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9日，美國羅文大學歷史系杰出教授王晴佳應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南京大學民國史研究中心的邀請，在南京大學進行了題為“海洋史、作物史的興起和當代史學的全球性”的講座。講座由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胡簫白主持，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歷史系教授李懷印進行評議。這場講座旨在從全球視野審視和解讀海洋史與作物史的研究，對當代史學的全球性進行深入探討。

王晴佳教授

王晴佳教授首先從我們日常生活中一日三餐的主食切入，指出海洋史的興起與作物史和全球史的流行形成一種互補關系。時至今日，番薯、土豆、辣椒和玉米等“新世界”作物在中國的接受程度已經很深，這些作物的引入不僅改變了中國的食物結構，也影響了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在學術史維度上，學界對美洲和外部世界交流的探討可以追溯到1973年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Alfred Crosby）的經典作品《哥倫布大交換：1492年之生物和文化的后果》。該書從生物、植物和病菌等角度描述了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所帶來的種種后果。克羅斯比的結論是，美洲農作物的傳入，促進了歐洲人口的大幅增長。而歐洲的殖民者則將多種傳染病菌帶到了美洲，使得沒有免疫能力的印第安人大量死亡。這向我們展示了全球史的一個重要特征，即不同地區的文化交流和互動對歷史進程產生著潛移默化的重要影響。

王晴佳教授繼而從西方歷史觀念變化的角度出發，詳細闡述了海洋史的興起及其意義。海洋史的研究突破了近代蘭克史學的民族國家和帝國爭霸的視角。蘭克史學的創始人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被譽為“近代科學史學之父”，受到過良好的古典學術和文字學（語義學-philology）訓練。他不滿意大利人文主義者馬基雅維利等人的歷史詮釋，提出歷史書寫可以也需要做到“如實直書”。蘭克還推廣了“討論班”（seminar）的教學形式，以批評、核定史料的方式來培養學生從事歷史研究，寫作了《羅曼和日耳曼諸民族史（1494-1514）》等多部國別史著作。

許多人都把蘭克看成是民族國家史的創始人，但王晴佳教授指出，蘭克的學術志趣并不局限于國別史，他考慮的不單是一個國家的歷史，而是“民族—國家”的興起及其互動，國家間的競爭如何影響世界歷史的近代走向等課題。后人之所以對蘭克產生固化印象，是因為蘭克的兩位弟子——西貝爾（Heinrich von Sybel）和特賴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專注從政治外交史的角度寫作國別史領域。蘭克提倡運用檔案史料，西貝爾和特賴奇克兩人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依托檔案材料展開的，需要依靠政府所建立的檔案館，因此是純粹的政治史。西貝爾的主要著作有《威廉一世和德意志帝國的建立》，這是一部以威廉一世的生平和成就為中心的政治史研究作品。特賴奇克的多卷本《19世紀德國史》和兩卷本《政治學》也是從政治角度來描述民族國家的興起，特別是德意志民族的建國過程。兩人先后擔任《歷史雜志》的主編，推廣了蘭克學派的研究模式，同時也把這樣一個模式狹窄化。自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中葉，蘭克學派曾一度在國際史學界獨領風騷。

1900年，法國學者亨利·貝爾（Henri Berr）主編了《歷史綜合雜志》，試圖突破原來蘭克學派所提倡的國別史、政治史的歷史書寫形式，其做法為后來的年鑒學派所采納和發展。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和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于1929年創辦了《社會經濟史年鑒》雜志，被視作年鑒學派的起始。《年鑒》雜志的出現反映了當時學術界、史學界出現的“社會科學化”的走向，他們反對政治史、人物史、事件史，希望用地理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社會科學方法，對歷史的演化提供一個比較綜合的、相對宏觀的解釋。年鑒學派的第二代學者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代表了該學派的高峰，可以稱得上是海洋史的先驅。

王晴佳教授指出，在海洋史作為一個新興史學流派興起之前，許多人更多注意的是布羅代爾所提出的“長時段”（longue durée）概念，即考察歷史可以有的三種時間維度——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和個人時間，人與自然環境的互動是“長時段”的，是歷史演變（抑或不變）的最終動力。在這之下是社會、經濟的變動趨勢，最次才是政治事件。但對布羅代爾對海洋的研究，學界普遍缺乏重視。其實，從布羅代爾本人的表述來看，他對自己發現和選擇以地中海為對象寫作史書，是十分欣喜的。布羅代爾寫道：“我怎么能夠不瞥見地中海呢？我怎么能夠逐一研究大批醒目的檔案資料，而對地中海千姿百態和生動活躍的生活視而不見呢？在這么多關于基本經濟活動的記錄面前，我怎么能夠不改弦更張，轉向經濟史和社會史的研究呢？”在《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一書中，布羅代爾考察了地中海如何形塑了周邊世界在一個長時段的過程當中歷史的演變，突出了海洋在歷史中的地位，從海洋角度來觀察歷史的變和不變。布羅代爾力圖以跨學科的手段破舊立新，“創建一種嶄新的史學”。在寫作《地中海》一書之后，他又出版了三卷本《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從全球的角度探討資本主義的興起。布羅代爾在該書的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結構”中，將視角轉向了世界各地文明的生活結構，包括糧食的種植、食物的加工和食用的方式，即就餐禮儀。顯然，布羅代爾這位20世紀的史學大師認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像精英人物的決策一樣，對歷史的演進有著同樣重要的意義。

