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辭舊迎新，讀書人、出版人、媒體人最熱衷的一件事就是回顧一年來的閱讀收獲。大家都談自己讀了什么好書（當然也有評選“十大爛書”的），今年我想換一種方式，談談自己有幸拜讀的幾篇論文。一年到頭大概總要讀個百來篇（沒有仔細統計過，感覺差不多有這個數目，甚或超過也未可知），挑幾篇印象深刻的說一說，公諸同好，不亦樂乎。

黃東蘭的內藤湖南研究

首先想起的是，2023年年中讀到的黃東蘭的《內藤湖南中國研究的“內在理解”》（內藤湖南の中國研究における「內在的理解」について）。該文收入陶德民編著（按中國慣例，其實應寫作“編”）的《內藤湖南研究的最前線》。（內藤湖南研究の最前線；關西大學出版部2023年）2021年11月6日、7日，“內藤湖南與石濱純太郎——近代東洋學的射程”學術研討會在關西大學舉行。該書主要收錄了11月7日所發表的論文。其主體分為三部，涉及內藤湖南的政治觀、學術與藝術、儒佛神道觀。內容甚為豐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內藤研究的現狀。不過，這里只擬對黃氏的大作稍作介紹。

內藤湖南

《“內在理解”》從1980年代柯保安（Paul A. Cohen）提倡的“在中國發現歷史”談起。所謂“在中國發現歷史”，旨在以中國的尺度，而不是西方的尺度，來度量中國近現代史的進程。這個主張在美國、中國、日本的中國史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中國的情況自不用說；在日本，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由佐藤慎一譯為日文，題為“知の帝國主義――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中國像”，由平凡社于1988年出版）。作者指出，早于柯氏二十多年，日本的東洋史學者增淵龍夫就在內藤湖南的中國研究中發現了與柯氏旨趣相同的“內在理解”的方法。增淵在1962、1963年發表的同名論文《日本近代史學史上的中國與日本》（日本の近代史學史における中國と日本）里比較了津田左右吉和內藤湖南的中國研究。在增淵看來，津田是以西方文化（或世界文化）為基準觀察中國，因中國“已被世界文化遺棄”，故蔑視中國文化，批判中國思想；津田的這種視角是在中國之外設定基準，缺乏“內面的理解”。對于內藤，增淵在政治立場上予以批判，在方法論上則予以肯定，認為內藤“從中國歷史的內部切入，把握住了潛移默運的歷史長流的走向”。到了晚年，增淵仍然欽佩內藤的“內在理解的方法”，許為卓見。1980年代以后，增淵對內藤的這個認識幾乎成為學界的通論。

不過，作者認為增淵關于內藤、津田的論斷存在微妙的差別，并著重指出，內藤從漫長的中國歷史出發考量辛亥革命后的現狀，增淵卻沒有談及內藤究竟采用了何種標準。為此，該文通過審視三篇文獻——《清朝改革難題》（1901年）、《中國論》（1914年）和《新 中國論》（1924年），試圖究明內藤的同時代中國史敘述的特色。

作者認為，這三篇文獻有一個共同的視角，亦即，在分析傳統中國的國家—社會關系的基礎上，觀察中國的近代化改革。內藤通過黃宗羲、顧炎武、馮桂芬、梁啟超等改革論者的著作接觸到“中國人在中國所經歷的問題”，從歷史的肌理中敏銳地指出了歷史上長期存在的種種弊病，譬如官僚腐敗、胥吏專橫、官民懸隔、鄉黨“自治”的發達、國家觀念的欠缺等，而這些頑疾是“近世”中國君主獨裁政治的結果。據此，內藤主張，無論是行政制度、社會統合的程度，還是國民的資質，中國都難以達到“文明國”的水準，因此中國的變革必須借助外國勢力。當時可以作為基準的是西洋，尤其是內藤親身經歷過的明治維新后的日本。而且，對于因清朝崩潰而造成的中國“領土問題”，內藤一面思量著日本在“滿洲”的權益，一面基于發端于歐洲的近代民族國家觀（“一民族一國家”），否定中華民國的“五族共和”的建國理念。就此而言，內藤的中國認識，跟增淵批判的津田的中國認識一樣，都是以西洋“文明國”以及在明治維新后加入“文明國”行列的日本為尺度的“外在理解”。

