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上海發布《上海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五大服務計劃”行動方案》，婚戀位列五大服務之一。準確把握青年婚育的規律和特點，建構并完善青年婚育的社會支持體系，創造青年婚育友好環境，對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基于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和相關調研數據，分析上海青年群體的婚育現狀，剖析青年婚育問題及背后的原因，并對應對青年婚育困局進行思考和提出建議。

上海青年群體婚育現狀：生育潛力仍存在巨大釋放空間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包括全口徑人口基本信息“短表”調查（以下簡稱“七普”）和 10%

人口抽樣含婚育等信息的“長表”調查（以下簡稱“七普抽樣”）。基于七普、七普抽樣數據，結合市民政局、市衛健委相關統計數據，對上海婚育適齡青年（20-35周歲）人口性別結構、婚姻狀況、生育現狀及女性婚育等分析如下。

（一）男性總數較多，但女性高學歷者占比更高。

“七普”數據顯示，上海20-35周歲常住人口689萬，其中男性 369.3 萬、女性 319.7 萬人，性別比為 115.5。這意味著婚戀市場上部分適齡男青年婚戀存在困難。

“七普”抽樣調查顯示，上海全市16-35周歲常住從業青年人口性別比為127.2，其中戶籍常住從業青年人口的性別分布基本保持均衡、性別比為102.6，而外來常住從業青年人口性別分布以男性為主、性別比高達140.1。

但是，在上海外來常住從業青年人口中占少數的女性群體中，高學歷層次占比均高于男性。根據“七普”短表數據，婚育適齡的20-35周歲常住青年人口中碩士及以上高學歷者，總體性別比為86.5，其中戶籍青年性別比為89.2、外地來滬青年性別比為83.3。

由此可見，上海從業青年群體尤其是外地來滬從業青年群體在總體數量上的性別比，以及婚育適齡青年學歷結構的性別比差異問題比較突出，其在婚育領域帶來的影響值得進一步深度分析和回應。

（二）已婚青年比例下降，晚婚現象普遍，離婚比例較高。

“七普”抽樣調查顯示，在20-35周歲青年中，未婚青年32.3萬人，占比48.2%；已婚青年33.7萬人，占比50.4%。相較于“六普”數據，未婚青年占比提高了整整５個百分點，已婚青年占比下降了5.7個百分點，其中女性已婚占比54.1%。已婚常住青年中，30-35歲占比69.7%，晚婚現象顯著。在青年離婚率方面，以楊浦區為例，在2020年上半年離婚群體中，80后占比53%。上海青年的家庭結構穩定性程度不高，背后原因需持續關注。

（三）總和生育率處于連續低位，青年晚育趨勢明顯。

根據“七普”數據，202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已降至1.3。2020年上海戶籍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僅為0.73，根據上海市衛健委公布的數據，2022年上海戶籍人口的總和生育率持續走低，下降到0.7，不僅低于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也低于全國水平，已進入國際公認的1.5以下的“極低生育率”區間。2020年，上海女性平均初育年齡為30.73周歲，比2019年上升了0.44歲；與“十一五”期末（2010年，28.25周歲）、“十二五”期末（2015年，28.50周歲）、十三五中期（2017年，29.81周歲）相比女性初育年齡明顯推遲。

“七普”的抽樣調查數據顯示，31-35歲育齡婦女生育子女總數為17.9萬人，占2020年上海20-35歲育齡婦女生育子女的64.83%，25-30歲年齡段生育子女數占30.07%，而20-25歲之間生育子女數僅有5.10%。青年育齡婦女晚育現象明顯，30-35歲育齡女性是上海青年群體的生育主力軍。

（四）育齡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低，青年女性生育潛力仍有釋放空間。

根據“七普”抽樣數據，20-35周歲的婚育適齡女性31.4萬人中，已婚女性共17.0萬人，占比54.1%；已育女性13.9萬人、占適齡女性的44.3%，其中生育一孩女性數為9.6萬人、占比30.6%；生育二孩及以上的女性數為4.3萬人，所占比例僅為13.7%。

在普婚普育的主流社會制度下，如果把婚育適齡女性看作一個總體，已婚青年女性占比僅為54.1%，這一環節流失了45.9%的生育可能；在已婚基礎上已育女性又減少了部分的比例，在育有一孩的基礎上，生育二孩的女性比例繼續減少。從整體來看，適齡青年女性的婚育狀況呈現出一個漏斗形數據。

這意味著生育二孩及以上的轉化率大幅度降低，上海育齡女性的生育潛能仍存在可以釋放的巨大空間。

二孩、三孩政策為何沒有釋放青年群體的生育潛力？

如上所述，上海青年群體婚育趨勢存在晚婚晚育現象突出、青年婚育觀愈發多元化等方面特點。此外，盡管上海自2016年1月1日起全面放開兩孩政策，2021年5月31日起實施三孩政策，逐漸放寬子女生育的約束，然而這并沒有讓青年群體釋放巨大的生育潛力。深入思考青年群體婚育推遲等現象的主客觀原因與潛在影響，對于今后保持適度生育水平和促進上海人口長期均衡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

