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雅欣老師擔任過很多部片子的導演。中國傳媒大學14級國際新聞學碩士班的林世健曾用“俠氣”和“儒雅”形容張雅欣：

“張老師是做紀錄片出身的，我一直覺得做紀錄片導演這件事情，女導演身上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俠氣感，但又因為張老師是研究生導師，她身上會有學者的儒雅氣質。”

中國傳媒大學16級的李子豪很贊同“俠氣”的評價：張雅欣在她創辦的“影像行動力訓練營”中講話不多，但說話自帶氣場。

1995年前后，從日本留學歸來的張雅欣回到了北京廣播學院的校園。當時的系主任問她想教授什么科目，她問：“什么課程最冷、最安靜？”“肯定是紀錄片。”于是張雅欣就這樣站上了紀錄片的講臺——“我就做紀錄片，我喜歡做安靜的事情。”

（上述文字摘自搜狐號“中傳新聞”）

▲張雅欣

現任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影視工作委員會常務副會長 ；中國廣播電視學會紀錄片工作委員會常務理事。

主講課程

紀錄片創作、中外紀錄片比較、影像文化志研究

此次張雅欣作為2018年金紅棉評優的復評評委來到廣州國際紀錄片節，對參評的諸多影片給予了高度評價。借此機會，筆者有幸采訪到了這位傳奇“俠女”。

在她眼中，中國的紀錄片導演并不需要“亦步亦趨”，而是要有屬于自己民族的記錄方式；評價一部紀錄片是否優秀，也并沒有一個放之四海的固定標準；

對于創作者而言，最可怕的不是手法不好，而是沒有表達欲；她甚至認為，我們所有的片子都在“自說自話”……

▲雅欣老師一張帥氣的生活照

作為紀錄片界的學術擔當，張雅欣曾在《現代傳播》《中國電視》等核心期刊上撰寫過多篇論文。如《視覺時代的記錄與突破——2014年中國紀錄片創作回顧》《古老題材的新人文解讀——評CCTV-4<遠方的家>系列特別節目<長城內外>》等。

學術之外，張雅欣曾擔任過德國法蘭克福金樹國際紀錄片節終評評委、北京國際電影節紀錄片單元專家評審團主席、北京國際電影節天壇獎選委、中國電視金鷹獎(紀錄片獎項)評委及中宣部、國家廣電總局等多個獎項的評委。

如果“俠女”張雅欣成為金庸作品中的角色，你覺得會是誰？

走近中傳博導張雅欣，或許會在其中找到答案。

GZDOC：根據您的經驗，中國的紀錄片水平與國際平均水平相較如何，在哪些方面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張雅欣： 90年代中后期那時候的差別比較大。隨著中國國門的打開，通過廣州國際紀錄片節、北京電影節、上海電影節，差距越來越小了，特別是操作方法上，已經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我們對水平高下的判斷，要明白每個民族有每個民族的記錄方式。現在的日韓電影，在世界的電影市場上都有一席之地，他們有他們獨特的敘事方式，所以才跟好萊塢有一拼。

所以我覺得中國的導演也沒有必要亦步亦趨的模仿別人，有自己的敘述方式，才能走得更高走得更遠。

我們有句話叫心所念眼所見，最重要的是你心里想到什么腦子里想到什么，這是和思維方法有關系的。我們不要去比，說中國的好還是美國的好，如果我們都和別人一樣了，那還要我們中國人干嘛。

▲接受采訪采訪中的張雅欣

GZDOC：您認為一部優秀紀錄片應該具有哪些特質？您個人更喜歡什么樣的紀錄片？

張雅欣：每一部紀錄片，當它成為一個優秀紀錄片的時候，一定有它優秀的理由。影視作品最大的特征是無法概括，它沒有普遍意義。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說什么樣的紀錄片比較好。我看到每個片子都有自己喜歡的點，但我總體比較喜歡和人有關的、能夠把人的心靈深處的挖掘出來的片子。

你說我不喜歡很美的山川河流么，我不喜歡那種萌萌的動物么，也不是，但我就是對人格外感興趣。

▲張雅欣提到的優秀作品《尺八·一聲一世》

GZDOC：您在中傳做導師多年，認為學生群體的作品有什么樣的通病？應怎樣規避？

張雅欣：思維過于陳舊。他們基本都是90后，但他們的選題、他們的表述方式、觀察方式、敘事方法，我覺得都是幾十年前的。她們沒有出生在那個年代，但為什么會有那個年代的思維方式呢？

