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海古卷中有迄今為止所發現的《希伯來圣經》最古老的版本。發現死海古卷之前，我們知道的最古老的《圣經》比死海古卷晚1000年，藏在埃及開羅一個猶太會堂的密室中。死海古卷還包含一個信奉世界末日啟示的猶太教派的基本教義文件和其他宗教資料，也許就是這個教派的人寫出了《圣經》，但也可能不是。

最早的古卷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紀，最晚的寫于公元1世紀。它們藏在死海西邊懸崖上的洞穴里，現在那里是以色列領土；藏匿的時間很可能在公元66年到70年猶太人第一次反羅馬起義期間。

關于這些古卷雖然眾說紛紜，但大多數學者支持兩點意見：第一，這些古卷是附近一個叫庫姆蘭（Qumran）的居民點的藏書；第二，庫姆蘭的居民把古卷藏在洞穴里，打算等起義結束，羅馬人離開后再取出來。然而，起義被鎮壓了下去，居民點被棄，他們再也沒有回來取走這些古卷。

我們無法確知庫姆蘭的居民是什么人。多數學者認為，他們是當時3個主要猶太群體之一的艾賽尼人（Essenes）［另外兩個群體是撒都該人（Sadducees）和法利賽人（Pharisees）］。斐洛（Philo）、老普林尼和約瑟夫斯等古代作家都寫到過艾賽尼人，說他們獨身禁欲，沒有私人財產，換言之，幾乎和修道院里的修士一樣。因為老普林尼說他們住在艾因蓋迪（Ein Gedi）附近，而艾因蓋迪就在這個地區，所以有人提出，庫姆蘭也許是個修道院式的居住點，死海古卷就是艾賽尼人寫的。然而，關于這兩點都有異議，比如，有人提出庫姆蘭其實可能是羅馬人的別墅或碉堡，不是什么修道院。

不管到底是誰住在庫姆蘭，都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他們選擇的這個住處是可以想象的最炎熱、最干燥的地方，年降水量還不到50毫米。死海在海平面約400米以下，是陸地上最低的地方。約旦河流入死海，但沒有出水口。唯一的出路是蒸發，水分蒸發后留下了鹽分和礦物質，死海的水因此成為地球上最咸的水，比美國猶他州大鹽湖的水還要咸。整個死海地區也是我到過的最熱的地方之一。

迄今發現的死海古卷有900多卷，它們是1947年被3個貝都因男孩發現的，有關的報告都說他們是表兄弟。這3個孩子在附近的拉斯費什卡（Ras Feshka）放羊喝水的時候，一個孩子走開了，可能是去找一只走失的羊。

這個百無聊賴的孩子撿起一塊石頭，瞄準崖壁高處的一個山洞想投進去。試了幾次后，終于投了一塊石頭進去，隨即聽到一聲大響和陶器破碎的聲音。

當時天色已晚，他回到臨時營地，把剛才的事告訴了另外兩個孩子。第二天，這3個孩子爬進山洞去一探究竟，卻失望地發現洞里沒有黃金寶藏。他們后來說，里面只有10個罐子，其中一個頭一天被打破了。罐子里大多填滿了泥土，但一個罐子里有幾個卷起來的皮制卷軸。他們拿走了卷軸，但把罐子留在了洞里。

幾周后，這幾個孩子所屬的貝都因部落來到了伯利恒（Bethle?hem）的郊外，他們把卷軸拿到了一個名叫坎多（Kando）的人開的售賣皮制品的鞋店里。坎多也做古董生意，他買下了這些卷軸，心想如果當作古董賣不出去，起碼能用它們來制作皮涼鞋。這個故事的另一個版本是坎多買了4個卷軸，另一個名叫薩拉希（Salahi）的伯利恒古董商人買了其余的3個卷軸。無論如何，發現古卷的消息傳到了耶路撒冷的猶太學者埃利澤·蘇肯尼克（Eliezer Sukenik）的耳朵里。他乘巴士去了伯利恒，從坎多或薩拉希那里買了3卷古卷，在1948年戰爭爆發前幾小時返回了耶路撒冷。