經濟層面：生存、戀愛、婚姻、生育、養老等成本的增加。

根據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與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于2021年8月聯合開展的《上海市青年民生民意調查》數據，已婚有孩青年群體近三個月最大開銷占比排在前三位的分別是養育子女（83.0%）、基本日常開銷（水電行吃）（56.0%）和贍養父母（35.7%），養育子女已經成為青年有孩家庭的最大支出。在美國和加拿大Mercer資產管理公司公布的“2022年全球生活成本”排行榜中，上海排名全球第12名。

在上海，戀愛交往需要付出較高的機會成本和經濟成本，結婚需要的房、車、婚禮支出等是一筆不菲的支出。種種原因導致適齡青年或是“不婚”或是推遲結婚。

此外，子女的生育、養育、教育成本的壓力，以及養老成本的增加讓青年不能生、不敢生、不想生，更不敢多生。

社會層面：時代變遷及青年生活方式的變化。

改革開放后，上海經濟的迅速發展給人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帶來巨大影響和沖擊。青年婚育觀念越發開放，呈現出多種多樣的需求和婚育行為，晚婚、晚育、離婚、丁克等婚育現象等在非熟人社會的大都市環境中因道德約束減弱而變得更加普遍。作為信息時代原住民的青年群體，絕大多數在進入成年之前就已經成為網民。網絡深刻影響了青年群體的社會化進程，也極大地沖擊著傳統社會化模式下形成的婚育觀念。

中山大學藍宇東等人《線上社會化與“Z世代”青年婚育觀念的轉變》一文基于“青年互聯網生活調查”數據，發現網絡參與對青年的婚育意愿呈負向影響，且對女性的影響更加顯著，短視頻圈、網游迷、追星族的婚育意愿依次下降，表現出網絡參與度越高生育意愿越低的趨勢。

教育層面：受教育年限延長與子女教育預期提升。

遼寧大學周曉蒙等人《高等教育對女性生育水平的影響機制研究》一文基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數據，發現個體生育數量隨學歷水平的提高而快速下降，高中及以下、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群體的平均生育數量分別為1.27個、0.79個、0.68個和0.59個。

在教育內卷日益嚴重的背景下，青年人接受教育的時間逐漸延長，導致青年結婚、生育的年齡也不斷延遲。對于已婚青年家庭來說，對子女教育預期的提升加劇了“精致化培養”偏好，財富擠出效應和精力占用效應的雙重作用抑制了實際的生育行為。

此外，通過受教育和就業，不少女性獲得不菲的收入和較高的社會地位，選擇婚育意味著職業生涯中斷或發展受限，青年女性在承擔相關成本和壓力的同時并沒有得到足夠支持，直接影響了她們的結婚和生育意愿。

代際關系：代際間的觀念差異影響青年婚育。

上海具有中外交融、現代與傳統共存的特點，秉承傳統觀念的父母與作為互聯網時代原住民的青年群體之間存在較大的思想觀念沖突。

在婚育觀念方面，結婚與生育不再是青年的必選項，婚前同居[MOU1] 、試婚、晚婚、晚育、丁克、同性戀等多種樣態日益常見，離父母輩普婚普育的期待逐漸背離。

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和上海市社科院聯合開展的“青年民生民意調查”發現，超過半數的青年人有著被催婚／逼婚的經歷，面對父母輩的逼婚，不堪忍受壓力的青年群體放棄自己的想法，按照父母意愿選擇草率結婚，而這非常容易引發婚后生活的矛盾，更甚者激發離婚率的上升。而另一方面，如若青年堅持自己的選擇，與父母難免產生矛盾，從而影響婚育的進程。

破解青年婚育困局，觀念、政策、服務需齊發力

婚育是事關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大事。構建良好的婚育友好生態，提升婚育服務水平，對于構建美好家庭，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構建新型婚育文化，倡導積極婚育觀念。青年時期是婚育觀形成的重要時期，青年的婚育觀念和婚育行為受到家庭、市場、社會和國家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因此，要大力倡導尊重生育的社會氛圍，提倡適齡婚育、優生優育；加強婚戀教育，從小開始培養青少年對情感生活的尊重意識、誠信意識和責任意識；強化社會責任，鼓勵青年形成“熱戀”“敢婚”“多育”的積極婚育觀念。

第二，動態追蹤青年需求，完善政策頂層設計。按照青年成長歷程開展動態追蹤，持續調研分析青年婚育意愿、婚育行為、社會影響因素和婚育政策需要。進一步區分不同青年群體，針對單身、已婚、已婚未育、一孩、二孩，以及離異、喪偶等不同類型青年，全面掌握其多層次多維度的政策需求，完善分階段、分層次的青年婚育支持政策，讓青年感受到“關愛就在身邊、關懷就在眼前”。

第三，豐富青年婚育服務，降低婚育成本。對于適婚青年，鼓勵共青團等群團組織創新活動形式，開展更多更新穎的相親交友與情感咨詢活動，降低青年戀愛的時間成本；對于已婚青年，相關部門要加強托育服務機構建設，推進普惠性托育點的全域覆蓋，擴大寒暑假、放學后的托班服務供給，繼續降低家庭的生育養育成本；進一步提升對女性的婚育支持與權益保護，為因生育中斷工作的女性提供再就業培訓和就業指導服務等。

（作者夏媛、薛琪薪系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