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是中華民族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創造出的一種共有圖騰，并逐漸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象征。早期中華龍的形象和內涵在北方的遼河流域、黃河流域和南方的長江流域經歷了不同的發展路徑。總體來看，北方早期龍具有陸地性，南方早期龍具有海（水）性。紅山文化時期的玉豬龍、商周青銅器上像蜥蜴的龍紋等，都是早期北方龍具有陸生生物特點的證明。而在江南地區，先民崇奉的早期龍則是毫無疑問的海（水）神。

拍攝于北京的二里頭遺址出土綠松石龍紋銅牌。 中新社記者 孫自法 攝

一

中華文化史上有兩則著名的政治神話——無余封越、太伯奔吳，都可以視為江南先民的龍崇拜敘事。《漢書?地理志》載：“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會稽，文身斷發，以避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發，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也。”第一代越王是大禹的五世孫。在大禹之孫太康執政時期曾發生過政治動蕩，東夷首領有窮氏后羿攫取了王位，一直到大禹的四世孫少康才成功復國。為了穩定東南沿海的局勢，少康將其庶子無余封在越地。《漢書?地理志》說無余到越地后，模仿當地人的打扮，剪短頭發，在身體上刺繪紋路，這樣是為了假扮龍子，以避免水中蛟龍的傷害。商朝末年，周太王的長子太伯、次子虞仲為了給父親重視的弟弟季歷（即周文王之父）讓位，主動來到遠離政治和文化中心，較為偏僻的江南地區。《史記·吳太伯世家》說他們也“文身斷發”。

蛟龍是龍的一種，相傳因其眉交生，才被稱為“蛟龍”。蛟龍之外，還有不少如應龍、虬龍、螭龍等龍，這些龍信仰在江南地區也曾普遍存在。應龍是有翼之龍，在龍的分類中是最高級的神龍。《述異記》說：水虺五百年化為蛟，蛟千年化為龍，龍五百年化為角龍，角龍千年化為應龍。相傳，應龍曾助戰黃帝，先后殺死了蚩尤和夸父，但因在戰斗中消耗了靈力，無法再返回天庭，只好遷居到南方，后來南方就比北方多雨了。《楚辭?大招》有“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螭龍并流，上下悠悠只”的描述。螭龍即為無角龍，這句話說明當時民眾認為螭龍居于東海，可能為東海之神。

山西博物院推出“博物館里過大年”活動，其中“龍年生肖展”展出部分館藏具有代表性的龍形文物，吸引游客參觀。圖為春秋時期的龍紋陶模。IC資料圖

二

《史記》《漢書》描述的江南先民斷發紋身的龍崇拜一定有其獨特的祭祀儀式，這些儀式可能就是一直傳承到當代的上海龍舞的雛形。

當然，由于留存的文獻和實物太少，江南先民祭祀龍神儀式的具體內容我們已無法獲知，但漢代中原地區舞龍祈雨的儀式和一種名為“魚龍曼延”文藝表演都與江南先民祭祀龍神的儀式有一定淵源。

與北方龍的陸地性不同，江南先民所崇奉的龍一開始就是海（水）性的，最基本的職能就是司水。在南北交流中，起于江南地區的司水龍崇拜在中原地區獲得了廣泛認同，龍神成為廣大民眾祈求風調雨順、衣業豐收的最重要神靈。當然，司水的龍在北方獲得認同，還與五行觀念對四象系統的改造和落實相關。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原本是古人對星空的劃分，后來在五行觀念的影響下成為一種空間劃分系統。江南在東方，東方青龍的空間觀念與江南先民的海（水）龍崇拜意識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因此司海（水）的龍很快成為中華龍的主流。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求雨》記錄了漢代人的四季求雨儀式。春旱求雨時，在甲乙日制作一條大青龍，身長八丈，放在中間。制作七條小青龍，各身長四丈，放在東面。這些龍全都朝向東方，中間相隔各八尺。八名童子齋戒三天后，穿上青色的衣服跳舞；夏季求雨時，在丙丁日制作一條大赤龍，身長七丈，放在中央。又準備六條小龍，各身長三丈五尺，放在南面。這些龍都朝向南方，龍和龍之間相距七尺。七名青壯年人齋戒三天后，穿上赤色的衣服舞蹈；夏末祈雨時，在戊巳日準備一條大黃龍，身長五丈，放置在中央。又準備四條小龍，各長二丈五尺，放置在南面。龍頭全都朝南，中間相隔各五尺。五個成年男子齋戒三天后，穿上黃色衣跳舞；秋祈雨時，在庚辛日制作一條大白龍，身長九尺，放在中央。準備八條小龍，各長四丈五尺，放置在西面。龍頭全都朝向西方，中間相隔各九尺。九個鰥夫齋戒三日后，穿白色的衣服跳舞。冬天求雨要舞龍六天。在壬癸日制作一條大黑龍，長六丈，放置在中央。又制作五條小龍，各身長三丈，放置在北面。龍頭全都朝北，中間距離各六尺。六名老年人齋戒三天后，穿黑色衣服跳舞。

