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54年，一位73歲的老人來到了生命的最后時刻。他的一生充滿了變動與不安，卻依舊保有少年時的初心。69歲時，他在《長樂老自敘》中認為自己“在孝于家，在忠于國”。但是他沒想到的是，自己最終成了毫無氣節和寡廉鮮恥的代名詞。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的？且看馮道的一生。

一、幼年成才，至純至孝

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馮道出生于瀛州景城（今河北滄州西北）的一個耕讀世家。此時，大唐早已沒了貞觀、開元的盛世景象，各地節度使割據稱霸，而在朝廷內部，宦官、軍閥、世家、寒門、漢人、胡人、外戚、宗室，各派勢力黨爭不斷，大唐基業搖搖欲墜。屋漏偏逢連夜雨，黃巢發動了起義，一度占據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唐王朝氣數將盡。

馮道正是在這樣的亂世中長大。

馮道雖然家境并不富足，但他卻安貧樂道，發奮讀書，為人至孝。正因此，他在當地頗有才名，并被幽州節度使劉守光征辟為掾屬，從此走上官場。同光元年（923年），劉守光準備發兵攻打定州，在開戰前咨詢手下幕僚。馮道不顧上級顏面，直言進諫，勸阻劉守光不要輕易發兵。劉守光自然大怒，將馮道投進獄中。馮道險些在大牢中死去。結果正如馮道所料，劉守光大敗而逃，馮道也借機投奔駐扎在太原的晉王李存勖。

李存勖早就聽聞馮道的才學，遂委之以重任。馮道也不負所托，屢獻良計，因功績升遷為中書舍人、戶部侍郎。然而此時，馮道的父親突然離世，恪守孝道的他毅然放棄官職，回鄉守孝。在家幾年，馮道將自己本就不多的俸祿盡數拿來救濟貧苦百姓，民望日隆，連北方的契丹人都對他有所耳聞。

二、十朝元老，政壇長青

馮道孝期結束后，回到后唐朝廷。此時李存勖已經死于兵變，其心腹大將李嗣源登上皇位，是為后唐明宗。李嗣源早就聽聞馮道在民間的賢名，更清楚他在李存勖手下所立的功績，因此不僅沒有因為他是前朝舊臣而加以防備，反而禮遇有加，官封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馮道也并沒有因為主君更換而一蹶不振，親自抄寫了《貞觀政要》交給李嗣源，希望他能效仿太宗李世民，重建太平盛世。李嗣源也愈加敬重馮道，次年就拜他為當朝宰輔。

馮道在任期間窮盡心血，不僅實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百姓的舉措，還提拔了一系列有才有識的寒門子弟，對那些飛揚跋扈、無才無德的貴胄子弟加以貶黜，一時之間，后唐朝政為之一新。由于政局混亂不堪，民心思變，馮道自覺應該重申圣賢的道義，因此雕印了儒家的《九經》，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官方印刷的儒家套書，為儒學典籍的留存和傳播立下了汗馬功勞。不僅如此，馮道身居高位，卻依舊過著簡樸的生活，令天下人愈加敬重，連李嗣源都評價道：“馮道性純儉，頃在德勝寨居一茅庵，與從人同器食，臥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也。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樵采，與農夫雜處，略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

然而，亂世終究難以安定，靠兵變上位的李嗣源也因部下謀反，郁郁而終。李嗣源的三子李從厚以兵權繼位，李嗣源的養子李從珂則乘亂反叛，攻破洛陽城。馮道為避免后唐朝政混亂，保證皇位的順利交接，率領文武百官迎李從珂入城稱帝。李從珂雖然一開始將馮道外放，但最終還是將他接回朝內，拜為司空。

