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1. 新節慶，激活市民「認同感」

2. 新節慶的2大基本原則

3. 音樂節背后的成功動力

4. 美食節的城市振興作用

5. 新節慶需要城市新視角

作者 | 1/6圖片工作室

再過幾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提前祝大家新春快樂！

從元旦開始，全國各城市就鉚足了勁，準備了豐富的節慶活動，今年的春節必定紅紅火火。另外，今年起聯合國也要跟咱們一起過節了（78屆聯合國大會，將春節確定為聯合國假日），希望能把發紅包的傳統發揚光大。

▼ 圖注：上海豫園的新春氣氛 | 攝影@李莉

▼ 圖注：近期爆火的哈爾濱冰雪大世界

不過，今天我們并非要聊傳統節慶，而是城市創造的「新節慶」們。

藝術節、文化節、旅游節、影視節……近些年，各城市在傳統節日之外，又創造了眾多新節慶。但這些新節慶，大多沒達到設想的效果，投入不斷增加而影響逐年遞減；好不容易成為了「爆款」，熱度一過，然后就沒有然后了。

▼ 圖注：城市里的各種創新性節日層出不窮

國家層面的新節慶推廣，很多也難達預期。例如，2011年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決議，將《徐霞客游記》開篇日5月19日，定為「中國旅游日」。每年的中國旅游日期間，各城市都會舉辦相關主題活動，十多年過去了，中國旅游日還未成為眾所周知的全民節日。

是什么阻礙了新節慶的發展？是缺少特色品牌?是不夠新奇？是渠道沒做好？還是競爭對手太多？

從新節慶們的視角出發，這些因素都是問題；如果跳出節慶本身，升維到城市發展視角來審視，這些都不是關鍵，最主要還是市民的「認同感」不足。

本文也將沿著城市發展的脈絡，探尋新節慶如何獲得市民的「認同感」，如何作用于城市發展需求。

01

新節慶，激活市民「認同感」

MEASURE THE WORLD

首先要強調，城市活動并不等于城市節慶，但活動要想成為城市節慶，必須基于市民對城市的持續「認同感」。這種認同感來自于城市內部，至于「外人」認不認同，是次要的。

▼ 圖注：新節慶起到市民對城市「認同感」重塑的作用

下面借助2個案例說明一下什么是市民的「認同感」。

1. 村超的「認同感」

2023年，貴州榕江縣舉辦的「村超」（榕江縣和美鄉村足球超級聯賽），可謂是新節慶的典范：活動期間（5月至7月末），累計接待游客超過251萬，旅游綜合收入達28.39億元。

村超的成功，有人說是「擊中」了大眾的情緒需求——一場村超的比賽，觀眾能達到5萬人，遠遠超過2023年中超首輪8個主場比賽，平均2.4萬人的數量；

盡管參賽球員都是「業余」的，有村民、教師、司機、學生、木匠、攤販、屠宰場師傅等等，獎品也只是本地小黃牛、豬、羊、鵝，甚至豬蹄，但是倒掛金鉤、凌空飛射、40米任意球射門、零角度破門等精彩場面一個都不少，讓人恍惚感覺來到了歐冠賽現場。

▼ 圖注：貴州榕江縣舉辦的「村超」（來源：圖蟲創意）

也有人說，是榕江侗、苗、漢、水、瑤、布依、壯、土家等28個民族，展現出的從服飾到小吃，從風土到人情的地域特色，讓他成為網紅。這些分析都沒錯，但是以「外人」視角的觀察，是結果，并不是動因。

▼ 圖注：榕江卷粉跟隨村超的破圈，成為「名吃」（來源：圖蟲創意）

從榕江自身的視角出發，村超本質是基于全民的認同感。

榕江對足球的熱愛，并非空降。上世紀40年代，廣西大學遷到榕江，學生們經常踢足球，當地人慢慢開始跟著踢。到了20世紀80年代，榕江的機關、企事業單位、村寨之間舉辦足球比賽成為家常便飯。

