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3月，法國地質學家路易·拉爾泰（Louis Lartet）在法國西南部多爾多涅省的克羅馬農洞穴發現了早期人類遺骸，將其命名為“克羅馬農人”。這些人類生活在大約2-3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屬于晚期智人，一直被視為現代歐洲人的祖先。而生活年代更早的尼安德特人，盡管早在1856年就被人們發現，卻一直被認為是在進化過程中被淘汰滅絕的獨立物種，甚至不被認同為“人類”。直至2010年以來，一系列基因組比對研究發現，大部分非洲以外的現代人基因中，都含有少量尼安德特人的遺傳信息。這些發現從根本上顛覆了史前史的學科分野，也對有關人類“現代性”的普遍認知提出了質疑。

今年正值克羅馬農人發現150周年，巴黎人類博物館（Musée de l'Homme）卻以“尼安德特人”為主角策劃了一個紀念展覽，從3月28至明年1月7日展出。為配合展出，參與策展的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與法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還將于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博物館內舉辦主題為“現代性與史前史：人類的普遍性和獨特性”的研討會。

10月25日法國《解放報》發表了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生態與環境研究所（INEE）項目專員，文化、空間與社會考古發掘與研究實驗室（TRACES）研究員尼古拉·泰桑迪耶（Nicolas Teyssandier）的文章《史前史中的人類普遍性和差異性》，介紹了此次研討會的核心主題，并邀請普通觀眾報名參與相關話題的現場討論。

從史前考古的學科分野之初，科學家就已經在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間劃了一條現代與非現代的界限。如今我們必須要重新思考這個“現代性”的概念。

史前史無處不在。每有驚人發現，媒體必廣為傳頌。拉斯科或肖維巖洞舉辦壁畫復原展，人們都爭相去參觀。我們從中了解人類的起源和古老的祖先，了解藝術和符號的誕生、農業和畜牧業的發明、文字書寫的開始以及國家的出現。通過這些無從追溯的上古時代，人們總結出一些人類普遍共有的屬性。

于是史前史成了共相的歷史，連篇累牘的考古學文獻正是以此來打動人心：圖爾卡納湖畔的第一批石制工具，距今三百多萬年，它們和奇偉的肖維洞穴巖畫一樣，都是人類使用工具留下的痕跡。這些痕跡具有普遍性，因為它們脫離了某個人類個體或集體的記憶，沒人能將它們據為己有。它們因此成為全人類共有的世界遺產，是界定史前人類在時間長河中位置的關鍵。

今天，有一個概念在這些遠古時代中劃下了一條界線，它就是“現代性”。這個概念的形成要歸根于人們為了捏合“人類進化”和“人類基本文化共性”這兩種理念所作的努力。19世紀下半葉，史前史學科創立伊始，“現代性”的觀念便隨之萌芽，只是當時還沒有明確的命名。接受進化思想就意味著必須確定“人類”在何時何地真正“完全形成”，將我們最直系的祖先從諸多“化石”形式中區分出來。二十世紀初，人們確立了一套考古學特征，用以在解剖學和行為學層面上區分尼安德特人和智人。出現骨制工具和具有象征意義的裝飾物品，甚至開始繪制圖形藝術，這在兩種人類之間劃清了界限。

二十世紀期間，現代性概念的內涵越來越豐富。為了更好地擁抱現代全人類，跨越了人類行為或身體上的差異。種族隔離主義或優生人種改良的意識形態，都曾在這些差異的基礎上建立，進而在西方及其他一些地區蓬勃發展起來。這一次現代性堅定地站在了普遍性這邊：不是用來區分不同民族，尊己而卑人，而是將他們合為一體，聚集在人道主義的旗幟下。這樣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精神能力和象征性思維能力在智人的判定中占據了中心位置，盡管這對于史前史學家來說無疑是最難以辨識的特征。

要將現代性定義為一種能將所有當代人類聯系在一起的共同能力，就需要回到過去定義它何以如是。而這樣做，現代性就會被理解成一個在意識形態上意義沉重的概念，并時常在科學家試圖對我們的當代社會做出回應時被引用。在訪問南非約翰內斯堡的“起源中心”（Origins Center）博物館期間，我很驚訝地看到了這一概念政治用途的標志性范例。這座博物館是南非前總統姆貝基（Thabo Mbeki）在2006年創立的，致力于挖掘并弘揚非洲南部土著民族桑人（或稱布希曼人）的歷史。

考古學研究通過追溯第一顆穿孔貝殼、染色石塊和鐫刻有幾何線條的骨制長矛誕生的年代，確定了桑人的起源距今超過7.5萬年，而同樣的特征一直要到很久以后，“大約在4.5萬年前才伴隨著智人的遷徙進入歐洲”。據此，人類的現代性就有可能其實源自非洲南海岸，而布希曼人則成了其最直接的繼承人。這樣一來，考古學等于是為這些曾在1948年和1991年間遭受種族隔離的土著部族及其后代正名了。這真是一場振興土著民族及其命運的科學實證！

同樣毋庸置疑的是，普遍性與差異性是圍繞現代性概念的基本問題，借由1990年代在人類學博物館舉辦過的一個展覽宣傳語中所說的，同為父母，各有不同（Tous parents, tous différents）：我們都屬于同一物種，共享從同樣的祖先那里遺傳下來的基因，但我們每個人的遺傳標記對于自己來說都是獨一無二的。也就是說在承認人性普遍性的同時要接受差異性，接受它能夠互相融合，創造出多種多樣的膚色、社會經濟結構以及命運。

因此，這一概念在史前史和人類進化思想中的作用非同小可。在科學層面上，它能用于辨別不同形式的社會經濟結構，遺憾的是它頗有局限，很容易陷入現代與非現代二元對立的僵化辯證法。更何況如今我們已經知道，這種所謂現代性并非智人的特權。尼安德特人，甚至其他類人物種，也發展出了“現代”形為，他們同樣會埋葬死者，使用染料，制定狩獵計劃，給貝殼穿孔制作裝飾品。

這次由（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和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組織的“現代性與史前史”研討會，旨在反思現代性這一概念的來龍去脈，使科學界能夠更好地面對并承擔起在社會中不可或缺的政治角色。我們的目標是要全面地了解現代性概念如何廣泛影響到史前史學科的研究方法乃至考古發現的歷史重建。通過史前史與其他人文學科（人類學、哲學）及生物科學（遺傳學）的觀點碰撞，力圖通過了解久遠過去的人類社會，去更好地理解今天該如何和諧地表達人類的普遍性與個體的差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