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多數人而言，死去萬事即成空，只有一些關于他們言行和成就的記憶、記錄留存后世，一些事實尚可討論，但整個人生基本已蓋棺定論。

然而，對曹操來說，他沖突且矛盾的一生卻在許多世紀后仍被討論、再造。他自身的復雜性格及名不正言不順的成就，意味著他及其生涯在后世成為一個符號，而對其的判斷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環境和主流意見的左右。

宋元的《續后漢書》

11世紀，北宋印行了《三國志》及其他官方史書，其中的大部分在南宋時還能被讀書人看到。當《三國志平話》于14世紀初印行時，以牟利為基礎的出版業已發展起來了。

許多讀者心心念念的是漢人的宋朝被異族的金朝趕出了中原腹地，因此在三國的年號及正統傳承問題上，朱熹在《資治通鑒綱目》中的安排及其在道德上對司馬光的實用主義的反對很受歡迎。然而，甚至在此之前，學者們就對陳壽強調曹魏的做法提出了異議，1167年，強烈主張北伐的張栻印行了《經世紀年》，也提出蜀國才是漢朝的真正繼承者。其后的歷史學家紛紛將陳壽對三國的安排修正為以蜀漢為唯一正統的結構，魏和吳皆處于次要位置。其中的兩種主要著作都名為《續后漢書》，但寫作意圖及性質都有很大差異，南宋蕭常寫成的在先，其后是元代的郝經。

郝經的《續后漢書》面世于1204年，高官周必大為其作序，還被國家收藏，所以得到了高度認可。該書的直接目的是表達南宋的重要性，并建立劉備的漢室正統地位。劉備在書中形象正面，作者一貫地使用了最為榮耀的詞匯來解釋他的行為，特別是他對漢室的忠心，以及他對接收劉璋所據益州的勉為其難。但這些解釋都是存在問題的，蕭常也是如此，他除了修正文獻以支持自己的結論之外，并沒有做別的事情。

曹操的名譽則與劉備截然相反，蕭常在他的《續后漢書》中，致力于顯示出曹操強取權力，使魏國失去了正統性。他為了展現曹操嗜血追求權力的形象，引用了呂伯奢的故事，并強調他在徐州的屠殺以及對董承、孔融及其家族的處決，描述了他是如何擅命官員的，最后以曹操命令曹丕篡位作為結束。所以他及其繼承者只是在名義上掌握了政權，并不具有合法性與真實性。

郝經的《續后漢書》雖然名字與蕭常的相同，但意圖卻與其迥異。郝經是一位理學家、哲學家，曾在1260年作為忽必烈的使者出使南宋，但卻被下了獄，直到1275年蒙古人入侵才重獲自由。郝經似乎并不知道蕭常的著作，而他筆下的歷史是為了給統一中國的正義領袖正名而設計的。因此他集中力量將劉備塑造為一位儒家君主，智囊諸葛亮輔佐著他，關羽和張飛則為左膀右臂。曹操在其中似乎再次成為篡位者和暴君，而漢獻帝則通過董承向劉備尋求幫助，忠實、俠義的劉備傾盡全力給予幫助。整本書都可以被看作對仁慈且表面上漢化了的忽必烈統一中國的請求。

與蕭常的作品一樣，郝經的《續后漢書》也被呈送給朝廷。此時還有許多與它們相似的作品，盡管總體來說并不怎么成功，在宋元之時，也有關于改編的作品是否有權代替陳壽和裴松之的著作或者是與之并駕齊驅的爭論。任何讀過《三國志》的讀者都會發現，其正文與引用了多種材料的裴注一起，加上三分天下的背景，使得一些事件的本來面目已不可辨。甚至在北宋，重臣王安石也曾試圖像歐陽修修纂《新唐書》以及《五代史》那樣，對這段歷史進行能夠得到官方認可的修訂。

然而最終，雖然兩種《續后漢書》都被官方收藏，并在18世紀收錄于《四庫全書》中，卻并沒有得到完全的認可。它們成書較晚，缺乏一手文獻，且對偏在西陲而非像曹魏一樣占據了中原的蜀漢的重要地位，未能給出有說服力的論證。任何試圖尊崇蜀漢的嘗試都必定會導致對流傳已久的文獻材料的曲解或誤用，正如馬蘭安指出的，修正主義者們更接近文學而非歷史。如果想要推翻陳壽文本在道德和權力上的不平衡，最好的方式就是全然文學的，而非以被廣泛接受的史料為基礎。

明朝的《三國演義》

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自己登基前的1366年，就已開始下令出版史書，這一行為帶有很強的道德意味，有利于他自己的家族及其他大族。它們被用淺顯的語言重寫：他曾說過，即使士紳們可以無礙地閱讀那些深奧的觀點，他們也不會遵循的。這種觀點對一個從戰亂中新興的國家來說并不值得驚奇，朱元璋在自己控制的地區內就已很注重溝通：他公布于1368年的第一條法令，就用白話加了注釋。