蘇肯尼克翻譯了那3卷上面的文字后大吃一驚，因為他發現其中一卷是《希伯來圣經》中的《以賽亞書》。他是兩千年來第一個讀到這卷文字的人。更使他驚訝的是，古卷上的《以賽亞書》和收藏于開羅一個猶太會堂的10世紀的《以賽亞書》幾乎完全一樣，而后者比古卷晚將近1000年。古卷的版本與今天的版本只有13處小小的不同，可能全是由于多少世紀以來抄寫的筆誤造成的。

另外兩個古卷，一卷叫《感恩卷》（Thanks giving Scroll），載有過去不為人知的幾首贊美詩和一個群體的謝恩祈禱詞。另一卷的內容過去也沒人知道，名為《戰爭卷》（War Scroll），作者——無論是庫姆蘭的居民還是其他什么人——寫到他們正等待著善與惡之間的大決戰。他們認為自己是一支戰斗力量，自稱光明之子，要和黑暗之子戰斗。卷中概述了他們如何行事，如何生活，如何積極備戰。當然，可以說大決戰并未發生，但我認為，至少對撰寫古卷的人來說，大決戰的確發生了，如果把羅馬人視為黑暗之子的話。

不久后，古董市場上又出現了4卷古卷。賣方是耶路撒冷的敘利亞東正教圣馬可修道院的塞繆爾大牧首。據說他花了250美元從伯利恒的古董商坎多那里買下了這4卷古卷，然后想轉賣給蘇肯尼克，但價錢沒有談攏。

那么該怎么辦呢？1949年1月，大牧首把這4卷古卷偷偷地帶到了美國，在新澤西州的一個敘利亞東正教教堂里秘密保存了幾年。然后，1954年6月1日，他在《華爾街日報》上登了這樣一則廣告：“求售‘四卷死海古卷’—至少是公元前200年的《圣經》手稿。個人或團體贈予教育機構或宗教機構的絕佳禮物。有意者請致信《華爾街日報》F206信箱。”

當時，杰出的以色列考古學家伊加爾·亞丁恰好在美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授課。有人給他看了這則廣告，于是他通過紐約的一個中間人以25萬美元的價格為以色列國買下了那4卷古卷。這樣就湊齊了原來找到的7卷古卷。現在，它們保存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館中，放在名為“圣書之祠”的單獨展廳內。有意思的還在后面：伊加爾·亞丁是后來改的名字，他出生時的名字是伊加爾·蘇肯尼克——他是埃利澤·蘇肯尼克的兒子！父親沒能買到的古卷兒子買到了，多么湊巧！

亞丁從塞繆爾大牧首那里買到的4卷古卷中，有一卷也是《以賽亞書》，比他父親買的那一卷狀況還好。另一卷現在被稱為《紀律手冊》（Manual of Discipline），載有它所屬的社區應當遵守的規則和條例，大多數人認為那個社區就是庫姆蘭居民點。

第三卷是對《希伯來圣經》中《哈巴谷書》的評論。哈巴谷（Habakkuk）是一位小先知，記載他的《哈巴谷書》不太長，但這篇評論非常重要。里面有3個人物，一個叫“正直之師”，另外兩個是他的對手，一個叫“邪惡祭司”，另一個叫“謊言之人”。盡管學者們多年來就這一卷進行了反復辯論，卻仍未能確認這3個人物的身份。

亞丁買到的第四卷被稱為《創世記藏經》（Genesis Apocryphon）。它不是用希伯來文，而是用那時猶太人的通俗語言阿拉姆文寫成的。它是《創世記》的另一個版本，與今天《圣經》的版本不同。卷中記載了應該是諾亞和他的父親拉麥（Lamech）之間的一段對話，這是今天的《圣經》里所沒有的。