作者指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馮桂芬、梁啟超等人在討論中國的近代化改革時，和內藤一樣都是基于“外在的標準”。馮桂芬《校邠廬抗議》認為，在制度和器物兩個層面中國已然落后于西方。梁啟超在1912年發表的長文《中國立國大方針》、1913年為熊希齡內閣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針宣言》中，認為在“適者生存”的世界，中國必須建立“強有力的政府”，并需要在財政、產業、交通、司法、教育等方面進行改革。

作者進而指出，柯保安也好，增淵龍夫也好，他們提倡的“內在理解”，都是為了批判美國、日本的中國學界長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義。但這種方法論的批判并沒有超出學術的畛域。與之相對，馮桂芬、梁啟超等改革派是在存亡危急的關頭拯救中國，他們在無意中基于西方、日本的“外在標準”致力于近代民族國家的建設。也就是說，他們是歷史的當事人，是歷史的實踐者。同樣的，從記者時代開始就對中國問題深有興味的內藤也是歷史的當事人和實踐者。內藤和梁啟超等中國改革派的差異并不是視角的“內”或“外”，而在于從帝制政治到共和政治，在推進近代化改革的同時是否應該維持中國的多民族國家的結構，以及誰來承擔改革的重任。梁啟超等人認為，應以多民族國家為前提，追隨西洋、日本曾經走過的“富強”之路，這個目標非由中國人自身來達成不可。內藤則心懷鬼胎，希冀在中國擴大日本的權益，否定中國改革派的目標，主張中國不應成為中央集權國家，以“變形的聯邦制”國家來維持統一；而且由于中國尚不具備“文明國”的條件，改革必須仰賴外部的力量，尤其是日本人的勢力。由此可見，雖然兩者都是基于“外部視角”，但在政治主張上卻是截然對立的。

通過文獻分析和思辨，對學界長期流行的通論提出了異議，是這篇論文的貢獻所在。猶如老吏斷獄，文章精警有力，引人遐思。

吳炳守的胡適研究

年底讀了潘光哲主編的《胡適與現代中國的理想追尋》，這是2013年出版的一個會議論文集，其中有韓國學者吳炳守的一篇論文。論文的主旨，這里就不述說了。只談一下我為什么覺得這篇論文重要。

該文強調胡適在抗戰、內戰和冷戰時期的思想體驗，尤其注重美國思想對胡適的影響。這就為胡適研究打開了一個空間，即我們有必要重視二十世紀美國思想史、歐美政治史、新聞史、冷戰史的研究。倘若不明了這個時代背景和思想潮流，要摸清胡適的思想脈絡，幾乎是不太可能的。

附帶一提，吳氏的論文在中國大陸、臺灣地區似乎都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可參照潘光哲的導言和黃克武的《胡適的頓挫》；恕我孤陋，暫未讀到大陸學者推崇吳氏論作的言論），反倒是身在美國的江勇振借這篇論文提出的概念寫出了《舍我其誰：胡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主要是第三、四章）。

胡適

王遠義的“問題與主義”之辨

王遠義的論文題為《惑在哪里——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刊于《臺大歷史學報》第50期，2012年12月）全文將近100頁，是難得的、洋溢著真知灼見的長文，絕非拼湊材料、見識淺陋的“水貨”。（這篇論文去年年底就打印出來了，擱到2024年1月底才讀，姑且算作2023年的閱讀收獲。）

