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家”錢鍾書，同時也是一個自覺的“文體家”，其相當一部分文學創作，包括小說、批評、散文隨筆等，完成或者發表于上海。錢鍾書一生有兩個集中居留上海的時段，分別是1933年夏至1935年夏和1941年夏至1949年夏。前一時期錢鍾書創作的重心主要集中于文學批評與舊體詩；后一時期創作文體變得更為多樣，包含短篇小說、長篇小說、散文隨筆、舊體詩等等。這兩個時期的創作，都彌散著一種復雜難言的感傷基調和焦慮意識。他通過建構“上海印象”，以文學創作參與互動實踐，將個人生存感受與上海這座城市的命運遭際相關聯，表達時代關懷與個人情志。

錢鍾書的“上海書寫”，涉及兩個向度上的不同意義。一是作為創作空間意義上的“上海書寫”，即指稱錢鍾書1933-1935、1941-1949這兩個時期在上海的寫作；二是作為書寫對象意義上的“上海書寫”，即錢鍾書筆下的“上?！毙蜗蠹啊吧虾！庇∠?。而錢鍾書上海書寫的特殊性在于，他不僅是一個酣暢游走于“文各有體”的文體家，更因兼具詩人、學者、大學教授、小說家、散文家、批評家等多重文學身份，而使其創作更具思想深度與審美涵容。正如錢鍾書在《談交友》中所言：“大學問家的學問跟他的整個性情陶融在一片，不僅有豐富的數量，還添上個別的性質；每一個瑣細的事實，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養，長了神經和脈絡?！保ā跺X鍾書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7月，第71頁）

1934年11月1日《中國評論》上發表了錢鍾書的一篇文學批評——《Apropos of the Shanghai Man》（《關于上海人》）。錢鍾書在文中談論了對上海這座城市，以及對上海人的感受與印象，并借此延展開了對京派與海派文化的認知與批評，表達了自己獨異的文化立場與態度。1933年冬至1934年春的文壇曾發生一場規模不大但頗引人注目的爭論，即文學史家習慣稱之的“京海之爭”。錢鍾書此文發表于1934年11月1日，正是京海之爭白熱化階段后，一定程度上，也可看作是錢鍾書對于目下海派文學的一些態度所見。

根據龔剛的翻譯，錢鍾書寫作此文的靈感來自于某個陰沉的周日午后，“其時，錢鍾書正走在南京路，天陰，人流擁塞，郁悶中，波德萊爾的詩句浮現眼前：‘天空是一口大鍋的黑色蓋子，煮著數不清的人類望不到邊。’薛西斯（Xerxes）式的感傷也隨之而生：那些充塞上海街頭的路人，百年之后，將無一幸存。”（龔剛：《錢鍾書談上海人》，《南風窗》，2005年第9期）擊中錢鍾書內心，令他提筆創作此文的情感心理動因有兩個：一是波德萊爾的詩作《蓋子》，一是薛西斯式的感傷。

波德萊爾的孤獨感是一種置身于大都市、置身于人群中而引發的孤獨，這種都市人群中異常尖銳的孤獨感在《蓋子》這首詩中格外突出?！疤炜帐且豢诖箦伒暮谏w子，煮著數不清的人類望不到邊?！焙嫱谐龅氖呛翢o希冀的生存下絕望之恐懼與壓抑?！叭巳骸笔敲芗?，但彼此之間是隔膜、冷漠的。這一切像是龐大的蓋子覆蓋在每一個人心頭，神秘而恐怖。