就像馬蘭安觀察到的，在14、15世紀，大眾很需要那些可以被普通讀者接受并塑造善惡典型的史書。以此看來，在14世紀后半葉朱元璋治下，羅貫中完成的小說《三國演義》極好地契合了當時君主的愿望以及時代風氣。

對于羅貫中本人，我們所知甚少，大家普遍接受他大約生卒于1315—1385年，其作品還有《殘唐五代史演義》，也曾完成了《水滸傳》的早期版本。雖然他的《三國演義》標志著浪漫主義文學的開端，但本身也歷經了長時間的發展，無論是手抄本還是印刷本，其源頭可以追溯至兩處：簡單的帶有插圖的志傳體，和更為復雜的、用優美的語言和更依賴歷史而非神秘素材的演義體。最后在17世紀中期，即清前期，毛宗崗修訂了這些材料，并加入了自己的評論，形成了一百二十回的版本。他的版本成為了現在最通行的版本，浦安迪也指出，盡管一般將《三國演義》認為是羅貫中的作品，“我們知道，《三國志演義》成書于1522年，其后有多個版本，是16世紀小說的典范，也在明朝的第二個世紀被重新創作或大量改寫了”。

18世紀的學者章學誠指出，《三國演義》七分史實三分虛構，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公允的評價，其從漢靈帝迄孫吳投降，講述了三國時期的歷史，行文流暢，想象豐富。它是一部生動的小說，像《續后漢書》及其他宋元學者的著述一樣，以劉備及其國家蜀漢為尊，擁有廣大的讀者群，比復雜的官方史書《三國志》及其注釋更易接近。

然而，這部小說卻歪曲了歷史，雖然其中像官渡之戰、赤壁之戰，或是呂蒙奪取荊州等主要事件的順序是正確的，但對它們的描述中卻常常夸大了劉備和關羽或是智計百出的諸葛亮的作用，這樣通常就犧牲了像孫權和周瑜一樣的盟友。其中的虛構和年代錯誤漏洞百出：曹操在呂伯奢的故事中被描寫得很極端，以顯示出曹操的殘忍；但不久后對抗董卓的聯盟卻又由他創始，袁紹反而對他效忠；這與事實是完全相反的。此后，在赤壁之戰前夜，曹操殺死了冒險批評他的劉馥；但其實在淮河谷地防御的劉馥，在此前幾個月就死于任上了。草船借箭以及空城計的故事也都是為了給諸葛亮歌功頌德。這種改編雖然無關要旨，但卻頻繁地出現，以至于在這種拂去了歷史的敘事中，已經沒有一個單獨的細節或是人物性格是可信的了。

因此，《三國演義》不能被作為三國時期的史料看待，也無助于理解這段歷史。然而，以其代替歷史的錯誤卻經常發生，這樣做的人不僅會錯誤地理解歷史，也會同樣無法欣賞小說的復雜和敏感。雖然宋元及明代早期的說書人和劇作家、編纂《續后漢書》的修正主義歷史學家們、以及《三國志平話》和《三國演義》的作者運用了流行的傳說，并采用了相同的美化曹操敵人的方法，但他們并不總是有著相似的主題，其選擇取舍也很值得注意。特別是，浦安迪給出了一個有力的論述，認為《三國演義》不應僅僅被視為流行小說，而是“對眾多材料的嚴肅的、常常也是諷刺的修訂”。

以此觀之，《三國演義》講述了一個近乎是濫俗的關于尊貴的劉備、智慧的諸葛亮、英武的關羽的故事，而曹操是自私、具有野心且殘忍的。然而，由于這些主題的多次出現，使得它們失去了沖擊力甚至是還帶上了模仿的味道，蜀漢英雄的才能被極端夸大，以至于自掘墳墓。關羽勇猛善戰，但他極度的自信使他先是在曹操208年敗于赤壁時設伏于華容道截擊，卻又放走了他，后又在219年攻擊荊州北部時，低估了呂蒙的威脅。張飛的活力則將他導向了暴力和殘忍，成為比義兄劉備更具缺點的人物，最終被自己的軍隊背叛身死。

即使是諸葛亮這一智計百出的人物，也可能因為對待下屬和盟友的方式過于功利而失去讀者的心，對其機智和謀略的欣賞必然與因他對周瑜的無情嘲弄以及對待敵人的苛刻粗陋而產生出的尷尬感并生。盡管魏國的將軍司馬懿在他手下屢受挫折，但最終可堪匹敵，諸葛亮進軍渭水谷地的行動也已是強弩之末并以死亡告終。同樣，關羽和張飛的性格也都是有缺陷的，他們超越常人的才能導致了傲慢和狂妄。正如浦安迪所說，他們的功績不應被簡單地在表面上理解，因為小說中故意描述了這些卓越于常人的特質，卻也埋下了他們最終失敗的種子。

當我們對這些美好得過頭的英雄產生反感時，曹操似乎就顯得更具人性了：雖然他殘忍且奸猾，并隨時準備大開殺戒，但卻也寬宏大量，甚至很幽默，這一切都依從著他的本心。就這一點而言，他可與劉備相對比：后者將自己視為俠義與榮耀的化身，但仍隨時準備著追求自己的利益。即使是在呂伯奢這個悲傷的故事中，曹操的“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也顯示出了一種憤世嫉俗的誠實，比劉備最初以援助的名義接近劉璋，實則想要奪權，后又假惺惺的試圖為自己的背叛辯護這一行為要更吸引人。劉備即使在已接受益州的邀請，飽含有上述目的時，還堅持他自己的德行：