很明顯，漢人舞龍求雨的儀式受到了五行觀念的影響，不僅龍具有五色，且龍具所在的方位與龍頭的朝向也與五行相配，甚至舞龍人的年齡和身份也與五行對應的季節相配。

如果說舞龍祈雨儀式具有較強的宗教性的話，同時也在漢代出現的“魚龍曼延”（“曼延”也寫作“蔓延”“漫衍”等）則具有鮮明的娛樂性。《漢書·西域傳贊》等文獻記錄說：漢武帝招待西域使者的宴會上，有一種名為“漫衍魚龍”的大型綜合表演，主要內容是魚化為龍，以及許多巨獸的展示。“魚龍曼延”表演的出現，一方面有著江南司海（水）的龍崇拜基礎，另一方面也受到了西域的幻術、雜技等民間藝術的影響。這種表演很快成為漢代新年慶祝活動的重要內容，《宋書·樂志》載：東漢天子在正月初一接受百官朝賀時，與百官一起欣賞舍利激水化成比目魚，比目魚又化成黃龍的“魚龍曼延”表演。

到了隋代，“魚龍曼延”有了一個新名字——“黃龍變”。《隋書·音樂志》說：突厥首領染干朝見隋煬帝，煬帝為了顯示大隋帝國的強盛而將全國各地有名的藝術表演形式都匯聚到東都，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文藝匯演，大鯨魚化為黃龍的“黃龍變”是其中的重頭戲。后來，這種表演與元宵燈彩相結合，發展為特別受歡迎的魚龍燈彩。辛棄疾《青玉案·元夕》中“一夜魚龍舞”描述的便是元宵節時的魚龍燈彩。魚龍燈彩在江南地區普遍存在，南宋《夢粱錄》記錄了當時臨安（今杭州）的魚龍燈彩表演：“以草縛成龍，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燈燭萬盞，望之蜿蜒，如雙龍飛走之狀”。從文字內容來看，南宋杭州的魚龍燈彩與當代在江南多地得到保留的草龍舞比較相似。

上海，豫園九曲橋畔的燈會。IC資料圖

三

上海龍舞是江南龍舞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江南其他地方一樣，龍舞在上海各區也曾普遍存在，至今在某些區域依然活躍。在本世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中，被列入國家級名錄的龍舞項目有4項，分別是金山區的呂巷小白龍、浦東新區的繞龍燈、松江區的葉榭舞草龍、寶山區的羅店劃龍船，被列入市級名錄的龍舞項目有2項，分別是閔行區的鯉魚跳龍門和嘉定區的小青龍舞龍會，其數量遠超其他民間文藝形式。

“第十屆上海寶山羅店龍船文化節”上的羅店劃龍船。IC資料圖

上海龍舞有著鮮明的地方特色，比如不少龍舞是移民文化的產物，反映了上海文化的開放性與包容性。以閔行區的傳統舞蹈鯉魚跳龍門為例。大約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以前，作為元宵節的表演項目，龍燈和鯉魚燈分開表演的。以船民為主的蘇北幫移民在元宵節時舞起他們熟悉的龍燈，多在肉業、茶葉業謀生的安徽幫移民則操著鯉魚燈起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蘇北幫移民和安徽幫移民初步嘗試將兩種燈彩結合起來表演，并賦予這種合作以“鯉魚跳龍門”的吉祥名稱。大約經過十多年的融合，到1949年之前，兩支燈隊終于融合為一支，共用一個鑼鼓隊，共同設計舞蹈動作，可以在歡快喜慶的氣氛中完成元宵節表演。

民間竹編匠人唐正龍正與幾位師傅在抓緊制作兩條15米長的草龍。IC資料圖

作為古老的龍崇拜的產物，上海龍舞中也表現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意識。以松江葉榭舞草龍為例。相傳，八仙之一的韓湘子是松江葉榭人。他成仙后，偶然一次發現家鄉鹽鐵塘兩岸大旱，鄉民們每日面向東海舉行求雨儀式。韓湘子立即吹起神簫，召來東海神龍降雨，家鄉旱情得到緩解。為了感謝韓湘子的恩德，鄉民們將鹽鐵塘更名為“龍泉港”，還用豐收稻草扎成草龍，舞起草龍拜謝韓湘子和神龍，并祈雨。此后，扎草龍、舞草龍就成為葉榭民間的一種重要習俗。這是葉榭舞草龍的來歷傳說，是一則反映感恩自然的傳統祈報思想的典型傳說。傳說中能召喚神龍的韓湘子和降下甘霖的東海神龍都是自然力量的代表。出于對韓湘子和神龍的感激之情而舞起草龍的行為則是民眾對自然降雨滋養莊稼，養育人類的報答。可見，上海龍舞有著悠久的歷史，是一類值得深入發掘，具有重要價值的珍貴文化遺產。

龍是成功與吉祥的象征，位于中國東部沿海的上海正是“左青龍”所在地，上海又是長三角龍頭，因此龍年不僅是中國年，也是上海年。祝愿偉大的祖國與美麗的上海，在龍年都有新氣象，獲得新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