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上海社聯2023年度論文已出爐。該活動無需作者自行申報，依托各學科權威專家學者、學術期刊主編、資深學術編輯等開展多輪評審。在“反五唯”背景下，這個活動也是對學術評估機制的大膽創新。

推薦入選論文的共同特點是密切關注社會現實和學界動態，善于發現和提煉問題，彰顯學術論文的創新性、學理性、科學性品質，并具有一定前瞻性和開拓性。

澎湃新聞記者與上海社聯2023年度論文獲獎者展開對談，看上海社科學者如何在現實關切中，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

如何看待資本的作用？如何讓資本有效地投入到實體經濟中，防止無序擴張，避免經濟“脫實向虛”？

2023年上海社聯年度論文《資本的邏輯批判及其發展：一個理論分析框架》（原文發表于《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期。）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剖析。這篇論文的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研究員權衡。

權衡在論文中指出，首先要正確認識資本的重要作用——資本的“物質文明面”與解放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第一推動力”的積極作用。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資本等生產要素的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引導資本健康、高質量發展。

近日，權衡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資本市場最大的風險和問題就是“脫實向虛”。不能讓資本這個生產要素，完全成為套利的工具。不能讓資本只有價值轉移，沒有價值創造；只有財富轉移，沒有財富創造。要避免金融在脫離實體經濟的道路上自我膨脹，最后，導致金融系統出現問題。 

金融要服務好實體經濟

澎湃新聞：出于怎樣的考慮，您決定以《資本的邏輯批判及其發展：一個理論分析框架》為題，寫一篇學術論文？

權衡：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加強對黨的創新理論的研究、闡釋，闡明黨的創新理論背后的道理學理哲理。2022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資本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生產要素，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規范和引導資本發展，既是一個重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既是一個重大實踐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關系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關系改革開放基本國策，關系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關系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因此，深化對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國各類資本及其作用的認識尤為重要。這是我當時決定寫一篇闡釋資本的邏輯這篇論文的背景。

現實是，要把《資本論》里馬克思講的資本理論、當代中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本以及新時代資本高質量發展，這些重大命題之間內在的理論和邏輯關系，理清。

今天講到資本，一方面，它是重要的生產要素；另一方面，我們也確實看到資本市場有一些不健康的行為，比如資本的無序擴張、甚至無節制的滲透。那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怎么正確地認識資本，引導資本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服務。我寫這篇文章，就是想從理論上對上述問題做分析。

澎湃新聞：資本的問題，肯定包括金融問題。1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專題研討班開班式的重要講話，也是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后，再次強調金融工作的重要性。那么，在這一大背景下，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要如何落實金融高質量發展問題？

權衡：首先，我們要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資本理論時，強調資本具有兩面性，一方面促進生產力發展，也就是資本的“物質文明”面，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資本具有為無限地追求價值增殖的邏輯。馬克思是批判這個邏輯的。他認為，在這樣的邏輯下，勞動異化、勞資對抗、勞資矛盾就會出現。這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性質的問題。

今天，我們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確定，克服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資本的價值無限增殖的邏輯?；窘洕贫鹊拇_立已經最大限度地為克服資本邏輯問題創造了重要條件。

金融工作會議中，有兩句話非常重要：一是堅持中國特色金融發展道路，二是金融高質量發展。這兩句話對金融市場來講，就是要發揮資本在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防止把資本逐利作為唯一生產目的。

我認為，這其中，最重要的是引導資本要素和金融市場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

金融要服務好制造業、服務好產業升級轉型、服務好科技創新，通過在實體經濟中創造價值，來不斷發展壯大自身。這是金融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面。

當然，也要看到，資本市場最大的風險和問題之一就是“脫實向虛”。就是不能讓資本這個生產要素，成為套利的工具。不能讓資本只有價值轉移，沒有價值創造，只有財富轉移，沒有財富創造。要避免金融在脫離實體經濟的道路上自我膨脹，最后，導致金融系統出現危機。

我們要引導資本健康規范發展。這句話，不是說不要資本發展，而是怎樣推動資本更高質量發展。資本要素怎樣更好地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特別是為科技創新、為促進實體經濟服務。不管是國資還是民資，內資還是外資，都要能夠公平競爭，規范經營，要積極參與和服務到實體經濟建設中去。金融要像血液一樣，在實體經濟當中良性循環。

這其中，還包括金融科技的創新，科技創新早期投入是巨大的，解決科創企業早期融資問題十分關鍵。根據國家戰略部署，上海積極發展科創板，就是把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科創中心建設很好地結合起來。使得金融市場、資本要素，更好地支持科技創新，促進資本要素和金融市場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建多層次資本市場，解決投資與融資雙重問題