我的絕大多數學生是非常非常優秀的，但是好像大部分的學生沒有表達欲望。比如老師在課堂上讓大家看的紀錄片，那是老師覺得好的（片子），那你在看的過程中（不喜歡的話）難道你不會反抗么，你們的反抗精神都去哪了？

GZDOC：我覺得我們90后很佛系，怎么著都可以。

張雅欣：所以我覺得這個對于一個創作者來說是最可怕的。不是我們的手法不夠好，而是我們沒有一個沖動去表達想要表達的東西。

GZDOC：我覺得也許是這個社會的發展，這種社會結構讓我們失去了表達的欲望，好像表達也不能夠改變什么。

張雅欣：是否能夠改變是另外一回事，就像我們談戀愛的時候，我愛他，他愛不愛我？我不知道。但我總要去愛吧，我不可能說，因為他可能不愛我，所以我就不邁出去那一步，那你永遠都找不到愛了。

我們90后的同學太過分保護自己了，把自己的殼弄得很厚，把自己封閉起來，你不跟別人交流，那你當然會孤獨。

你們不缺乏創造性，你們能力很強，你們對世界有自己的判斷。你們不能怕受到傷害就一味往后退，但人生是沒有退路的。

如果借由紀錄片這個途徑，變成是我們對這個世界認知（的途徑），你能夠知道你拍的所有人，都是自己的一面鏡子。每一個人身上都有你自己身上的一部分，然后你從不同的人身上借助了讓自己變得強大的力量。

我曾經也是一個很柔弱的個體，我也是很怕受到傷害，但我們有一個工具，就是攝像機、就是鏡頭。

我們可以躲在攝像機后面，慢慢慢慢把自己變得強大，這是我們這個職業的福利，我們這個職業的特權。 

▲張雅欣在本科生畢業設計的開題答辯現場

GZDOC：您覺得當下中國的紀錄片怎樣做才能脫離自說自話，更好的 “走出去”？

張雅欣：其實每個導演都在自說自話啊，我們不可能要求我說你的話，但我們一定要知道我們做紀錄片的目的是什么。

我們講一個故事，我們希望被更多人看到，如果每個導演能夠真心地表達自己的情感，他就可以走向世界。

問題是你表達的東西是發自內心的真實的么，如果你本來說的就是假話，然后你還想讓別人聽你說假話，那怎么可能。這不是技術的問題，是人的問題。

GZDOC：在您看來，人文類的紀錄片應該如何去把握隱私表現上 “度”的問題？

張雅欣：我們用影視人類學的方法拍片子的時候，尊重人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我們之所以說中國的紀錄片落后，是因為我們的認知還沒有達到科學的高度。

我們經常把人性掛在嘴上，但人性并不是不可預知的，也一定是有限定的，才能夠被更多人接受。假如說你說我沒有學過人類學，那很簡單，你有沒有勇氣去給被拍攝對象看，他看了說ok，那就沒有傷害到他。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專業紀錄片，我們都會簽署協議。如果你不同意我絕對不會拍的，我不能偷怕你，我也不能窺探你的隱私，而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我剪輯后的（片子）一定會讓你看。

▲張雅欣在2017年的訓練營營員見面會上講話

GZDOC：您認為對于中國來講，公共電視節目與私人資本共同運作的機會和挑戰有哪些？

張雅欣：在中國，即便是國家電視臺也需要民間的資本，如果他不需要就沒有商業廣告了。在BBC 里是沒有商業廣告的，在NHK里是沒有商業廣告的，說明了什么？說明即便是政府的電視臺依然需要資本運作。

這樣做的結果是，獨立制作人或者制作公司，作為資本的一部分，會進入電視臺的體制中。但我們拍的片子，不可能聽出資方的，平臺是老大，除非是國外那種商業電視臺，出資方肯定是老大。

▲采訪后開心地和雅欣老師合影

采訪的最后，張雅欣也對廣州國際紀錄片節寄予了美好的祝福：

“期待著廣州國際紀錄片節能夠吸引更多更多的中外紀錄片人，希望四海八方所有的紀錄片人和紀錄片觀眾，能夠于12月歡聚在廣州，歡聚在這個亞洲著名的紀錄片節。希望廣州國際紀錄片節越辦越多元化，把紀錄片的本質和創作態度與節展融為一體，這是一件非常功德無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