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伐利亞酒神

俄羅斯遠東的鐵道之旅仍在繼續，但在那之前，我們需要來一段公路旅行。在波格拉尼奇內，我們擠上了一輛豐田小巴士。司機是一個著天藍色polo衫戴著棒球帽的胖子，乍看特別像美國電影里那種煙酒不離手的落魄中年人。他把車開得像動作片里的追逐戰，過彎時還不忘接電話。車上全是中國人，彼此間的身份差別巨大，卻只能束手無策地肩并肩靠在一起，因而也摩擦出不少超乎尋常的夸張對白。

這其中，一個操臺灣腔的廣東男生，和一個精通俄語的黑龍江中年男人，像唱雙簧那般，開啟了令人忍俊不禁的一問一答模式。廣東男生似乎對地平線上的一切都充滿了好奇，連田野上的麥垛都不放過。這可給了這位據說在綏芬河火車站當過翻譯的大叔機會，無需一句“開始你的表演”，他便滔滔不絕地以過來人身份傳授各種人生經驗。

我慶幸自己坐在最前排，除了可以對著一望無際的邊疆放空，還能瞄兩眼胖司機粗壯胳膊上豎起的黃色汗毛，順便追憶一下兩年前的熟悉味道。沒錯，這又是一臺二手的日本右舵車，它漂洋過海，來到俄羅斯遠東，并毫無違和地沿著公路右側一路狂奔。吊詭的是，我卻坐在一個本該手握方向盤的位置。這一“司機視線”很快引來了身后乘客的嫉妒，他們紛紛把手機相機傳遞給我，然后在黑龍江大叔一句句“這有啥好拍的”的吐槽聲中，按下快門。

抵達烏蘇里斯克時，正值下午四點。這座城市用慷慨的光線，賜予了我們一個慵懶的中轉時刻。“烏蘇里斯克當年有一伙劫匪，專門在車站搶劫中國人，后來被俄羅斯警察一鍋端了。”我們最后一次聽中年人叨叨完畢，從此相忘于江湖。老莫非要去汽車站買一杯毫無口感的黑咖啡，為此不惜放棄了中亞人的沙烏爾馬（一種卷餅食物）。但五個中國背包客涌向車站的架勢，還是有些樹大招風。于是“海參崴”“海參崴”的叫聲不絕于耳，這些俄國黑車司機為迎合中國人，不惜拋棄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然而他們的舉止卻還是很“俄羅斯”：沒有人會湊上來與你跳貼面舞，仍舊冷峻地躲到遠遠一旁，耷拉著撲克臉，眼神中也毫無熱切可言。

去納霍德卡的大巴

我們爬上了一輛去納霍德卡的大巴。車上的乘客未超過半數，這讓我們得以享受寬敞的二人座，和窗外的陽光一起，漸漸消逝在密林深處。這趟單程需要775盧布的大巴，會一直往黑夜開，往大陸的盡頭開，往大海的懷抱里開。

黃昏時分，大巴經過了一座叫做阿爾喬姆的小城。這里距離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機場，僅有一步之遙。街上四處是下班回家的市民，他們在列寧雕像和T-34坦克的底座下穿行，對這輛開往納霍德卡的大巴置若罔聞。待到霞光從山的另一邊探出頭來，我才意識到已不知不覺睡了一覺。大巴停在了一個叫“福基諾”的地方，司機示意有10分鐘的休息時間。讓人有些哭笑不得的是，同行的老吳把廁所門口一名席地而坐的老乞丐，當成了收費15盧布的工作人員。從入境俄羅斯的那一刻起，便再也難覓免費的廁所了，而老吳卻為一泡尿付出了雙倍代價。

當地時間九點半，大巴終于抵達納霍德卡。一行人已是身心俱疲，還好星凱嫻熟地打開叫車軟件。不多時，一輛豐田普銳斯拍馬趕到。很快又有一個棘手的問題產生：五個人如何乘坐四個座的車？“跟他商量下”，星凱似乎很有把握。過程出人意料地順利，“加50盧布，五個人擠一下好了。”看著后排塞成一團的四個人，我有些暗自慶幸。作為一個胖子被丟到副駕駛座，既是一種宿命，更是一種來之不易的“福利”。

蘇聯時代的酒店

我們來到這家從booking上預定的酒店，它外觀毫不起眼，里面也是。除了有一個TripAdvisor的合作銘牌，與普普通通的小旅館沒什么分別。但在電梯間，一個黃色的小圓點卻突然間吸引了我和星凱的注意。這是操控一臺電梯的塑料機械按鍵——與今天電梯普遍設有上下兩個鍵的按鈕不同，它顯得另類的同時，充滿著神秘感。仿佛一座通往前蘇聯時代的幽深隧道，另一端連接的卻是冷戰時期的風風雨雨。

電梯內部逼仄得有些駭人，只能勉強擠進兩個背登山包的人。上升的時候，它會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音，并且劇烈地搖晃，與電影里毒品交易的場景十分相像。從它斑駁的表皮上，我們找到了它的出廠時間：1964年。這是赫魯曉夫下臺的那一年，在那個動蕩的10月，蘇聯剛剛完成了一項壯舉：他們第一次把三位宇航員送上了太空。而勃列日涅夫的屁股還沒坐穩，遙遠東方的某個戈壁灘便升起了蘑菇云——中國宣布他們成功試爆原子彈。