現在，榕江縣級特色足球學校41所，全國青少年足球特色學校14所，足球場25個（免費開放），只有38.5萬人（戶籍人口）的榕江，有5萬多人會踢球，相當于每7個人里就有1個會踢球。也就是說，踢球不分民族，早已是全民默認的社交方式、日常生活。

▼ 圖注：榕江縣有多達25個免費開放的足球場（來源：圖蟲創意）

最早的村超，是在2023年1月24日舉辦，由三寶侗寨村民你100元，我50元，以「眾籌」形式舉辦的大聯歡式比賽。隨后5月份開始的大賽，是對這一節慶形式的確立和推廣。

在縣城常住人口不斷下降的情況下（2004至2022年，減少3.8萬人，為29.4萬人），沒有什么比「自嗨」的村超，更能加強全民對榕江的認同。

2. 城市化，更需要市民的認同

從國際上的城市發展規律來看，城市化會伴隨著「新市民」涌入城市，只是新市民很難融入城市，缺乏對城市的「共同記憶」，沒有認同感就很容易「跳城」，去更好的地區發展。

因此，城市們開始「發明」新節慶，以塑造大眾對城市的認同感。

例如，布里斯托爾是英國M4科技走廊上的樞紐城市，被評選為「英國最智慧的城市」「歐洲綠色之都」（2015年）。

▼ 圖注：布里斯托爾城市風貌

要知道，布里斯托爾曾經以航運、制造業為主，在城市化過程中，特別是產業向服務業升級過程中，吸引了大量的新市民。布里斯托爾對他們來說，更多的意義是「工作機會」，他們很容易沿著M4走廊遷往倫敦、雷丁、加的夫等城市，尋找更好的工作。

▼ 圖注：1980-1990年代，布里斯托爾成為M4走廊上人口流失最多的城市

為了塑造市民對城市的認同，布里斯托爾以英國民眾熟悉的「海洋」為主題，于1996年，在大規模更新后，在沒有人氣的港區舉辦了「第一屆國際海洋節」，來自2個國家的船只參加，進行了一系列的水上活動。

嚴格意義上講，這應該算是第二屆，因為早在1971年，市民為表達對碼頭拆除計劃的不滿，自發組織了一次為期3天的海洋主題文化活動。

▼ 圖注：布里斯托爾的「新節慶」：國際海洋節（來源：網絡共享平臺）

如今的海洋節，它更像一個流行文化大熔爐：包含音樂節、帳篷節、話劇節、美食節、馬戲節等板塊內容，核心是吸引全民參與，展示城市的包容性，創造共同的城市記憶。海洋節已成為英國最有代表性的城市節慶之一，吸引來自全球的游客參與。

▼ 圖注：國際海洋節內容多元，吸引不同喜好的市民參與（來源：網絡共享平臺）

小結一下，如果說傳統節慶是全國民眾的共同記憶，那么城市新節慶，就是城市主動創造的老市民與新市民對于城市的共同記憶。

02

新節慶的2大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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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節慶要想獲得市民認同感，并成為 「常紅」，必須具備以下2大原則：

1. 可重復的實踐活動

新節慶不能只有抽象的口號，必須是一種能落地，人人能參與的實踐活動，而且這種活動不能是一次性的，必須是可重復的，只有這樣才能讓「活動」轉化成為城市固定的節慶。

很多城市的新節慶，與市民的關系比較弱，且主要由商業機構主導，商業的「逐利而行」無可厚非，這會造成很多節慶成為一次性活動，難以在城市扎根。

比如各類「XX音樂節」「XX藝術節」，主導這些活動的商業機構，是各城市爭奪的「香餑餑」，隨之而來的是商業品牌價值的提升，這些活動常常是「今年在你家，明年去我家」，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此外，大眾對某一商演品牌有認同感，并不代表對舉辦的城市會有同樣的認同感。

▼ 圖注：很多城市的音樂節能否持續舉辦，充滿不確定

2. 具有自下而上的動力

新節慶要具有自下而上的推動力，也就是說，新節慶對于市民來講是「與我有關」的，這樣才能具備「可重復的實踐活動」屬性。

像前文提到的榕江村超，布里斯托爾的海洋節，都有很好的市民基礎，不管「外人」參不參與，他們自己都能「很嗨」地舉辦。再比如1980年，歐洲曾經的漢薩同盟共同組織了「漢薩城市聯盟」，涵蓋了16個國家的190個城市，這些城市會舉辦「國際漢薩日」。