而同樣漫步在“人流擁塞”的上海南京路的錢鍾書，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也體會到了和波德萊爾一樣的孤獨。或者說，此刻，“孤獨”引發了錢鍾書與波德萊爾的情感共振。他作為一個“游蕩者”，從喧嚷的人群中，體會到了郁悶在心的孤獨與空虛，他看著人頭攢動，彼此擦身而過但互不相識，找不到每個人共同的目的地，不知幸福究竟在哪里，只知道漫無目的地往前走。彌漫于人群周圍的是一種陰郁的氣氛，人與人之間沒有交流的意愿，每個人只是在和自己對話，同自己微笑。郁悶陰沉的低氣壓天氣與黃昏效應的共同影響，使得錢鍾書竟茫然得生出了薛西斯式的感傷：“遠征希臘的波斯王薛西斯在看到自己浩浩蕩蕩的百萬大軍渡過海峽時，忽然感傷流淚。當被人問到落淚的原因時，薛西斯回答說：‘想到一百年以后，這里的人沒有一個能活著，我怎么能不悲傷呢！’”（龔剛：《錢鍾書談上海人》）錢鍾書漫步上海街頭，看到無數的人，來來往往，突然生發出感傷，這感傷中既有情感心理層面的對于命運的無力和無奈感，對于未來之彷徨與人終究掙脫不過命運、最終都會消亡的深沉感傷與失落；又帶有哲學層面對于生命終極意義和人類生存方式的關懷與思考，包含著作者對于生命本身、對于生與死的的思考與感知，以及一種帶有悲觀色彩的虛無與感傷。

通過“游蕩者”的凝視，錢鍾書建構起了與上海這座城市的關聯，如張旭東所言“在擁擠不堪的人流中漫步，‘張望’決定了他們的整個思維方式和意識形態。文人正是在這種漫步中展開了他同城市和他人的全部的關系?！保◤埿駯|：《本雅明的意義》，引自《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4月，第5頁）然而并不因為作者的“游蕩者”身份，就使得其對上海的觀察失于敏感與真實，“大城市并不是在那些由它造就的人群中的人身上得到表現，相反，卻是在那些穿過城市，迷失在自己的思緒中的人那里被揭示出來?！保ū狙琶鳎骸栋l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因此，上海的氣質、形象以及時代面貌，在錢鍾書“游蕩者”凝視的視角下，得以觀之。

而由波德萊爾的《蓋子》和薛西斯式的傷感，激發出的是作者對于何以自處、何以生存的當下焦慮與隱憂，滲透著強烈的時代感覺。在繁華背后，作者看到了人生悲涼的本質與結局，彌散著一種歷史虛無主義的感傷，尤其體現在他這一時期的舊體詩創作中。從題材內容上看，其詩或訴相思之苦、或談游歷感興，或發思古之幽情，寄托了無限寂寥。《中秋夜坐》（《國風半月刊》1934年第6-7期）這首詩，不同于一般意義上對中秋佳節闔家團圓的書寫：

不堪無月又無人，兀坐伶俜形影神。

忍更追歡圓斷夢，好將學道懺前塵。

杯盤草草酬佳節，弦管紛紛聒比鄰。

詩與排憂真失計，車輪腸轉自千巡。

塑造出了一個“無月無人”的場景，許是因為天氣陰沉，欣賞不到圓月佳景，身邊又無人陪伴而“兀坐伶俜形影神。”狀寫了一人枯坐、百無聊賴、煢煢孑立的場面，陪伴自己的除了自己的影子，再無他人。如此孤獨寂寞的心緒點染和層層鋪展，加之正逢本該團聚的中秋佳節，詩人的孤獨寂寥更得強化與突顯。此詩發表于《國風半月刊》1934年第5卷第6、7期，正是作者初次寓居上海時期。1933年夏，從清華畢業的錢鍾書拒絕了進清華研究院攻讀碩士的建議，離開北平，于1933年9月起任職上海光華大學擔任英文系講師。其時其父錢基博與其同校，任光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文學院院長，然不知何故，這年的中秋夜作者是“無月無人”獨自枯坐的，或許此處并非實寫，只意在抒發寂寞孤獨的幽微心境而已。尾聯詩人懊喪自語，“詩與排憂真失計，車輪腸轉自千巡?！笨畤@用寫詩來排遣憂愁寂寞真是太失策了，非但未能排解，反而更加愁腸百轉、愁苦不堪?！氨P草草酬佳節，弦管紛紛聒比鄰?！痹娙霜氉砸蝗肆髟⑸虾！⒘什萜嗲搴袜従蛹业慕z竹管弦、好不熱鬧形成了鮮明對比，愈發凸顯出寂寞與哀愁。

