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0.14-1975.12.4）

1964年10月28日，漢娜·阿倫特與Gunter Gaus的談話在西德電視臺播出，當時Gunter Gaus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記者，后來他成了維里·勃蘭特(Willy Brandt)政府的高官。這次訪談被授予Adolf Grimme獎(Adolf Grimme Prize)，并于翌年以“Was bleit？Es bleit die Muttersprache”為題發(fā)表在Gunter Gaus的《人物》上（幕尼黑，1965年)。英譯者為Joan Stambaugh。

作為一個猶太孩子的童年

高斯：阿倫特小姐，你1906年出生于漢諾威，是一個工程師的女兒，之后在哥尼斯堡長大。你還記得在戰(zhàn)前的德國，對于一個來自猶太家庭的孩子是個什么樣的情況嗎？

阿倫特：我無法代替所有人來真實地回答這個問題，就我個人的回憶而言，我家人并沒有跟我說我是猶太人。我的母親是完全非宗教的。

高斯：你父親很早就去世了。

阿倫特：我父親去世得早。所有這一切聽起來非常奇怪。我的祖父是自由猶太人團體的主席，同時還是哥尼斯堡的文官。我來自一個古老的哥尼斯堡家族。然而，在我還是一個很小的孩童時，“猶太”這個詞從未出現(xiàn)過。我第一次遇見這個詞是通過反猶言論——它們不值得重提——就是大街上孩子的反猶言論。可以說，從那以后我被“啟蒙”了。

高斯：那對你也是一個震驚嗎？

阿倫特：不是。

高斯：你有沒有這樣的一種感覺，現(xiàn)在我是一個特殊的事物了？

阿倫特：那是一個不同的問題。它對我根本就不是一個震驚。我自己想：那是怎么回事。我有沒有感到我是一個特殊的事物？有！但是我今天不再能夠向你說清楚這一點。

高斯：那你在什么方面感到異樣？

阿倫特：客觀地講，我只有這樣一種想法，這與作為一個猶太人有關(guān)。比如，作為一個孩子——一個稍微大一點的孩子——我知道我長得像猶太人。我看起來與別的孩子不同。我完全意識到這一點，但不是讓我覺得自卑、低人一等，而只是覺得這是怎么回事。可以說，當時我還覺得，我母親，我的家庭跟平常的家庭也有點不一樣。關(guān)于這一點的異樣就只那么多，即使與其他猶太孩子的家庭相比也是這樣，或者與我們有來往的孩子相比也是這樣，對于一個孩子來說，領(lǐng)會到這些異樣是什么太難了，甚至不可能。

人的境況

作者: [美] 漢娜·阿倫特 著 王寅麗 譯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21-06

從哲學(xué)到神學(xué)，學(xué)習(xí)是理解的需要

高斯：你分別在馬堡、海得堡和弗萊堡跟隨海德格爾、布爾特曼和雅斯貝爾斯學(xué)習(xí)過，主修了哲學(xué)，另外還輔修了神學(xué)和希臘語。你為何會選擇這些科目呢？

阿倫特：你知道，我經(jīng)常思考那些問題。我只能說我一直知道自己會學(xué)習(xí)哲學(xué)，自從我14歲以來。

高斯：為什么？

阿倫特：我讀了康德。你可能再問，你為什么讀康德？對于我來說，這個問題可以表現(xiàn)為這樣的方式：可以說，要么我學(xué)習(xí)哲學(xué)，要么就麻痹自己，但不是因為我不愛生活！不是！如我前面說的那樣——我有去理解的需要……這種理解的需要很早就存在在那里。你知道的，就像所有的書都在家里的書房，你只要從書架上拿取就可以了。

高斯：除了康德，你還記得什么特殊的閱讀經(jīng)驗嗎？

阿倫特：當然。首先，我想是雅斯貝爾斯的《世界觀的心理學(xué)》（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 它出版于1920年。那時我14歲。之后我讀了克爾凱郭爾，并把它們結(jié)合在一起。