這些驚人的文件被發現的消息震動了整個圣經研究界，也引得考古學者和住在死海附近的貝都因牧民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爭相去尋找更多的山洞。他們真的找到了，一個接一個，共找到至少11個山洞。他們在那些山洞里發現了《希伯來圣經》幾乎所有章節的多部抄本，只缺《以斯帖記》。還發現了許多非關宗教的其他古卷。

7號洞里古卷上的文字全部是希臘文，而不是希伯來文或阿拉姆文；希臘文是那時的商用語言，羅馬占領軍也用希臘文（還有拉丁文）。但是，引起人們最大興趣的是3號洞和4號洞。3號洞里有一個卷軸的材料既不是皮革，也不是任何類型的莎草紙，而是銅箔。考古人員在1952年發現它的時候，它已斷裂為兩部分。學術著作和通俗著作都稱它為“銅卷”。

關于銅卷著述甚多，包括許多無稽之談，因為它是一幅藏寶圖，是確確實實、如假包換的藏寶圖，和海盜留下的那種“打叉處即藏寶地”的藏寶圖一樣，只不過它上面沒有打叉，而是寫著找到64處寶藏的詳細指示。

銅卷如今收藏在約旦安曼的一家博物館內。考古人員找到它時怎么也無法將它打開。他們用盡辦法仍徒勞無功，于是決定干脆把它割開。他們把銅卷帶到英國的曼徹斯特，用高速電鋸切成了23小塊。鋸子把一些字母切成了兩半，但總的來說這個辦法是管用的，現在卷軸可以鋪平了，割開的銅卷看似拼圖游戲中的一塊塊拼板，只不過大小和形狀都差不多。

銅卷上的文字大多是希伯來文，但也有一些希臘字母和數字。可是，最怪異的是上面的尋寶指示，至少我認為，這是卷上列舉的64處寶藏至今無一被找到的原因。

比如，第一組指示是這樣說的：“在山谷里的廢墟中，從向東的階梯下方穿過，走40腕（……）：（有）一個錢箱，重17塔蘭特。第三行墓碑處有100個金錠。在有列柱廊的庭院里，蓄水池那淤泥覆蓋的池底，上出水口前面有一個秘洞，內有900塔蘭特。”可是這里面說的是哪個廢墟？哪個山谷？哪個水池？哪個列柱廊？人們完全不清楚到底是哪個山谷、墓碑和水池。

銅卷上一行接一行全是這種含義不明的文字。難怪它所說的寶藏從未被找到。我們也不知道寶藏從何而來，或是否真有其事。如果真有寶藏，那么它們很可能是每年送往耶路撒冷神廟的什一稅，由于爆發了第一次猶太人起義，運送財寶不安全，所以當時的人們就把它們藏了起來。不過，若果真如此，寶藏早就應該找到了。一些學者因此提出，寶物的確早就找到了，但那是在古代，在寶物藏起來后不久。至今仍不時有業余考古愛好者試圖找到寶藏，卻無一成功。

貝都因人把在11號山洞里發現的又一個卷軸和最初發現的卷軸一樣，也賣給了坎多。起初，這個卷軸被標價出售，中間人是美國弗吉尼亞州的一位教士，但1967年的第三次中東戰爭之后，它落到了伊加爾·亞丁手中。卷軸的主要部分裝在一個鞋盒里，其余的碎片裝在一個小雪茄煙盒里。亞丁小心翼翼地將它打開，并把所有的碎片都拼好之后，發現它是現在所稱的《神廟卷》（Temple Scroll）。這一卷清楚詳盡地講解了如何建造猶太神廟，描述了神廟建成后的模樣，連祭獻和神廟中舉行各種儀式的規矩都寫得清清楚楚。然而，這座神廟其實從未建立起來。亞丁最終公布了他獲得這卷古卷的全過程，古卷的內容今天仍然是學者們認真研究的對象。