而幾乎創作于同時的《秋望黃河水繞漢宮墻作者當齒冷也》（《國風半月刊》1934年第6-7期）一詩則多處用典：

樓前無復舊葳蕤，天似穹廬四望垂。

感逝直須招遠魄，傷離一并作秋悲。

荒墳草盡高低出，野水潦清即漸虧。

此是郊寒島瘦境，詩囚吟賞劇相宜。

錢鍾書于思古之情中寄予了更多的“感逝”、“傷離”、“悲秋”之感，感嘆和傷懷著“舊時葳蕤”今不復，眼瞧著“天似穹廬四望垂”，生發出了無限傷感與悲情。而這感傷與悲情，是以懷古而出，因為沒有具體所指或具體事由，顯得有些空洞和虛泛，隱隱有幾分“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之感。

而他作于1935年的《此日忽不樂》（《國風半月刊》1935年第3-4期）一詩，倒是為他這一時期孤獨空虛、寂寥落寞的情緒找到了實在的著陸點：

晝長悄悄夜何如，贈影酬形強自娛，

恨故難量千斛過，言還不盡一書無。

香能引緒煙飄篆，蠟亦煎心淚滴珠。

剩有微波托詞賦，最憐鴻斷與魚枯。

展現了小兒女情態下的寂寥思念與焦灼期待。詩人思念愛人，覺得白日漫長、夜晚難捱、百無聊賴，奈何遲遲不見愛人有書信來，“香能引緒煙飄篆，蠟亦煎心淚滴珠?！弊髡呷账家瓜搿V迷不堪，以至于覺得室內焚香飄出的煙氣都是一個個字，蠟燭都好像煎熬的內心在垂淚一般。在詩人看來，最痛苦的事，就是和愛人書信斷絕、無法寄托情志。詩人等候愛人書信的焦灼感、急迫感和左等右等等不來，以至愁腸百轉、了無生趣的失落寂寥之感躍然紙上。時年25歲的錢鍾書，清華大學畢業后，任職滬上，而彼時，尚未成婚，還是其戀人的楊絳，還在清華大學讀書，二人一南一北，兩地分離，只能靠鴻雁傳書，奈何楊絳女士不愛寫信，于是折磨得詩人焦灼不堪、思念不已。

流寓上海第一時期：錢鍾書“上海印象”管窺

無論是文學批評還是舊體詩創作，初居滬上的青年錢鍾書，寄予紙間的感傷與焦慮，更多的是個人情感層面上的心緒體驗，或是個體生發出的生命體悟與感受，與社會、時代的關聯性并不顯見，滲透其間的更多是個人情志與心理的呈現。尤其表現在其所建構的“上海印象”上。

錢鍾書在《Apropos of the Shanghai Man》（《關于上海人》）中說：“北京人屬于過去，上海人屬于現在，甚至很可能屬于未來。在當前的中國文學中，‘上海人’這個詞長期以來一直被用來作為“巴比特型人物”的同義詞，精明、干練、自負，自命清高。凡事盡善盡美，從不多愁善感。財神在上，天下太平！”（《中國評論》，1934年11月1日）錢鍾書精準地概括出了30年代上海的時代性，作為當時中國最繁華的大都市，上海商業資本發達、消費主義盛行，市民個性中滲透著“精明干練、精刮自負”巴比特型的商人性格。巴比特是美國小說家辛克萊·劉易斯1922年發表的長篇小說《巴比特》中的主人公——一位成功的房地產商人，過著富足又呆板的中產階級生活，處在物質至上被商業氛圍包裹的時代環境中，是當時盛行的實利主義及商業主義等思想的集合體，也可看作是庸俗精明的市民形象的代名詞。

錢鍾書認同了上海作為社會發展時代先鋒性的一面，準確把握了30年代上海的時代性：商業極度繁榮，重商主義、消費主義思潮盛行，市民氣質也不同程度且不約而同地沾染了商業性。也同時認識到上海缺乏“文化”、商業氣蓋過“文學氣”的一面。他并不認同海派文學，比如林語堂等所提倡的“幽默文學”等，在《Apropos of the Shanghai Man》（《關于上海人》）中也委婉其志，對于目下海派文學的沉悶氛圍，發出了懷疑與質詢：“在這種“大鍋上的黑蓋子”下面，除了尖酸和陰郁之外，就不能有點別的東西嗎？”