高斯：就是在那里，神學(xué)進來了嗎？

阿倫特：是的。對我來說他們彼此相屬，他們以這樣一種方式結(jié)合在一起。如果一個人是猶太人，怎樣處理這個問題，只是在這上面上我有一些疑慮……一個人如何前行。你知道的，我沒有任何主意。之后，我的這些難題就自行消解了。希臘語是另外一個問題。我一直喜歡希臘的詩歌，而且詩歌在我的生活中占有一個很大的位置。因此我另外選了希臘語。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為我可以用任何方式來閱讀它。

共和的危機

作者: [美] 漢娜·阿倫特 著 鄭辟瑞 譯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3-04

知識分子只是在給一切事物編造觀念

高斯：在你1933年離開德國之后，你到了巴黎，在那里，你為一個給巴勒斯坦的青年人提供幫助的組織工作。你能跟我講講這方面的事情嗎？

阿倫特：這個組織把13歲到17歲之間的猶太青年從德國帶到巴勒斯坦，并把他們安置在合作農(nóng)場。從這一點來看，我確實認為這些安排是非常好的。

高斯：在一個非常早的時期。

阿倫特：一個很早的時期，那時我很敬重他們。這些孩子接受職業(yè)培訓(xùn)和再教育。有時我也會偷偷把一些波蘭孩子帶進來。這是正常的社會工作，教育工作。在這個國家有為準備帶往巴勒斯坦的孩子安置的帳篷，他們也在那里上課，學(xué)習(xí)耕種，當然首先必須增加體重。我們必須從頭到腳給他們換洗衣服。我們必須為他們做飯。最重要的是必須為他們弄到證件，我們還必須應(yīng)付他們的父母——而最最當務(wù)之急的，就是我們必須為他們弄到錢。那大部分也是我的工作。我跟一些法國婦女在一起工作。那差不多就是我們所做的事情。你想不想聽聽我是如何承擔這份工作的？

高斯：請講。

阿倫特：你知道的，我來自于一種純粹的學(xué)院背景。從這一點來看，1933年給了我持久的影響。首先是一個積極的影響，然后是一個消極的影響。也許我應(yīng)該說首先是一個消極的影響，然后是一個積極的影響。今天，人們經(jīng)常認為德國猶太人在1933年受到打擊是因為希特勒攫取了權(quán)力。就我以及我的同代人而言，這是一個，一個奇怪的誤解。自然，希特勒的興起是非常糟的事情。但它是政治的，它不是個人的。我們在希特勒攫取權(quán)力之前，就知道納粹黨是我們的敵人！對于那些不是沒有判斷力的人來說，至少在四個年頭之前，這一點已變得完全明顯。我們也知道在他們后面還有數(shù)量更多的德國人。1933年的這些并不讓我們震驚或者讓我們感到驚訝。

高斯：你的意思，是1933年的打擊來自于這樣一個事實，事件從普遍政治的轉(zhuǎn)向了針對個人？

阿倫特：不止是那樣，或者更有甚之。首先，當一個人離開的時候，普遍的政治問題就成了個人的命運。第二……朋友們的“一體化”或者站隊。問題是，個人的問題是，不是我們的敵人做了什么，而是我們的朋友做了什么。在一體化（Gleichschaltung）的浪潮中，他們是相當自愿的——無論如何，是還沒有在恐怖的壓力下——就好像在他們身邊形成了一塊空地。我生活在一個知識分子的環(huán)境里，但是我也了解其他人。可以說，在知識分子中的一體化（Gleichschaltung）是幾乎是一致的，而別的人不是。我從未忘記這一點。我離開德國時心里就一個想法——當然有些夸張：決不回來！我不會再涉及到任何種類的知識分子的事務(wù)中去了。我不想跟那個領(lǐng)域再有任何關(guān)系。我也不再相信在他們自己的環(huán)境變得不同時，猶太人和德國猶太知識分子的行動有任何不同。那不是我的看法。我認為它肯定與這個領(lǐng)域有關(guān)，與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有關(guān)。我是用過去的語氣說的，如今我了解得更多了……

高斯：我只是想問你，你現(xiàn)在還這樣認為嗎？

阿倫特：不再有那么強烈了，但我依然認為給一切事物編造觀念是知識份子的本質(zhì)。沒有人譴責過一個“一體化”了的人，因為他必須照顧他的妻兒。最糟糕的是有些人確實相信納粹主義！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很多人有那么一段時間相信納粹主義。但那意味著他們虛構(gòu)關(guān)于希特勒的觀念，部分是因為這是非常好奇的事情！完全幻想的、好奇的、復(fù)雜的事情！這是些完全超越了平常水平的事物！我覺得非常可笑。今天，我會說他們是被自己的觀念坑害了，那就是事實。不過，在那個時候，我沒有看得那么清楚。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guān)于惡的報告