▼ 圖注：漢薩城市聯盟中的幾個重要節點城市

在眾多城市的國際漢薩日中，挪威的卑爾根是最為出彩的城市之一。這不僅是因為卑爾根曾是老漢薩同盟中的貿易樞紐，保留了大量的歷史遺跡，有良好的大眾認知基礎；

更是因為「青年漢薩」項目，通過年輕人喜愛的繪畫、音樂、舞蹈等方式，讓漢薩文化與他們的興趣相融合，讓漢薩文化可展示、可重復。

卑爾根國際漢薩日期間，很多年輕人自發組織的活動，雖然表演水平參差不齊，陣形也松松垮垮，卻絲毫不耽誤他們參與的熱情。

▼ 圖注：國際漢薩日期間，卑爾根年輕人自發組織的活動

小結一下，「常紅」的城市新節慶必須是一種具體的實踐活動，而且可以重復；新節慶的活力，來自大眾的自驅力。

說完了大的原則，我們再借助2個案例，看一下城市新節慶如何作用于城市發展。

03

音樂節背后的成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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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國內很多城市大力發展音樂節。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統計，僅2023年上半年，全國舉辦的大型演唱會、音樂節演出達506場，票房收入24.97億元，觀眾人數550.10萬人次，遠超2019年水平。

音樂節，無疑瞄準的是年輕人群體，但隨著音樂節變得「日常化」，年輕人開始出現「演唱會疲勞」，除了一些頭部歌手的演出，部分演唱會甚至出現了「一折甩賣」。

據每日經濟新聞報道——2023年10月之前的演唱會項目基本都是穩賺，但最后兩個月，部分項目開始虧損。業內人士預測，2024年的演出市場，只有部分熱門歌手，可能還會積蓄消費動力，更多的中尾部藝人將會遇冷。