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

然而他的謀士龐統勸說他：

若拘執常理，寸步不可行矣……若事定之后，報之以義，封為大國，何負于信？今日不取，終被他人取耳。

劉備深受感動：“金石之言，當銘肺腑。”于是決定西進。

與自以為正義之師的劉備結盟，不如選擇曹操；至少你知道自己將會面臨的情境。呂布想必十分同意這一觀點。

雖然曹操扮演的是負面角色，但也因選賢任能以及領軍能力而被人們認可。相較而言，諸葛亮不太會選擇優秀的下屬，劉備則經常打敗仗。劉備的最后一戰，是為了給關羽復仇并奪回荊州，卻被吳國年輕的將領陸遜羞辱。而小說著重描述的赤壁之戰中，曹操確實失敗了，其后小說也描述了他及魏國軍隊的一次次慘重傷亡，但這些不幸反而證明了他的韌性以及勇氣。雖然徹頭徹尾的忠誠人士可能會反對，但反派英雄曹操在很多方面都比足智多謀但傲慢的諸葛亮或是偽善的劉備更為吸引人。最終，就像毛宗崗自己總結的，曹操擁有著大權但卻從未篡位；做到了劉備宣稱的自己所具有的全部忠誠。

明末清初的南戲傳奇

明末清初，南戲傳奇盛行于全中國，其內容更關注浪漫的愛情故事，而非歷史或戰爭，但在18世紀晚期發展起來的京劇重新撿起了歷史和戰爭題材，流行于社會的各個階層，其中有許多關于三國的劇目。

其中膾炙人口的有描述曹操190年從洛陽出逃的《捉放曹》、描述曹操197年被張繡擊敗的《戰宛城》、描寫禰衡當堂辱罵曹操的《擊鼓罵曹》，而208年的赤壁之戰自然是最為著名的一出。《長坂坡》虛構了劉備及其英雄屬下張飛和趙云在曹操進軍前的撤退中，取得了勝利，以《群英會》為總題名的幾出戲，則呈現了赤壁之戰的主要歷史及傳奇情節。其中包含了《草船借箭》、《蔣干盜書》、《龐統獻連環計》、《打黃蓋》、《借東風》、《華容道》等不同的唱段。

《草船借箭》和《華容道》的主題上文已述。其他幾出描述了曹操派干練的官員蔣干勸說周瑜歸降。周瑜嚴詞拒絕，但卻故意不小心留下了一封偽造的信件讓蔣干看到，其中提到了曹操的兩名官員。蔣干拿走了這封書信，結果曹操果然中計，處決了這兩位最為熟習水戰的將領。隨后劉備手下的龐統詐降曹操，并勸說他將船只固定在一起，這樣可以更為安全。在如此布置之后，周瑜的將軍黃蓋也詐降，還受了鞭笞以增加投降的真實性，諸葛亮則用神奇的咒語召喚來了東風。曹操的艦隊和營地毀于一旦，關羽在他敗走華容道時截獲了他，卻放了他一馬。

這些戲劇是根據《三國演義》的四十五到五十回創作的，但曹操在其中是次要角色，主要的劇情集中在周瑜和諸葛亮的斗智斗勇上。《戰宛城》中則呈現了曹操的多種性格，無論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這出戲以197年曹操與張繡的首次對戰為基礎，講述了曹操接受張繡投降，但隨后曹操卻對張繡的同宗及主公張濟的遺孀鄒夫人著了迷。張繡感到不安，又背叛了曹操，奇襲打敗曹軍。曹操的忠誠護衛典韋被殺，曹操的兒子和侄子也沒能幸免于難。曹操在逃走時放棄了鄒夫人，她最終死于張繡之手。

這出戲的開始之處似乎采用了《曹瞞傳》中記錄的事件，曹操的坐騎踐踏了麥田，他因此剪短了自己的頭發以抵罪；同時也殺死了這匹馬。此后的情節則與《三國演義》描寫的很相似，雖然其中加入了曹操的侄子安民和鄒夫人的女侍之間的次要事件，而《三國演義》中也沒有張繡殺死了鄒夫人。與最初見載于《傅子》中的故事不同，戲劇中并未提及張繡的侍從胡車兒被收買，但劇中胡車兒卻將自己偽裝成馬夫，偷走了典韋的雙戟，削弱了他的戰斗力。張繡手下富于智謀的賈詡的戲份相對較少，這個故事的核心是曹操的色欲和對不幸的鄒夫人的無情與自私。無論人們關于曹操對自己的馬踐踏麥地的詭辯處理是何種看法，曹操在整件事中已無法置身事外。曹操這一角色的面具是白色的，上飾以黑色線條，非常適合他有權又狡猾、冷酷的壞人形象。

（本文摘自張磊夫著《國之梟雄：曹操傳》，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