作者: [美] 漢娜·阿倫特 著 安尼 譯

出版社: 譯林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7-01

還剩下什么？只剩下語言

高斯：在芝加哥大學(xué)，你住在紐約。你的丈夫，你跟他在1940年結(jié)的婚，在美國也是一個教授，哲學(xué)教授。你再次身在其中的學(xué)術(shù)團體——在1933年的幻滅之后——是國際性的。但是我想問的是，你是否會懷念前希特勒時期的歐洲，這個歐洲已經(jīng)不再存在了。當你來到歐洲的時候，在你的印象中，還剩下什么，以及什么已經(jīng)不可避免地失去了？

阿倫特：前希特勒時期的歐洲？我告訴你，我不懷念它。還剩下什么？只剩下語言。我一直有意識地保留我的母語。我一直與法語保持一定的距離，那時我法語已經(jīng)說得很好了，就像我今天用來寫作的英語一樣，我也與它保持距離。

高斯：我剛好要問到這點，你現(xiàn)在用英語寫作嗎？

阿倫特：我是用英語寫作，但是我從未失去一種與它的距離感，在你的母語和其它語言之間存在著一種巨大的差異。對我而言可以非常簡單地表述如下：我知道通過德語我心里記下了很多德國詩歌，這些詩歌在某種程度上一直支撐著我的精神。我現(xiàn)在再也無法這樣了。我用德語能做到的事情，我不會讓自己用英語去做的。有時我也會用英語去做，那是因為我太冒失了，不過總體上我與英語保持著某種距離。德語是剩下來的最基本的東西，我一直在有意識地保存它。

高斯：即使在艱難的時期也是如此？

阿倫特：一直都是。我自己想，一個人要做些什么？不是德語變得瘋狂。而且，第二，沒有可以取代母語的東西。人們能夠忘記他們的母語。那是真的——我見過。也有人說一種新的語言比我說得好。我說話時依然有很重的鄉(xiāng)音，而且我經(jīng)常不說習(xí)慣用語。他們能夠很好地做到這些。他們能夠一個習(xí)語緊跟一個習(xí)語地用一種語言說話，因為，當一個人忘記了母語時，他也就斷絕了用自己的母語表達的能力。

高斯：這就是忘記母語會產(chǎn)生的情形：你有沒有這樣的一種想法，那是壓制的結(jié)果？

阿倫特：是的，而且是經(jīng)常壓制。在很多人那里，我看到這是震驚的結(jié)果。你知道，決定性的不是1933年，至少對我來說不是，決定性的是我們知道奧斯威辛的那天。

極權(quán)主義的起源

作者: [美] 漢娜·阿倫特 著 林驤華 譯

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出版時間: 2014-10

高斯：那是什么時候？

阿倫特：那是在1943年。最初我們還不相信——盡管我丈夫和我一直都認為那幫人可能干出任何事情。但是我們不相信這個，因為這在軍事上沒有必要，也不值得。我丈夫以前是一個軍事歷史學(xué)家，他懂得一些這方面的問題。他說不要被騙了，不要在表面上看這些傳聞。他們不可能那么恐怖！然而在半年之后我們確實相信了，因為我們有證據(jù)，那才是真正的震驚。之前我們說：嗯，人是有敵人。那是完全自然的事情。為什么一個人就不應(yīng)該有敵人呢？但是這一次完全不同，就好像打開了一個深淵。因為我們有這樣的觀念，補償能夠以某種方式適宜于一切別的事情，就像補償能夠適宜于政治中的一切關(guān)鍵的事情，但是不適宜于這個。這不應(yīng)該發(fā)生。我不只是說有那么多的受害者。我說得是方式，尸體的生產(chǎn)等等——我不需要去探究它，這不應(yīng)該發(fā)生，在那里發(fā)生的一些事情我們自己都無法讓自己接受。我們之中沒有誰能。關(guān)于發(fā)生的別的事情，我必須說有時候非常困難：我們很窮，我們被追趕，我們必須逃，我們必須通過某種不正當?shù)氖侄危瑹o論什么手段，那就是這個樣子。但是我們年輕，我甚至覺得有點開心——我不能否認這一點，但不是這個。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我個人可以接受別的一切。