澎湃新聞：在豐富創新資本投資渠道方面，政府還可以做哪些工作？

權衡：中國還是要建立豐富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為各類不同的市場主體提供多渠道、更加多樣化的資本要素支持和金融服務，這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中國老百姓投資渠道還比較單一。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可以探索一些核心功能延伸，比如，想辦法打造全球財富管理中心、多種金融產品、多樣化、國際化程度更高的金融機構，為老百姓增加財產性收入，提供更多的渠道。

這也是許多全球城市打造金融中心升級版的重要經驗之一，上海也可以探索這方面的功能創新，讓上海朝著具有更高能級、更強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的國際金融中心邁進。

澎湃新聞：那么，建設更高標準的資本市場就顯得非常重要。

權衡：對的。我們仍然面臨諸如高標準的要素市場體系不夠健全、各類市場主體公平競爭與共同發展的制度環境還不夠完善等問題。資本市場如何更好創造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緊密結合、激勵與約束機制合理對稱、成本與收益原則積極引導、供給與需求機制充分作用等體制機制條件，進而用好用足資本市場的制度創新，形成中長期的內在激勵和預期管理機制，是重大課題。

因此，我們必須加快建設高標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高質量的資本市場體系。

另外，要推動資本市場更高水平開放、更高水平安全和更高質量發展。在當前國際環境下，中國更好參與全球治理體系，十分重要的條件就是中國必須不斷提高對外開放的水平，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推動從商品要素流動型開放轉向更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 同樣，資本市場開放發展必然要順應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的內在要求，既要與國際最高標準與最好水平的投資貿易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積極對標和有效鏈接，又要高度關注高水平開放發展帶來的安全和風險挑戰。要高度重視并進行資本市場開放的風險壓力測試，為資本市場高水平開放和高質量發展做好先行先試和經驗探索。

未來，我們要發展高層次的資本市場，讓科創企業、制造業企業，能夠通過資本市場直接融資，解決發展過程中的資金順暢獲得的問題。 

加快高水平開放，推進資本和數據自由流動

澎湃新聞：推動全球資本自由流動，對于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很重要。這也跟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有密切關系。這方面上海還需要做哪些工作？

權衡：生產要素有效配置的過程，就是在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實現要素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國內要素的自由流動，就是要有統一、規范、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如果市場本身是分割的，存在各種顯性甚至隱性障礙，就沒辦法實現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

從促進生產要素自由流動來看，資本要素要做到在國內和國際流動，就需要中國要加快高水平、高層次的對外開放，包括資本要素市場的規則、規制、管理標準要與國際對接。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最重要的是加快推動金融中心的國際化發展程度，包括金融機構國際化，金融市場國際化、金融產品國際化、多元化等。統籌好金融與資本市場開放之間的關系，在安全的同時，穩步推動資本賬戶開放，推進全球資本要素自由流動。

同時，還要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不僅讓人民幣成為國際支付貨幣，還能實現儲備、結算等功能。這些對全球資本的自由流動，都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澎湃新聞：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生產要素的自由流通也很重要。2023年12月31日，國家數據等17部門聯合印發《“數據要素×”三年行動計劃（2024—2026年）》，明確提到：促進數據有序跨境流動，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持續優化數據跨境流動監管措施，支持自由貿易試驗區開展探索。您如何看待這個行動方案？在數據跨境流動方面，上海如何發揮引領作用？

權衡：這個問題非常重要。首先，數字經濟發展正在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趨勢，數據正在成為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要素之一，數字化轉型和發展正在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甚至是人類的交往方式。數字技術可能對未來經濟和社會結構發展帶來顛覆性的變革，要認清楚這個發展態勢。

數據跨境流動非常重要。如果數據不能跨境流動，就沒辦法配置全球數據要素。研發、創新、新質生產力就很難真正提升。所以，這個問題，還是要解決。

國家數據管理局的成立，我個人的理解，就是要解決目前普遍存在的“數據孤島”問題，即各單位、各部門、各行業等沒有形成一個數據流動和開共享的統一市場和機制。因為，數據跟行政的體制、機制有關，而發展數字經濟，就需要把各種“孤立的”數據要素打通，形成一個統一、開放共享的數據要素市場。促進數據要素流動。這一點非常重要，也涉及到安全發展與風險壓力測試問題。

上海加快五個中心建設，背后就是要強化四大功能建設，其中關鍵之一就是強化全球資源配置功能。這個要配置的資源包含資本、技術、人才和數據等。前三個要素，過去幾十年發展，已經在不同程度上實現配置和流動，不過程度還不一樣，有時候快一點兒，有時候慢一點兒。但是，數據跨境流動，是近幾年才開始做的。現在的問題是，哪些數據可以實現跨境流動？哪些數據不能跨境流動？這個問題，不僅在國內大家有不同的認識，即使在國際上也存在不同意見和標準。