本以為胡適與李大釗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已題無剩義，不承想作者以絕大的工夫翻出了“新解”，純然不是標新立異，而是基于廣闊的視野和深入的思辨結出的碩果。

如羅志田所指出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只不過是新文化人士內部發生的一場爭論”（羅志田2005年在《社會科學戰線》《近代史研究》《歷史研究》《南京大學學報》發表了四篇相關論文）。

在汗牛充棟的相關研究的基礎上，作者指出，這場論爭在思想史上仍有兩個核心問題有待商榷和探討。其一，胡適在論辯之后的人生中多次提及這一事件，他是否清楚這個論爭的歷史意蘊，以及他是否清楚自己一生學術思想上的限制何在。其二，該文認為胡適、李大釗的論述觸及20世紀現代性的核心危機：自由與獨裁的問題，特別是計劃經濟思潮的大辯論。然而，這個世紀性的危機，要到1938、1939年左右才由哈耶克首次精確地指出，并藉由1944年出版的《到奴役之路》，西方思想界才得以比較完整地理解哈耶克的思想，以及該核心危機的性質。因此，1919年的思想爭論，是一出尚未落幕之劇。也就是說，這一事件有必要放在20世紀的歷史脈絡中加以呈現和探究，特別是以哈耶克“具有洞察性、突破性和針對性的相關思想著作”作為參照，才能領會和把握胡、李之爭的深層意涵。（160-161頁）

在梳理了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知非（藍公武）的《問題與主義》、李大釗的《再論問題與主義》、胡適的《三論問題與主義》及《四論問題與主義》之后，作者指出，胡適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并不反對社會主義，具體地說，他“反對空談而不能踐行、抽象而不具體和不可操作的‘社會主義’”，“并未反對力行的、有計劃的、具體行之的‘社會主義’，所以胡適申明他不反對布爾什維克”。（168頁）

李大釗

那么，1919年的論辯在當時以及此后為什么會引發許多相互矛盾、相互沖突、含混不清的解釋和論述呢？作者認為這是由三個因素造成的（基于胡適的角度）。第一，胡適受進化論的影響，相信資本主義會進化到社會主義。第二，長期以來胡適對蘇聯模式、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沒有確切的認識，更談不上有效的批判。第三，胡適最早可能要到1953年才識得哈耶克《到奴役之路》的主旨。（171頁）

接著，論文的第四節（全文共七節）詳盡地梳理了胡適在未接觸哈耶克思想學說之前，貫穿他大半生的隱而不彰的重要見解。這無疑是胡適研究的一個重大貢獻。

論文認為，胡適自留美時期起，就接受了如下觀點：放任式的資本主義，在點滴漸進的進化世界觀中，應該被修正、被超越，并以政府或國家為興利除弊的工具，介入社會的各種公共利益問題，最終演進到“社會化”之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式的社會主義。換言之，胡適主張以國家為工具，以解決資本主義、個人主義所引發的各種社會危機和矛盾。（177-178頁）我們可以將之稱為胡適的“工具主義的國家觀”。

直到1947年胡適的思想中才出現一個轉折性的指標。雖然胡適在1941年對蘇聯模式有了與此前不同的新見，但他要到1947年才以不容含糊的文字表達這個定見。不過，論文同時指出，“在這一年極富意義的轉折中，胡適自青年留美以來長期主張改良中國的‘政治的工具主義’和‘社會的工具主義’方法，卻老而彌堅，篤信不移”。（193頁）

第五節主要討論《到奴役之路》之于胡適的意義。論文認為，胡適1954年3月5日發表《從〈到奴役之路〉說起》，標志著他一生學術思想重大的轉變。（197頁）胡適在1941年仍堅信改良的、漸進的社會主義會取代資本主義。這個世界觀要到1954年才被放棄，轉而支持資本主義、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三位一體的世界觀。盡管如此，作者仍緊追問題不放，進而指出：胡適對哈耶克學說的認識，“雖涉崖略，有所頓悟，但事后不見深求研味，期收漸修之功，可謂見跡仍未見道”。（201頁）接著，論文詳細探討了哈耶克在20世紀復雜的時代思潮中的價值和意義，相對之下，胡適在學術思想上的限制就水落石出了。