只有把自己的生命和人格投入到“公共領(lǐng)域的冒險”中，才能獲得人性。

高斯：阿倫特小姐，你與你以前的老師，卡爾·雅斯貝爾斯，一直有密切的聯(lián)系，一直在進行著對話。你覺得雅斯貝爾斯教授對你的最大影響是什么？

阿倫特：唔，只要雅斯貝爾斯自愿談及的東西，都會變得很清楚。他有一種我在別人那里從未找到的言談的坦誠、信任和絕對性。這一點甚至在我年輕的時候就給了我深刻的印象。此外，他有一種與理性連在一起的自由概念，這個概念當我剛來到海德堡的時候是完全陌生的。盡管我讀了康德，但是我對它一無所知。可以說，我看到了這種理性在運轉(zhuǎn)。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我是在沒有父親的情形中成長的——我是通過理性受教育。我不想讓他對我負責，務(wù)必這樣，但是如果說有某個人成功地給了我這樣的感覺，那就是他。當然，如今這種對話是不同的。那確實是我最強烈的戰(zhàn)后體驗。有這樣的對話！一個人可以這樣說！

高斯：請允許我問最后一個問題。在給雅斯貝爾斯的獻辭中，你說：“人性從來就不能在孤獨中獲得，也從來沒有通過把自己的作品給與大眾而獲得。它只能通過把自己的生命和人格投入到“公共領(lǐng)域的冒險”中才能獲得。”這種“公共領(lǐng)域的冒險”——它出自雅斯貝爾斯——對于漢娜·阿倫特意味著什么？

阿倫特：公共領(lǐng)域的冒險在我看來非常清楚。作為一個人，在公共場合中表達其自身。盡管我認為，一個人不一定要有意識地以一個公共自我出現(xiàn)和行動，但是我依然知道在每個行動中，正是以人的行動來表達自己。言說也是行動的一種形式。那是一個冒險。另外一個是：我們開始某事。我們把自己的線織入關(guān)系的網(wǎng)絡(luò)之中。我們不知道會引起什么。我們一直都知道：上帝會原諒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做的是什么。那就是所有行動的真實，十分簡單和具體的真實。因為一個人無法知道，那就是冒險的意思。我現(xiàn)在會說，當在人們之間存在著信任的時候，這種冒險才是可能的。除此之外，不可能形成。

論革命

作者: [美] 漢娜·阿倫特 著 陳周旺 譯

出版社: 譯林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9-04

（原題為《關(guān)于阿倫特：知識分子只是在給一切事物編造觀念》，轉(zhuǎn)載自微信公眾號：文景）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猶太裔美國政治理論家，20世紀思想家、政治理論家之一。1906年出生于德國漢諾威一個猶太人家庭，早年她在馬堡和弗萊堡大學(xué)攻讀哲學(xué)、神學(xué)和古希臘語，后轉(zhuǎn)至海德堡大學(xué)雅斯貝爾斯的門下，獲哲學(xué)博士學(xué)位。1933年先是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國，1951年成為美國公民。她認為極權(quán)主義起源于19世紀的排猶主義和帝國主義。流亡之前，阿倫特以一個猶太人的身份協(xié)助猶太組織工作，為此曾被納粹政府關(guān)押過。去美國之后，她為流亡者雜志《建設(shè)》撰寫評論等；做過肯舍出版社的編輯；1952年擔任過"猶太文化重建委員會"的負責人。自1954年開始，阿倫特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xué)、普林斯頓大學(xué)、哥倫比亞大學(xué)、社會研究新學(xué)院、紐約布魯克林學(xué)院開辦講座；后擔任過芝加哥大學(xué)教授、社會研究新學(xué)院教授。隨著《人的境況》《在過去與未來之間》《論革命》等著作的出版，使她成為二十世紀政治思想史上的矚目人物。1975年12月阿倫特因心臟病突發(fā)去世。

原標題：《漢娜·阿倫特：具有決定性的不是1933年，而是我們知道奧斯威辛的那天 | 純粹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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