此時的錢鍾書之于上海、上海人的姿態是相對獨立、客觀的，甚至是將自己排除在外的，其對上海的評論主觀色彩很淡漠，對于上海文化更多地是持一種疏離姿態，把自己劃定為“無法融入”上海的一類。錢鍾書認為，“就像詩人一樣，‘上海人’是天生的，不是培養的。不是每個生活或者埋沒在上海的人都有幸成為‘上海人’的。比如我們這些可憐的記者，就無緣這一尊號。那個星期天的擾攘人群中至少有百分之二十是被迫在這里討生活的，并沒有適應上海的生存能力。我認識許多在上海待了二三十年的人，到頭來，還是個異鄉中的陌路人。”（《中國評論》，1934年11月1日）錢鍾書以“異鄉中的陌路人”為定位，指明了上海大都市中所存在的異質空間，生存于這一空間中，卻并不一定擁有文化上的歸屬感和心理定位。且他也并不打算融入上海以及上海所代表的文化語境，而是以一種獨異個人的文化姿態和個性睥睨眾人，并且詳盡分析了，這些大上海中異鄉陌路人的心理機制：一個人無法適應他周圍的環境，顯而易見的頑固不化可能是個性鮮明與智慧超群的表現。“我們不是常常聽見許多才智出眾，情感細膩的人抱怨他們對上海格格不入，或者對于“上海人”對其處境的洋洋自得感到既不屑又不無嫉妒嗎？”（龔剛：《錢鍾書談上海人》，《南風窗》，2005年第9期）

初居滬上的錢鍾書，在文化心理上傾向獨異于外的疏離與隔絕，以游蕩者的身份諦視著上海大都市下的人世百態，也體認到了海派文學混濁沉悶的一面。而此時，他的情志心緒、情感心理，并沒有與這座城市發生太多關聯，這源于他主動的自我獨異心理以及冷眼旁觀的文化姿態，更是由于他自身的書生氣，剛剛離開校門，來滬上任教，潛心于學的他，與愛人兩地分離，流寓上海，可供交心對談的友人不多。無論是漫步街頭，還是中秋月夜鄰居家的熱鬧管弦，錢鍾書都于“人群”和“熱鬧”中引發了對于生命本體論意義上的思索和對人類孤獨本性的探知。他一方面焦灼地期待著愛人的書信以期澆滅自己的寂寞哀愁，一方面在寂寞哀愁無法排解的情境下，孤獨的生命感受與情緒體驗愈加深切。而此時，作為流寓者的錢鍾書，毫不在意是否能夠融入上海的都市文化氛圍，也不介意自己的“流寓者”身份，而是沉溺在自我情感與人生思考的漩渦中，其流露出的感傷與焦慮，都是個人性、私人性的超歷史的感喟與沉思，并未與時代、社會發生過多關聯。

“城與人”是中西現代文學范疇中時的命題，本雅明在《發達資本主義的抒情詩人》中，借助波德萊爾的文學創作，發現了“震驚”這一藝術感受之于現代文明和現代人的影響，錢鍾書行走在人聲鼎沸的上海街頭，因“焦慮和感傷”引發了與波德萊爾的情感共振。而都市的消費主義、商品經濟熱潮和都市異質空間所帶給現代人的生存感受，刺激了錢鍾書的神經，也激發他了一系列有關文化層面和生命與存在的思考，而這種思考往往因為情感心理機制的不同作用而變得復雜糾纏。戰爭，帶給了上海這座城市以新的震驚，不同時空和時代處境下的錢鍾書，經歷著民族危機和時代變動，不可避免地與這座城市發生著互動關聯。他的生存和書寫空間，之于戰前，發生了哪些改變，主體與歷史是如何彼此展開的，他身處戰時上海的生存感受和對生命存在本體意義上的思索與追問，確乎是值得探討的話題。

1941年暑假，錢鍾書從湖南藍田師范學院回上海探親，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陳福田來訪，邀請錢鍾書再回聯大執教，然陳態度并不誠懇，也沒有帶來聘書，加之1939年錢鍾書任教聯大的半年其間，與陳關系并不太融洽，于是錢鍾書陷入猶疑不決的境地，回返湖南還是前去昆明，或留居上海，此時的錢鍾書矛盾不已。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淪陷，錢鍾書徹底沒了選擇，只能羈留上海，在淪陷區艱難度日。