《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

王晴佳教授觀察到，正如年輕的布羅代爾力圖破舊立新，寫出與前輩大有不同的史學著作一般，當代的海洋史的研究也希求有所突破，一方面發揚布羅代爾的“長時段”研究，另一方面又為超越“整體史”而作出努力。接著，王晴佳教授以哈佛大學海洋史思想史教授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的研究為例，具體說明了這一點。阿米蒂奇在2014年與他人合作的《歷史學宣言》中指出，當今的時代和史學都經受著“短期主義”的困擾。由此帶來的一個結果是，人們很難把握和解釋變動不居的生活世界，特別是在面對未來時，由于缺少對重大問題的長時段考察和反思，人們喪失了應有的洞察力和決斷力。《歷史學宣言》里提及，當前人類所面臨的最為緊迫也事關其未來生存與福祉的三大問題分別是氣候變遷、國際治理和社會不平等。由氣候變化所造成的環境、生態、污染等惡果，似乎正在將人類推向自取滅亡的絕境；不同國家、文明、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仍然是這個世界戰亂頻仍的根源；廣泛存在的不平等現象，無論是東西、南北之間，甚或一國之內，正嚴重威脅著人類的和諧共存。2017年，阿米蒂奇又同艾莉森·巴士福特（Alison Bashford）等人主編了《海洋史》，當代海洋史對布羅代爾研究模式的揚棄，在此書中表現得十分明顯。該書內容涉及了地球上幾乎所有的海洋——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南中國海、地中海、紅海、日本海/朝鮮東海、波羅的海、黑海、北冰洋和南冰洋。像其他許多海洋史著作一樣，它采取了“長時段”的方式，走出了古代、中世紀和近現代的三段論歷史分期，而它所概括的規模，則超越了布羅代爾所注重的一個海洋。同時，此書不但追溯各大洋的歷史和歷史學，關注其循環性與特殊性，而且在研究路徑上注意人類史和非人類史之間的聯系，注重世界大洋各部分之間的聯系和比較。

《歷史學宣言》

海洋史的興起挑戰了近代蘭克史學的模式，而使海洋史成為世界史的關鍵人物是夏威夷大學的杰瑞·本特利（Jerry H. Bentley）教授。直到2012年過世，本特利一直是《世界史雜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的主編，他對世界史、全球史的理念和方法做了許多有價值的思考，而海洋史的視角是其考慮的一個重要方面。早在1999年，本特利就在論文《作為歷史分析框架的海洋和海洋盆地》中提出海洋應該作為一個研究角度，意在用“海區”（maritime regions）的概念取代民族國家的視角。他開門見山地指出，近代史學的主要特征是從民族國家的視角寫作歷史，以大陸為基地來考察歷史。但人類社會的接觸和交流其實存在著地方、區域、洲際（continental）、球際（hemispheric）、海區和全球這些不同的層次。在二戰之后，不少學者開始探索新的角度，比如帝國的擴張、生物和植物的交換、人口的大規模流動、跨文化的交流、跨國之間的貿易等，讓人們看到了國別史的局限。

王晴佳教授指出，海洋史的研究與民族國家史的研究和寫作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點，就是所有的海洋都包含了幾個區域和多種文化。研究民族國家的發展和寫作國別史，通常強調同質性、單一性，即一個民族的誕生、發展和進步，而海洋史研究則必然會考慮各個區域。緊接著，王晴佳教授以大西洋史的研究為例，總結了海洋史研究的特點。

學者們對大西洋史的研究經歷了四個階段，19世紀末開始展開了奴隸貿易的研究，這是第一個時期。20世紀上半葉是第二個時期，第三個時期是二戰之后，最后是20世紀末至今。在發展的過程中，大西洋史研究受到過諸多挑戰，一是如何整合政治、經濟、種族、國家和國際等各個方面的因素，二是如何突破原來的時空維度，以及如何自主但又不自外。在研究視角上，大西洋史研究也有三種不同的視角。一種是“環”大西洋史，即從大西洋周邊地區的角度出發，探討這些地區之間的歷史聯系和互動。第二種是“跨”大西洋史，即從跨越整個大西洋的角度出發，探討不同地區之間的貿易、文化交流和移民等歷史現象。第三種是“小”大西洋史，即從較小的時空范圍出發，探討大西洋沿岸地區的特定歷史事件和文化傳承。