時至今日，冷戰時期的核陰霾，已漸漸消散。但俄羅斯仍舊令人感到恍惚，仿佛時光永遠封印在CCCP解體的那一刻。站在如船艙一般簡陋的走廊上，樸樹的《Baby,До свидания》會突如其來地在腦海中循環播放。如果事先知道俄羅斯遍布著此類風格的蘇聯酒店，他還會去布拉格拍攝這首歌的MV嗎？

海參崴第二？

聽到海浪聲之前，我們要先踩著一堆廢棄的汽車殘骸，才能走到公路邊。酒店工作人員為我們指點的這條捷徑，足夠俄式的“hardcore”。在這堆破銅爛鐵之中，我看到了一臺GAZ的履帶式裝甲車，原有的綠色涂裝早已褪色成鐵銹，像一只被拔了毛的公雞。然而這還不是最慘的，它身旁的一臺銀色轎車，渾身的肉都掉光了，活脫脫的成為一只雞架子。

納霍德卡是一座小山城。在它的腳下，海岸線彎彎曲曲，一直延伸到視線的盡頭。山頂有一座頗有氣勢的東正教堂，不時有汽車沖上陡坡，帶來一群虔誠的信徒。我們沿著半山腰的公路漫步，在紀念俄羅斯和亞美尼亞友好的石碑前，一個穿棗紅色毛衣的年輕人正在玩無人機，型號像是大疆mavic系列的一款。但這并非納霍德卡唯一的中國元素，在城市最繁華的地段有一條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的軒轅商業街，由中國哈爾濱一家企業投資興建。

然而這座城市仍舊難覓中國游客，甚至去掉“中國”二字亦然。它徒有一幅“海參崴”的外表——只有山和海，卻沒有人山人海。這當然正合我們心意，除了要不斷迎接俄國人好奇的眼神外，沒有任何不暢快的事情發生。經過那座1941-1945的衛國戰爭紀念碑時，我們發現一群俄國人正嘻嘻哈哈地拍攝婚紗照。這顯然又是一次相當硬核的行為，你簡直無法想象會有中國人在烈士陵園里結婚。但你又不能草率地給他們扣上一頂“重口味”的帽子，罪魁禍首還是應該歸結為這座港口城市——他們只能日復一日地看著起重機下的貨運火車掛鉤，根本沒時間去思考和浪漫掛鉤。

相比較俄國人，中國人完全能用“腦洞大開”來形容了。他們愣是把一幢巨大的中式建筑，丟在了城市的最繁華地帶。這便是前文提到的那家哈爾濱企業——軒轅集團。上世紀90年代，中國人獨辟蹊徑，沒有選擇遠東邊疆區的首府符拉迪沃斯托克，而在當時名不見經傳的海港小城納霍德卡開啟了一段冒險，并最終生根發芽。所以不巧的是，這幢名叫“軒轅大廈”的建筑，生就了一張最最丑陋的90年代鄉土審美外表。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風格的建筑在國內大城市已逐步被淘汰，只能在一些發展緩慢的縣城覓得蹤跡。誰也未曾料到在納霍德卡，居然又一次和它狹路相逢，你無法說清楚這到底是一種幸運還是悲哀。而那條軒轅商業街，也并沒有想象中的人丁興旺。只有幾家賣情趣用品的商鋪，在那里發出一陣陣“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微笑”。難道這座城市的年輕人控制不住荷爾蒙時，都要跑到中國人的街道上購買避孕套？

太平洋的風

俄國人喜歡塑造雕像。從真人比例的科學家和藝術家，到高大偉岸的政治家，無論城市還是鄉村，你都能找到他們存在的痕跡。在納霍德卡，有一座“悲傷的媽媽”雕像，她坐落在山坡之上，俯瞰著一望無際的日本海。我們來到她的腳下，感同身受于她的悲傷——毫無疑問，這又是一段與衛國戰爭息息相關的悲愴過往，誰都能夠心領神會。觀景臺的圍欄上，布滿了情侶們的連心鎖。如果能夠鎖住愛情的話，那么悲傷是不是也能消逝？沒人能夠說清楚，這個世界實在太善變了。唯有那太平洋的海風，它總是一幅波瀾不驚的樣子，徐徐吹拂了幾千年，沒有誰比它更見過世面。

我們必須要搭一次太平洋旁的順風車，趁它最溫柔的時候。從yandex上叫了一輛皆大歡喜的面包車，它輕而易舉地將五個人及其行李“大包大攬”了。司機是一個衣品潮流的年輕人，得知這是一群中國人后，還主動拿出手機要求合影。“我妹妹在上海工作呢”，他說。我們愉快地告別，在納霍德卡的火車站——十分幸運，又十分巧合的是，它叫做“太平洋站”。從蘇聯時代便一直延續到今天的114次列車，正安靜地停靠在一號站臺邊。它要從海潮的音浪中啟航，穿越莽莽的烏蘇里叢林，直到阿穆爾河畔的哈巴羅夫斯克。但我們終究不能陪它走到最后，在西伯利亞大鐵路的烏蘇里斯克車站，我們就得跳車了，否則可能會以“偷渡”的罪名遭到起訴。畢竟我們身上持有的，只是一張濱海邊疆區的電子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