第二次流寓上海，不同于第一時期初初畢業任教滬上的躊躇滿志，此時的錢鍾書身處淪陷區，在教會學校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兼課，一家三口窩在上海辣斐德路勉強度日，他偶爾還兼做家庭教師以貼補家用。1940年代的錢鍾書，文學創作可謂達至巔峰，1941年12月，其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長篇小說《圍城》由《文藝復興》雜志從1946年2月25日第1卷第2期連載至1947年1月1日第2卷第6期，1947年6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單行本；其短篇小說集《人·獸·鬼》1946年6月也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1948年6月上海開明書店還出版了其學術著作《談藝錄》。

代表了其小說創作巔峰成就的《圍城》創作于1944—1946年，歷時整整兩年。用錢鍾書自己的話說：“兩年里憂亂傷生……錙銖積累地寫完?！彼獙懙氖恰艾F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圍城>序》，《文藝復興》，1947年第2卷第6期）?！缎蜓浴繁砺读似湟庥宫F、書寫戰時中國社會中知識分子生存境遇、精神危機的初衷。小說中透露和彌散著遮掩不住的對于現實生存的深重焦慮。盡管《圍城》的人物情節大多虛構，但楊絳先生也認可錢鍾書是“從他熟悉的時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會階層取材”，并坦言他“畢竟不是個不知世事的癡人，也畢竟不是對社會現象漠不關心”（楊絳：《記錢鍾書與<圍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第6、7頁）。由此可見，很大程度上，《圍城》里作者的上海書寫，也很難不與當時的社會歷史情境發生關聯。

《圍城》中即有這樣的描寫，“也許因為戰事中死人太多了，枉死者沒消磨掉的生命力都迸作春天的生意。那年春天，氣候特別好。這春天鼓動得人心像嬰孩出齒時的牙齦肉，受到一種生機透芽的痛癢。上海是個暴發都市，沒有山水花柳作為春的安頓處。公園和住宅花園里的草木，好比動物園里鐵籠子關住的野獸，拘束，孤獨，不夠春光盡情的發泄。春來了只有向人的身心里寄寓，添了疾病和傳染，添了奸情和酗酒打架的案件，添了孕婦。最后一樁倒不失為好現象，戰時人口正該補充。但據周太太說，本年生的孩子，大半是枉死鬼陽壽未盡，搶著投胎，找足千盛年齡數目，只怕將來活不長?！保ā秶恰烦抗獍妫?947年6月，第61頁）由于戰爭，人口損失很多，然而人們仿佛爭趕著折騰一般，盡情發泄著孤獨與拘束，這種社會怪相帶給了錢鍾書很大的心理沖擊，在其筆下，生存意志與頹廢情緒糾結在一起，給人一種生之催逼與壓迫之感。而同樣的生存焦慮和被命運無情催逼擺弄的焦灼無力之感，也出現在幾乎創作于同一時期的張愛玲的小說《傾城之戀》中。“七八年一霎眼就過去了。你年輕么？不要緊，過兩年就老了，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他們有的是青春──孩子一個個的被生出來，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紅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來，眼睛鈍了，人鈍了，下一代又生出來了。這一代便被吸收到朱紅灑金的輝煌的背景里去，一點一點的淡金便是從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睍r間不會停，即便戰爭，也無法摧毀人世之變的本質，一代代人生了出來，一代代人死去老去，這種受制于時間和命運的壓抑感，是整個現代人的生存焦慮，而這種焦慮，在戰時淪陷區的孤島上海，顯得尤為尖銳和突出。