4號山洞給考古研究帶來了無窮的麻煩，因為原來放在洞內架子上的卷軸全部掉到地上摔碎了。原來的卷軸現在成了成千上萬的碎片，有的碎片比指甲蓋還小。為了把碎片拼好后公布，人們專門成立了一個學者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工作了40多年，其間別的學者均無緣得見那些碎片。這引起了別人的不滿和抱怨，關于委員會成員正費盡力氣拼接的古卷內容，各種陰謀論也傳得紛紛揚揚。

最后，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幾乎同時發生的幾件事幫助突破了瓶頸：一件是有人把古卷碎片的照片放在了一位學者的家門口，至今不知此人姓甚名誰；另一件是一位教授和他的研究生拿到了一套卡片，每張卡片上有某個卷軸上的一個字，還有同一卷上那個字之前和之后的字，他們靠著這些卡片復原了碎片上的字句。這套卡片被稱為索引，是委員會分發給他們信得過的學者的。這位教授和他的研究生編制了一套電腦程序，把所有卡片對拼在一起，還原了碎片的內容，準確度達到90%左右。

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古卷碎片都另有照片，保存在洛杉磯亨廷頓圖書館的地下室里，大多數人對此并不知曉。此事公開后，亨廷頓圖書館于1991年宣布，任何具有相應學術資格的人都可以借閱那些照片的微縮膠卷，此舉就像打開了泄洪的閘門。學者們為研究古卷碎片，成立了一個新的學術班子，一篇又一篇的研究成果很快接踵而來。一些最有意思的成果之所以能夠做出，是因為新的研究班子有女性和猶太人參加，而原來的委員會成員是清一色的男性和基督徒。新的學者帶來了新背景和新的研究角度。人們還對古卷碎片使用了新技術，比如拍攝紅外照片，這樣的照片能夠更加清楚地顯示古卷上的文字。

如今，研究死海古卷，無論是完整的古卷還是古卷的碎片，已經成為學術界人人參與的事業。這方面的出版物浩如煙海，從最純粹的學術著作到最通俗的科普作品無所不有。如此密集的研究產生了一些驚人的發現，比如，最早的殘片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紀晚期，內容為《撒母耳記》。

《撒母耳記》的殘片中有一段今天的《圣經》所沒有的內容。殘片上的《撒母耳記上》的第十章和第十一章開頭提到了同一個人的名字—亞捫人（Ammonites）的王拿轄（Nahash）。事情很可能是這樣的：一個抄寫員在抄寫《撒母耳記》的這一部分，抄完一章后抬了一下頭，目光再轉向手稿時看到下一章開頭還是同一個名字，他以為這一章已經抄完了，就跳過去抄下一章。其實，他僅僅抄寫了前面的一章，后面的一章沒有抄。結果，傳至現代的《圣經》就缺了一章。今天的許多《圣經》版本根據死海古卷中的這個發現又補回了這一章。

考古人員在死海地區還發現了別的洞穴，里面除了其他物品外也有卷軸和古代文獻的殘余，但是它們可能與那一大批死海古卷沒有關系，因為它們屬于別的歷史時期。

最出名的洞穴之一是在一條名叫納哈爾米什瑪爾（Nahal Mishmar）的山谷中發現的。現在它被稱為“寶藏洞”（Cave of the Treasure），考古人員在里面發現了一大批銅制品，共400來件，是大約公元前3500年紅銅時代的制品。有些是狼牙棒頭，很可能是儀式用品，不是實用性的；有些看似王冠和權杖，但無法確知它們是否有此用途。

另外兩個洞穴更加出名。它們位于庫姆蘭以南約40千米處一條名叫納哈爾赫維爾（Nahal Hever）的山谷中，一個叫“恐怖洞”（Cave of Horrors），另一個叫“信件洞”（Cave of Letters）。一個在山谷北面的崖壁上，另一個在山谷南面的崖壁上。兩邊山崖頂上都建有羅馬軍隊的營地，崖壁十分陡峭，進入這兩個洞穴的最好辦法是沿著搖搖晃晃的繩梯爬下去。