▼ 圖注：音樂節已成為城市吸引年輕人的標準動作

也就是說，在今年各城市音樂節競爭更加激烈的同時，部分城市音樂節的吸引力將會下降。

如果音樂節只是城市眾多活動中的一個品類，甚至有些城市只需要它的流量作用，那么影響并不大。但如果音樂節是城市全力打造的拳頭節慶，寄托了全城人的期望，那就另當別論。

按照前文的觀點，新音樂節的最后贏家，將是那些對音樂具備全民共識、全民參與要素的城市，美國田納西州的納什維爾市是其中的佼佼者。

1. 從粉絲走向大眾

美國有很多主打音樂品牌的城市，如孟菲斯是「藍調之都」，新奧爾良是「爵士樂發源地」，芝加哥布魯斯已成為一種經典流派，納什維爾則是「鄉村音樂中心」。

納什維爾聽起來有些陌生，他卻是眾多歌手成名的故鄉，如貓王曾在這里錄制了第一張專輯，現在火遍全球的「霉霉」泰勒·斯威夫特，也是在這里成長、成名的。

▼ 圖注：納什維爾的音樂街，是眾多歌手的「成名之地」（來源：全景網）

納什維爾也是美國第二大音樂「制作中心」（僅次于紐約），擁有150多家錄音室，5000多名職業音樂家，相關崗位達56,000個，音樂每年平均產值約100億美元。

納什維爾也誕生了眾多的樂器品牌，如吉普森公司是全球知名的吉他公司之一，也是全球第一個推出實心電吉他（1952年）的公司，它的電吉他已成為眾多搖滾樂隊的標配。

可以說，音樂產業已成為納什維爾的一大經濟支柱，鄉村音樂文化早已是全民共識。

▼ 圖注：納什維爾的吉普森Les Paul吉他系列，是迄今為止最受歡迎的電吉他之一（來源：網絡共享平臺）

CMA音樂節（Country Music Association）是納什維爾的品牌節慶，每年6月，來自全球的數十萬歌迷會涌入該市。

不過，CMA音樂節是2004年才創立的「新音樂節」，按理來說，無論是音樂產業優勢，還是廣大的受眾基礎，城市理應很早就有標志性的音樂節，但為何出現得這么晚呢？

這與美國音樂產業發展變化有著密切關系，甚至可以說是音樂產業轉型的縮影。

▼ 圖注：納什維爾的品牌節慶——CMA音樂節（來源：網絡共享平臺）

▍從賣唱片到賣演出

賣唱片的粉絲博覽會：

在互聯網進入音樂行業之前，美國的音樂產業主要收入來自賣唱片，大部分音樂人的收入來自唱片的銷量，開演唱會普遍是提升唱片銷量的「銷售手段」。

因此，演唱會的門票維持在比較低的價格（1981年平均票價為12美元），用演唱會積攢的人氣，提升專輯的銷量。1999年，全球唱片行業的收入達到最高峰，布蘭妮的一張專輯，光在美國就賣了1400萬張。

在此背景下，納什維爾早在CMA音樂節之前的1970年代，就有過固定的音樂聚會——粉絲博覽會（1972–2003）。看名字你也能猜到，這是一個各唱片公司樂手與粉絲見面的唱片簽售「展銷會」。

▼ 圖注：博覽會上，簽售專輯的Trick Pony樂隊（來源：網絡共享平臺）

著名鄉村音樂家加思·布魯克斯，在自己的展位創造了連續簽名23小時零10分鐘的博覽會紀錄（1996年）。博覽會上也有娛樂性的助興表演，但有組織的現場音樂演出直到2001年才出現，而且是由唱片公司主導。

賣演出的CMA音樂節：

進入新千年，互聯網入侵音樂行業，隨著「分享功能」的爆發式流行，實體唱片進入了長達十幾年的大衰退。正如著名歌手大衛·鮑伊所言：「音樂這東西將變得像自來水或電一樣方便可用，巡演可能會是音樂人唯一還能帶有個人特色的東西。」

沒錯，互聯網的出現，改變了音樂行業的盈利方式，演唱會「翻身」成為盈利主體，唱片、單曲則成為了圈粉的主要方式。

▼ 圖注：2013年CMA音樂節，泰勒·斯威夫特的演出（來源：網絡共享平臺）

如同艾倫·克魯格在《搖滾吧，經濟學》中所記錄的——2017年，美國48位藝人的巡演，掙到自己全年絕大部分收入，平均約占80%，唱片占15%，版稅只占5%。例如，2017年著名U2樂隊收入約5400萬美元，這其中巡演收入占96%。

另一方面，從1981年到2018年，演唱會的平均票價上漲了400%以上，遠遠高于總體消費物價指數160%的漲幅。門票變貴了，也阻攔不了人們觀看演出的熱情，北美夏季，平均每周會有300多萬人去看現場演出。

▼ 圖注：CMA音樂節現場（來源：網絡共享平臺）

對納什維爾來說，音樂產業結構的變化，不只是粉絲博覽會能不能持續的事，而是城市整個音樂制作行業生存的問題。

更糟糕的是，美國的音樂制作行業開始向紐約、洛杉磯等大城市聚集，對這些大城市來說有音樂制作更好，沒有對城市發展影響也不大，畢竟這些大城市依仗的是多維度、多元化的發展。但對納什維爾來說，這將是城市一大支柱產業的陷落，會面臨大規模的失業。

納什維爾的音樂行業早已感受到了「寒意」，從業者開始自救。如建立獨立音樂場所聯盟MVA，城市的15個獨立音樂場所，為城市音樂人，特別是那些獨立音樂人提供現場演出機會，填補他們不斷下滑的收入。