王晴佳教授表示，人口學、地理學、海洋學、作物學、氣候學等跨學科方法的引入挑戰了西方中心論，但又尚未徹底解決問題。西方中心論在歷史學中最重要的表現是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來考察歷史，而全球史的開展，就是為了突破這一傳統模式。海洋史作為全球史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肯定是為了突破西方中心論。但大西洋仍然是當今海洋史研究中的一個重點和熱點，說明對西方學者來說，他們依然受制于自身的學術訓練，因而還是很自然地會關注與自身關系更密切的大西洋。因此，雖然西方學者在觀念上想要有所突破，但顯然還存在著不足和局限。

The British Atlantic World, 1500-1800

對當代史學的全球轉向這一課題，王晴佳教授認為存在著兩大平行發展的趨勢——越做越小、越做越大。在1960年以來形容歷史學的各種詞匯中，有一個詞格外突出，就是碎片化（Fragmentation）。如丹尼爾·沃爾夫（Daniel Woolf）所說，近代的史家，特別是一些受到社會科學影響的年鑒學派的歷史學家，研究的是整體史，其處理的多是大規模、宏觀的題材。兩次世界大戰后，隨著學生示威、民權運動、反戰抗議和女性主義思潮的興起，人們意識到這一主宰了近代西方的思維模式實際上存在相當多的弊端，從而開始質疑西方的現代性及其普遍意義。因此在70年代，出現了一批劃時代的史學著作，如福柯的《詞與物》《瘋癲與文明》《性史》，海登·懷特的《元史學》，薩義德的《東方學》。福柯等人的理論對理解當代史學具有重要意義，提醒我們注意歷史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歷史學家的意識形態各不相同，自我認同亦愈發細碎，分化為政治、軍事、家庭、性別、婦女、經濟、社會、環境、思想或文化等。但與此同時，整合主義者試圖為整個地球重建過去。過去美國大學上的歐洲通史就叫“西方文明史”，而從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起，世界史開始流行，大學里出現了全球史入門的課程，來取代以前考察歷史的維度。最近二十年興起的“全球史”，又賦予了這些早期的努力更新的意義。不言而喻，海洋史研究就是當代史學越做越大的表現之一。

最后，王晴佳教授就作物史如何成長為一個新興的“海洋史”“全球史”領域進行了提煉，并將自己已經完成、即將于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關于番薯的研究置于此研究脈絡中。王晴佳教授認為，在現代世界的形成中，存在著五個“C”——棉花（cotton）、木薯（cassava）、玉米（corn）、巧克力（chocolate）、咖啡（coffee）、三個“P”——土豆（potato）、辣椒（pepper）、人口（population）以及三個“S”——香料（spices）、白銀（sliver）、蔗糖（sugar）。近些年來，中西方以作物為主題的物質文化史著作層出不窮。其中代表作如貝克特的《棉花帝國》、西敏司的《甜與權力》、季羨林先生晚年的名著《蔗糖史》、仲偉民的《茶葉與鴉片》、拉帕波特的《茶葉與帝國》……這些書以茶葉、棉花和糖等物質為切入點，沿著其傳播的路徑，透視世界經濟、社會與文化交流發展的歷程，向人們闡釋了這些日用之物背后承載的歷史與文化意義。作為全球史的分支，作物史在海洋史興起的前提下在相當程度上擴充了全球史的視域，彰顯了全球史的物質文化轉向，與近年來全球史的流行形成一種互補關系。從關注的內容來看，學者從研究政治、軍事和經濟轉向每個區域的原住民文化及其交流和互動，這體現了海洋史研究的態度，而以太平洋史研究最為突出。王晴佳教授指出，學界現在研究的海洋史，基本還局限于海洋區域、海區的人類活動，對海洋本身重視不夠。注重海洋本身的環境史、自然史或許是未來的走向，歷史學者需要加強同自然科學家的合作。

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歷史系的李懷印教授對王晴佳教授的講座進行了評議。他對王晴佳教授的講座給予了高度評價，指出這次講座對于我們研究全球史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自己對歷史研究的想法。李懷印教授認為，不少中國史研究者持有“中原中心視角”，習慣就中國論中國，無法跳出固有思維來看歷史的發展，導致研究缺乏比較視野。作為史學研究者，我們應當具備更加開闊的視野和思維方式，不僅要關注中國本身的歷史和文化，還要將中國置于全球的背景下進行比較和研究。

對談結束后，王晴佳教授還與在座的師生進行了互動交流，回答了大家的問題，并分享了自己在學術研究中的心得體會。王晴佳教授再次強調了跨學科方法對史學研究的重要性。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當代史學的研究已經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區或國家，而是以全球為背景，關注全球范圍內歷史事件的相互聯系和影響。當代史學研究需要具備跨學科、跨文化、跨國別的視野和方法，與其他學科進行交流和合作，以便更好地理解歷史進程和人類文明的發展。歷史學的范疇和邊界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我們必須敞開胸懷，秉持一種不斷與其他學科融匯與互動的姿態，讓歷史學繼續更新和綻放其持久的魅力。

本次講座，王晴佳教授以生動的語言和豐富的史料，為南京大學師生介紹了中外學界在全球史維度下，關于海洋世界互動的史學史演進敘事，他與李懷印教授的對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來看待和理解全球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