這兩個洞穴1953年被發現，但直到1960年和1961年，才由包括亞丁在內的4位著名以色列考古學家帶領的考古隊真正進行了調查和發掘。

第一個洞穴之所以得名“恐怖洞”，是因為考古人員在里面發現了可怖的景象。洞穴里有40具骨架，都屬于被稱為“巴爾·科赫巴起義”（Bar Kokhba Revolt）的第二次猶太人起義那個時期。起義于公元132年爆發，135年被鎮壓下去。洞穴中發現的尸體可能是難民或參加起義的人，他們無法爬出洞穴逃走，因為頭頂上就是無疑故意在此安營扎寨的羅馬軍隊。這些人很可能是活活餓死的，因為骨頭上沒有受傷的痕跡，但是我們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恐怖洞”里到底發生了什么。

相比之下，我們對“信件洞”了解得很多。亞丁在1960年和1961年負責這個洞穴的發掘工作，雖然考古人員在1953年已經對它做了相當徹底的檢查。洞穴里發現的物品極為豐富，分為3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與納哈爾米什瑪爾的“寶藏洞”同期的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紅銅時代；第二個時期是公元1世紀，可能是所有卷軸都藏到庫姆蘭附近山洞里的第一次猶太人起義期間；第三個時期是公元2世紀的第二次猶太人起義時期。

這個洞穴有兩個狹窄的入口，都通往所謂的A廳。考古人員在這個廳里發現了一塊卷軸殘片，上有《圣經·詩篇》的一部分：“耶和華啊，誰能寄居你的帳幕？”（《詩篇》15∶1）他們使用金屬探測器還發現了一些別的物品，包括金屬容器和錢幣。從A廳沿一條狹小的隧道可以到達B廳和C廳。C廳發現的物品最重要，也最可怕，包括放在一條巖縫里的一籃子骷髏，還有一具包在毯子里的骨架和一個葬在內襯皮革的盒子里的小孩。在C廳的盡頭，人們發現了巴爾·科赫巴寫的信件［信中他使用了自己的真名：巴爾·科西巴（Bar Kosiba）］。另外找到了幾把金屬鑰匙和一個棕櫚葉編的筐子，里面裝滿了各種物品，包括一面鏡子、幾把鑰匙、皮涼鞋、木碗、青銅水壺，還有—也許是最重要的—卷在布包里的一個裝滿信件的卷宗。那些信屬于一位名叫芭芭沙（Babatha）的女子，也是巴爾·科赫巴和第二次猶太人起義時期的。

最后確定，洞穴的C廳里有至少3個男人、8個女人和6個兒童的骨架。巴爾·科赫巴的信寫在木板上，全部包在莎草紙里，其中一封寫著“西緬·巴爾·科西巴，以色列總統（或君主）”。根據一個未經證實的傳說，亞丁親自去向以色列總統報告這個發現的時候，他向總統敬了個禮后說：“先生，您前任的信。”

芭芭沙的卷宗里有35個莎草紙卷，大多是關于她從父親那里繼承財產和她對兒子行使監護權的法律文件。發現這些材料的那一天，攝影師戴維·哈里斯（David Harris）恰好在場。他后來寫道：“亞丁在檢查確認沒有任何遺漏的時候，手碰到了一個布包。他把布包拿出來后，看到里面包了一捆莎草紙卷，那就是描述巴爾·科西巴那個時代日常生活的所謂芭芭沙卷宗。35年過去了，我仍然記得那種興奮不已的奇妙感覺，那是我攝影生涯中最美好的經歷。”

“寶藏洞”“恐怖洞”“信件洞”中的發現為《圣經》考古學增添了驚人的新材料。然而，死海古卷的發現才是《圣經》研究領域革命的真正原因，因為這些2000多年前的古卷所載的文字增加了我們對《希伯來圣經》的了解。從意外發現這些古卷，到古董市場上關于古卷買賣的種種趣事，再到學術界因它們引發的激烈爭論，這一切都使得死海古卷成了20世紀最迷人的考古發現之一。

（本文摘自埃里克·H.克萊因著《考古的故事》，林華譯，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18年10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