第六節聚焦經濟體制與國家的關系。論文指出，胡適長期主張以“政治的工具主義”來推行、建設民主，卻絲毫沒有意識到這一舉措真正付諸實踐的后果。哈耶克在1967年的一篇論文中認為，自由和民主并不是天然團結一致的：“自由主義的對立面是極權主義，而民主的對立面是獨裁（authoritarianism）。如此一來，至少有可能在原則上一個民主的政府可以是極權主義的，而一個獨裁政府有可能立于自由的原則（liberal principles）而行治。”（218頁）這個思想恐怕是胡適終生都無從深入的。論文明確指出：

胡適自“問題與主義”論爭以來，沒有掌握識透當代民主、自由核心的問題性質與危機所在，因而長期不能察覺自身學術思想的內在矛盾與不足之處，例如在以下諸問題所顯示出的例證：自由與民主如何相容的問題、民主自身有導向極權的危險、“政治的工具主義”對個人自由的侵蝕壓縮、中央計劃對民主與自由的影響，以及分辨因獨裁導致極權還是源于計劃經濟需要獨裁而走向極權。（233頁）

在這個意義上，或許可以說，胡適所熱烈追求的科學明明白白是一種“科學主義”，他的自由主義也純粹是一種“主義”，對其內里實際上缺乏深刻的認識，所以才會出現很多似是而非的看法。

因此，對于胡適在20世紀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也無法過高估計。作者引用了周德偉1966年的文章，或許可以視作胡適學術思想上的蓋棺定論：

不幸胡先生……的主要興趣，在史學及考證方面。……這些學問，可能有其重要性，但與國計民生無關，與世界之變局，時代潮流，及人民之需要尤不配合。……所以胡先生能對當時的文敝有所匡補，但對于道喪一問題，仍無多少貢獻。……（235頁）

最后，論文認為當下對胡適的評價仍以“尊奉太過”和“橫肆罵詈”見多，而該文希望多少做到“身后恩怨俱平，理宜公論出矣”。

當然，該文并非完滿無缺。作者將胡適《從〈到奴役之路〉說起》中提到的“一位朋友”誤認作周德偉，其實是陳之邁（黃克武、江勇振先后指出了這個差錯）。

盡管如此，王氏此文體大思精，值得沉潛再三，譬如文中提到的Lionel Gossman等人的研究就值得仔細玩味。然而，限于篇幅，本文只能作一個粗糙的介紹。有興趣的讀者務請閱讀原文。

最后說一下題目的意思。所謂“一人一篇”，就是一個學者如果只選一篇代表作，我個人作出的選擇。比如閻步克，我會選他的《政體類型學視角中的“中國專制主義”問題》（《北京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王奇生，我會選他的《高山滾石——20世紀中國革命的連續與遞進》（《新史學》第七卷，中華書局2013年）；劉志偉，我會選他《家譜的意義》（收入劉氏著《溪畔燈微》，北師大出版社2020年）。這樣的“一人一篇”與學者自選的“一人一篇”未必相同，甚至相差甚遠，但作為“選家”，提供一種不同的選擇，不也挺有意思嗎？當然，這樣的“一人一篇”并不意味著要將它們奉為圭臬，相反，它們應該成為思考的起點、思辨的對象。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介紹的三篇論文，三位作者的論著老實說我還缺乏深入的了解，但就正好寓目的論作來說，確實讓我贊嘆莫名。也就是說，了解不深的，選擇起來相對容易一些。相比之下，閱讀較多的王汎森、羅志田、葛兆光、魯西奇、侯旭東等學者，我卻很是躊躇，一時半會兒選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