年就被清朝總督命人破壞。圍繞鐵路的問題存在激烈的爭議，一些傳統士大夫明確反對修建鐵路。但抱有改革思想的清朝官員堅持認為，鐵路是中國發展必要的工具。到1894年，各地由清朝官員（利用外國工程技術）修建的鐵路總長度已經達到近500公里。

從棉紗線、毛線和紡織品紡織，到礦井抽水設備，中國精英從外國購買各種功能的機器加以使用。他們還使用了挖掘灌溉水渠和水井以及犁地的設備。

正如西方的情況一樣，中國新興的工業基礎設施依賴于燃燒煤炭提供的能源。到十九世紀末，用于驅動這些機器的煤炭的勘探和采掘成為清政府最關心的問題，畢竟在清政府看來，強國之關鍵在于工業化，而工業化之關鍵又在煤炭。正如吳曉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的那樣，中國官方與外國科學家和技術人員既競爭又合作，開采煤炭，為工業化發展提供動力。十九世紀末，中國精英越來越多地將中國的礦產，特別是煤炭，視為中國最寶貴的資源。

其中一些工業革新最終難以為繼。資金、煤炭以及其他資源投入有時會出現短缺。官員也并非總是對新技術完全心無芥蒂。有人認為機器會使全國的自然資源快速枯竭，并對此表示擔憂。也有人擔心，機器會導致人口失業。

盡管如此，利用機器開發中國自然資源這個想法仍舊在年輕一代的改革派精英中取得共鳴。孫中山是其中之一，他因推翻清王朝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成為中國國民黨領袖而廣為人知。1894年，孫中山在一份寫給清朝要員李鴻章的信中說，機器的使用對于開發中國大量仍待開發的資源來說是必需的。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信中重點提到把電力作為潛在的工業能源。

一些歷史學家得出的結論認為，中國早期的工業化之所以不成功，原因在于中國在海外帝國壓迫下喪失主權。但對于環境歷史學家來說，還有別的更重要的問題需要探究。

如果我們將注意力轉向機器、能源、自然資源以及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環境之間的關系，中國環境歷史上的那些沒有被回答的問題就會變得醒目起來。例如，我們對于機器和煤炭在這一時期的實際影響知之甚少。關于中國城市居民對于早期工業和城市污染的反應，我們也并不了解。城市精英和普通市民是將早期工業化帶來的環境變化視為進步的標志，還是不能忍受由此帶來的空氣、水和土壤的污染？中國早期工業化的環境史究竟與世界上其他地區19世紀工業化的環境史有多大相似之處？

當然，那時的中國并未實現廣泛的工業化，在20世紀之前也沒有形成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但以燃煤為動力來源的機器以及十九世紀末的工業化遠景還是成為了后來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先聲。

譯者：子明

（首發于“中外對話”網站：www.chinadialogu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