目前，上海臨港正在建設國際數據港，就是對標CPTPP（ 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推動國際數據的跨境流動的先行先試，其實這也是一種風險壓力測試的高水平開放的實踐探索和創新。個人覺得，如果把上海國際數據港打造成國際數據中心，在開放安全的前提下，能夠把國內的數據和國際的數據，在這個平臺上集聚起來，促進數據要素的自由流動。這方面，也包括積極對接國際上高水平的規則——DEPA（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要爭取加快DEPA的談判，加快推動數據跨境流動與開放共享。

數據的跨境流動，還是一種服務貿易，背后帶來一系列創新活動，包括研發合作、技術創新、技術進步，也有利于促進全球科創中心的建設。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也要解決好數據的跨境流動和國家安全問題。有些涉及到國家安全問題等數據信息、甚至與個人隱私有關的信息，如何做到安全與開放平衡，也是個問題。

做好“規制”，提升預期的穩定性

澎湃新聞：論文中，您講到儲蓄與投資是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變量和工具。數據顯示，中國居民儲蓄率從2005年的51%下降到2023年的45%，但與世界上19.7%的人均儲蓄水平相比還是比較高。您怎么看這個問題，如何增加中國人的消費信心？

權衡：儲蓄是資本形成的重要來源。收入減去消費，剩下的就是儲蓄。目前我國居民儲蓄還是比較高的。

我們在經濟發展初期階段或者低收入階段，一般來說儲蓄很低，甚至存在缺口，外匯也短缺，叫外匯缺口，我們叫“兩缺口”模型——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我在文章中講到羅格納·納克斯（Ragnar Nurkse）在《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一書中提出了貧困惡性循環理論。納克斯認為，由于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低，投資的資本供給（儲蓄）和產品需求（消費）都不足，就限制了資本形成，使發展中國家長期陷于貧困之中。它的邏輯就是：一國窮是因為窮。窮是因為收入低，有一點收入都消費了，沒有儲蓄，沒有儲蓄就沒有資本的形成來源，沒辦法形成有效投資，就沒有產業、沒有企業，就沒辦法帶動就業，人就閑在那里沒有收入，這就形成了惡性循環。所以，納克斯講，解決貧困問題，要從貧困陷阱中出來，加速資本形成和積累很重要，也被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理論解釋為經濟起飛的必備條件。他認為，國民收入的10%以上要用于投資。

經過改革開放45年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中國居民收入也快速增長，國民儲蓄率大幅提高，因為投資增長提供了重要來源，也為收入增長和儲蓄增加帶來重要條件。當然，儲蓄實際上也有不同的儲蓄動機，其中一個動機就是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我們國家城鄉居民儲蓄率偏高，其中一個原因跟社保、養老、醫療體系等不夠完善也有關，也和人們對未來的收入預期有關系。

我們現在是雙盈余——“儲蓄盈余、外匯盈余”。截至2023年底，中國外匯儲備3.2萬億美元。當前，國際大環境不好，出口和外部需求受影響，我們要解決如何擴大內需的問題。要擴大消費，首先要提高居民收入預期。不增加收入，很難有消費的穩定提升。目前人均國民收入1.25萬美元，到2035年，人均GDP要達到3萬美元，從這個意義來說，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空間和潛力還很大。所以，未來要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重要的是要加快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與量的合理增長。

經濟高質量增長，帶動的是就業增長和收入增加，擴大消費就會有基礎，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從短期看，要加快讓內需尤其是消費恢復活躍起來。過去一年，消費恢復正在加快，但是消費預期和基礎還不夠穩，這是需要特別重視的問題。不過，另一方面，你又看到，從淄博熱到哈爾濱熱，說明什么？說明消費結構在升級，文旅消費等潛力巨大，問題是，產業結構和供給結構能否跟上這種變化？老百姓追求高品質生活，許多新的消費業態、新的供給要跟上，要能夠順應消費升級。另外，要考慮有效投資。有人說，現在投資已經很高了，就怕投下去了出現投資過剩。要強調有效投資，即有效益有市場需求的投資要加快。據我觀察，這些年，部分行業投資出現產能過剩，突出表現為每個單位GDP所需要投入的資本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這說明，這些行業的資本投資效率還比較低，有效投資仍然有提升的大空間。

這個資本投資效率如何提升？

首先，勞動生產率要提高。人要巧干。其次就是要依靠技術進步，提高有型資本（比如、廠房、設備）的效率，比如，智能制造等技術的運用，大大提升了資本效率。另外，要提高資本要素配置效率，也就是項目誰來投資。還是要讓市場在資本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避免資本要素的錯配。