與此同時，錢鍾書還在《圍城》中寄予了對西方現代文明思想的檢視與反思，“這部小說蘊含著類似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中普遍出現的那種人生感受或宇宙意識，那種莫名的失望感與孤獨感……”（楊聯芬編：《錢鍾書評說七十年》，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5月，第360頁）作者從三閭大學教授群體的工作動機、日常教學、婚戀、人際交往等多角度多層次，多方展現了對現代文明的懷疑與嘲諷。主人公方鴻漸的命運，似乎一直處在被無形的力量推趕著前進的“無知無覺”的狀態中，一直被莫可名狀的命運反復捉弄、弄得心力交瘁。作者如此設置，是“企圖表現現代人的日益失去主宰自我的自制力的落寞感，孤獨感”。（楊聯芬《錢鍾書評說七十年》，第360頁）而貫穿全文的，方鴻漸身上那種“深入骨髓的孤寂感、被遺棄感、疏遠感和人的價值的貶抑感”(謝志熙：《病態文明的病態產兒——論“圍城人”方鴻漸》，《錢鍾書研究》（第一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28、129頁)使得他產生了在現代社會中人連微生物也不如的虛無之感。這是對現代文明籠罩下都市人生存困境和自我認同危機的深刻揭示。作者精細地描繪出了這群知識分子在大學校園里的種種戲劇性遭際，這其間包含著“難以預料的錯失，難以打破的心理隔閡，難以溝通的情愫和難以把握的人生機緣”，作者所意圖揭示的是現代人在物欲與精神之間彷徨歧路的矛盾困境，以及對“諸如人心可以溝通，理性可以把握生活，人可以主宰自己的命運，以及情欲本身的價值和個性自由本身的意義等確定觀念”的質疑。（謝志熙：《病態文明的病態產兒》）方鴻漸身上承載了作者對西方現代文明本質上的質疑與焦慮，作者建構起的人生如“圍城”的荒誕感和虛無感，即是這種焦慮、懷疑和反思的真實心態的覆蓋，作品已然觸及到了對命運人類和人生問題的終極關懷以及恒久價值的討論。

彼時的錢鍾書流寓上海，相較于戰前，對上海、上海人的文化姿態，有一種不自覺身處其間感同身受的意味。除了受時間和命運擺布，流寓于上海的人們，還面臨著最現實的生存困境，“房子比職業更難找。滿街是屋，可是輪不到他們住。上海仿佛希望每個新來的人都像只戴殼的蝸牛，隨身帶著宿舍。他們倆為找房子，心灰力竭，還賠上無謂的口舌?！保ā秶恰烦抗獍妫┯捎谧》坷щy，錢鍾書與妻子楊絳、女兒錢瑗擠在一間陋室之中，有一段時間，因生活艱難，錢鍾書也做過家庭教師以補貼家用。在他的小說創作中，“城與人”的關系變得更為密切和主動，他對于上海、上海文化的把握更為精準、細膩，尤為體現在《圍城》中對上海生活的日常性書寫和生存感受上?！瓣帤v新年來了。上海租界寓公們為國家擔驚受恐夠了，現在國家并沒有亡，不必做未亡人，所以又照常熱鬧起來?！背酥S刺上海寓公們的麻木與市儈精明外，錢鍾書還在小說中塑造出了一個假模假式、崇洋媚外的上海買辦張吉民和庸俗無聊、以結婚為志業的買辦小姐Miss張。

楊絳在《傅雷傳記五種》代序中說“抗戰末期、勝利前夕，錢鍾書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會見傅雷和朱梅馥夫婦。我們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飯后經常到他家去夜談。那時候知識分子在淪陷的上海，真不知‘長夜漫漫何時旦’……我們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樸素優雅的客廳里各抒己見，也好比開開窗子，通通空氣，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悶苦惱?！保罱{：《傅雷傳記五種》，引自傅雷譯《傅雷傳記五種》，北京：三聯書店，2010年6月，第3、4頁）彼時的錢鍾書，身陷上海孤島，充滿了感時傷亂的家國情懷和堅守氣節、長夜待旦的信念堅守。戰后上海，社會經濟秩序混亂、價值結構重組，面對物質困窘、生活困乏的現實處境，知識分子地位滑坡、價值沉落，錢鍾書因而生發出了生存的焦慮與壓抑之感，尤為突出地體現在其戰后的長篇小說《圍城》中。

錢鍾書流寓上海第二個時期的創作中所彌散著的感傷與焦慮，已不再是初居滬上時對于人類普遍生存的感傷與懷想，對于愛人的思念與書信不通所帶來的焦慮與期待這樣的個體生命感受。此一時期，錢鍾書的上海書寫，是與時代、與社會，保持高度關聯和互動的心理感受與文化觀念的集中呈現，這一時期，作為羈留滬上的流寓者，其文學創作和交游中所流露出的感受與焦慮，是個人與歷史遭際勾連，大時代下的具有知識分子心靈史意味的展露與戰時知識分子心態觀念的幽微呈現。無論是錢鍾書筆下的上海印象、隨之而生的上海感受，都烙印著時代印記與特殊歷史背景的色彩，也不失是一種戰時知識分子時代情緒的考察與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