而后，后唐逐漸衰弱，石敬瑭勾結契丹率兵攻破洛陽，滅亡后唐，建立后晉，依舊重用馮道。不僅如此，他深知馮道在契丹人中素有賢名，遂派他出使契丹。馮道不辱使命，安撫了契丹人蠢蠢欲動的野心，讓契丹國君耶律德光對他大加賞識。回朝后，馮道執掌中書省，位極人臣。石敬瑭病故后，馮道又力排眾議，立石敬瑭的侄子石重貴為帝。石重貴卻因忌憚馮道，而將他外放同州擔任節度使。

中原由于連年戰亂，衰弱不堪，遼朝乘機大舉南下，滅亡了后晉。耶律德光本想帶馮道北上契丹，卻中途病逝，馮道便滯留在鎮州。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稱帝，建立后漢，馮道又進入后漢朝廷任太師。后漢歷二帝而亡，郭威篡權建立后周，繼續重用馮道。最終，在郭威的養子柴榮統治期間馮道離世，終于結束了他歷經四朝十帝而不倒的傳奇一生。

三、身后評論，由褒入貶

馮道離世后，其生前功績已經不可改變，但是他的身后評價卻出現了180度大轉彎。他從世人稱頌的賢臣，變成了人人詬病的無恥之徒。這種評價的變化，是因為什么呢？

這與宋代文人心態有莫大關系。

宋朝立國之初，剛剛經歷了五代十國的混亂局面，人心不穩。十國之中，國祚短暫的甚至只存在了四年，而長久的也不過十六七年，士人根本不可能長久侍奉某一朝廷。而當時，武人篡權此起彼伏，君臣之間相互猜忌。在這樣的情況下，馮道這種無奈的圓滑是能被理解的。不僅如此，馮道在左右逢源的基礎上，恩澤百姓，施行教化，更加難得。因此，五代十國乃至宋初的文人，不僅沒有責難馮道頻繁更換主君，還對他大加贊賞。歐陽修就曾說：“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

但是，到了北宋政局穩定之后，文人地位大加提升，皇帝也力圖申張自己的權威，馮道這種不對某一君主“從一而終”的官員，自然被人詬病。薛居正在修《舊五代史》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指責馮道：“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為忠乎！ 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于再三者哉！”歐陽修更是在《新五代史》中直接說：“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可見，此時馮道已經成為毫無羞恥的反面典型。不過，大家依舊沒有否認馮道個人的功績和品德。

但是到了南宋，儒學被拔高到“天理”的程度，馮道這種行為則直接被指責為國家危亡的根本原因：“馮道相莊宗，又相明帝……方且著書，自陳更事四姓與契丹所得階勛官爵以為榮，嗚呼！ 有臣如此，唐與晉漢安得不亡乎？”可見，后世對馮道的評價愈加惡劣，并非他本身行為有何變化，而是后世儒生思想和心態在兩宋之際發生了巨大的轉型。

文史君說

馮道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在中國歷史上少有能像他這樣歷仕四朝十帝而不倒的人物。但是，正因為如此，馮道的品德卻被北宋之后的文人所詬病。然而，五代十國諸侯相爭，根本沒有給文人終其一生得仕一朝的機會，文官如果想有所作為，只能頻繁更換主君。當然，馮道本人一向主張“忠于國”和“視君為傭主”，這也讓他能夠迅速適應新的朝政。特定的歷史條件造就了馮道變化多端的一生，但馮道沒有因此而貪污斂財，相反，他在如此嚴苛的條件下，能在每位皇帝手下都盡全力護佑百姓、推行教化，這遠非那些隱遁山林，不務實事的清高文人可比。

參考文獻

薛居正：《舊五代史·周書列傳六》，中華書局，1976年。

歐陽修：《新五代史·雜傳第四十二》，中華書局，2974年。

陳凱：《五代時期馮道的視君猶傭觀》，《湖南工程學院學報》2021年第3期。

盧冰：《馮道的評價問題與宋代君臣綱常的重建》，《理論觀察》2018年第10期。

（作者：浩然文史·史海尋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