最后，還可以通過治理能力、治理體系的完善，進一步提升資本投資效率。要避免市場配置資源帶來的負外部性，這就需要規制設計。如果沒有規制，資本更多的是逐利的，什么來錢就干什么，甚至違法亂紀的事兒也做。要強調的是，規制的預期性和監管的透明度很重要；規制的可預期對于引導資本健康發展，規范資本有序競爭非常有意義。這就對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換句話說，既要提高資本的有效投資，同時又要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相對于“監管”這個詞，我更愿意講“規制”（ regulation）。為什么？規制，是透明和可預期的，相關的法律、規則、制度都設置好了，在這個規制框架內，市場主體可以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而監管往往存在有時候松，有時候緊的情況，有很大的隨意性。

因此，我認為，還是要想辦法用“規制”的方式，提升預期的穩定性。比如，平臺經濟的發展，實際上也是一開始缺乏規制，而后來又出現急踩剎車的監管，這些方面其實也是今天我們將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要特別關注的問題。

我文章中也寫了，目前中國進入“三新一高”（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與高質量發展）發展階段，這些大邏輯對包括資本在內的所有生產要素，都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們以前講宏觀調控，強調財政和貨幣兩大政策調控等。這是凱恩斯逆周期管理的政策調控方式?，F在，提得比較多的是加強和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這包括一攬子政策工具和政策手段，不僅有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還有產業政策、技術政策、社會政策、分配政策、環保政策、勞動就業政策等等。這就涉及到各種政策之間如何有效協調的問題。政策目標多元，政策工具多樣，客觀上，一定會造成諸多政策工具相互之間的不一致甚至相互打架。從宏觀經濟治理來說，圍繞穩增長和促改革，當下怎么把對資本有效投資激勵和約束及其有關的非經濟政策，納入到宏觀經濟政策一致性評估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破“五唯”后，唯什么

澎湃新聞：2024年，您計劃重點研究哪方面的課題？

權衡：首先，我會繼續聚焦黨的創新理論的體系化學理化研究。從我的工作角度講，將聚焦習近平文化思想，這里面有很多新論斷、新命題、新課題，可以從不同的學科，甚至是跨學科進行研究，形成高質量的社科理論研究成果，這也是社科院始終如一的學術使命。

從服務決策咨詢、發揮智庫作用來講，我非常關注上海五個中心的建設。這背后關系到資本、技術、人才、數據等高能級要素的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也就是高能級的生產要素怎么集聚到上海，如何進行高效配置，如何輻射全國和全球，這實際上涉及到上海城市核能級與核心競爭力建設問題。加快提升上海經濟規模和能級，如何向規模要能級，向能級要增長、要質量和效益，對于上海來說非常關鍵。從學理上要回答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說能級提升是關鍵？能級提升與經濟總量之間是什么關系？如何把能級提升轉化為上海做大做強總量？這里面的機制是什么？底層邏輯是什么？現實邏輯和路徑是什么？這些問題都是需要從理論上分析研究，從而提升決策咨詢的深度和影響力，也是我們上海社科院這樣的智庫與一般智庫不一樣的地方。

澎湃新聞：在學術評價方面，您認為目前最需要調整和改變的是什么？

權衡：現在，中央明確講，要破“五唯”，不唯論文、不唯帽子、不唯職稱、不唯學歷、不唯獎項，那么唯什么？我們講要加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其實還有一個，就是評價體系。如果評價體系跟不上，那么，可能哲學社會科學還是會根據原來的指揮棒走。

上海社聯年度論文的推薦和評選，堅持11年了，也是在探索新的學術評價體系。不用個人申報，然后讓同行來背靠背評價和認定，這就是唯成果質量和學術創新價值，以及成果的影響力，我覺得這也是探索哲學社會科學一個新的指揮棒。這個評價，如果做得好的話，可以引導研究人員真正沉下心來，選擇一些有價值的題目，深度思考和研究一些問題，從而形成高質量的研究成果。通過這樣一種學術評價，把高質量的研究成果遴選出來，來呈現本年度上海哲學社會科學界高質量、有影響的研究成果。

我認為，到一定時候，可以對評選機制做一些分析和總結。

學術評價，說到底也涉及對人才的評價。我們也在思考，一流的、有影響的社科人才該怎么評價。我在上海社科院也經常講，各個研究所，要眼中有人，心中有人，只要有人才，就可以出成果。怎樣的人才是我們需要的優秀人才？確實需要認真思考。不是說：他是博士，就一定是優秀的人才；他是正高級教授，就一定是優秀人才。

這個問題，我們也要去積極探索。通過學術評價體系的探索和創新，積極促進出人才、出成果、出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