▼ 圖注：獨立音樂場所內的現場音樂表演（來源：網絡共享平臺）

在此背景下，納什維爾決定重塑鄉村音樂品牌，錨固自身在音樂產業中的地位，讓城市成為音樂巡演的必到之處，而2004年開始的CMA音樂節就是起點。

2. 城市即音樂節舞臺

CMA音樂節以城市為舞臺，而不是限制在幾個賣票的大型場館內，城市各個公共空間轉化為演出場所，如濱河公園、星光大道公園、百老匯街道等等。

▼ 圖注：城市各類公共空間成為CMA音樂節的舞臺（來源：網絡共享平臺）

4天內，大大小小的音樂演出超過400場，參與表演的不只有職業歌手，還有家庭樂隊、學校樂隊等「業余選手」。

納什維爾還推出了鄉村音樂演唱主題的觀光大巴（樂手車上表演），以及杰克遜將軍號游船為舞臺的水上現場演出，總之節慶期間納什維爾成為妥妥的「音樂之城」。

此前，粉絲博覽會的最高參會人數為2.5萬人（2000年）；而CMA音樂節到2011年，參與人數就已超過25萬，他們來自41個不同的國家。

CMA音樂節的成功，也促使原本僅限于業內交流的美國音樂節（創立于2000年），從2008年開始，成為接棒CMA的秋季音樂季，納什維爾成為「演唱會之城」，對產業和人才形成了持續的吸引力。

▼ 圖注：CMA音樂節上「業余」樂隊的演出（來源：網絡共享平臺）

當然，音樂節只是城市音樂品牌重塑的開始，政府成立了音樂委員會，主要負責面向音樂公司、音樂協會，以及相關的律所、活動組織企業，推出更為實際的低租金、降稅率等措施，吸引他們來到城市。

面向從業者，除了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城市還建設了面向音樂人的廉租房，盡可能的留住他們。

到2019年，美國音樂行業「區位熵數」（產業聚集度及就業崗位密度）排名中，納什維爾以6.11分奪冠，遙遙領先于第2名的紐約（1.37分），第3名的奧斯汀（1.13分）。

▼ 圖注：2019年美國音樂行業「區位熵數」排名

或許大家會覺得，像這類擁有音樂產業基礎、樂器制造業的城市還是少數，真想把音樂做成城市品牌的更少，有沒有更大眾化、門檻更低、更好操作的新節慶呢？

那就是人人都愛的美食節了。

04

美食節的城市振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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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美食，美食街也已成為各個城市的標配，美食還助力很多城市成功「破圈」，如淄博的「燒烤三件套」。

美食更是拉動城市消費力的利器，去年7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的《關于恢復和擴大消費措施》通知中，大力支持各地舉辦美食節，打造特色美食街區，促進城市快速恢復消費活力。

▼ 圖注：淄博燒烤

美食節，無疑是就是城市促進消費與打造品牌的「集大成者」。在品牌聯盟發布的《2023中國節慶品牌100強》中，有眾多城市美食節入榜，例如廣州國際美食節、重慶美食文化節、盱眙國際龍蝦節等等。

不過，在全國數不勝數的美食節中，特別是對于眾多的中小城市來說，想要勝出，談何容易。

日本的做法是組建城市美食節聯盟，避免「內卷化」的競爭，形成合力，也就是B級美食大獎賽（Ｂ-１グランプリ）。

▼ 圖注：人口只有53萬的姬路市，舉辦的B級美食大獎賽吸引了超過80萬游客（來源：網絡共享平臺）

1. 報團取暖的B級美食節

什么是B級美食呢？它是指不使用高級食材，制作好吃又便宜的大眾化美食。

B級美食大獎賽開始于2006年，雖然叫大獎賽，但卻是日本61座城市（至2019年）聯合起來的城市美食節聯盟。不過話又說回來，舉辦美食節幾乎沒什么門檻，這些城市為何要聯合舉辦呢？

▼ 圖注：B級美食大獎賽針對的是大眾化美食（來源：網絡共享平臺）

眾所周知，日本老齡少子化嚴重，2008年后人口正式進入負增長。而且人口，特別是年輕人在加速向東京、大阪、名古屋3大都市圈聚集（2019年，日本近一半人口居住在三大都市圈）。

這也意味著，三大都市圈人口增長的背后，是眾多中小城市的人口凈流出，以及伴生的城市衰退。

就如《負動產時代》（朝日新聞著）一書的觀點——城市人口的流失，導致日本涌現出大量「所有人不明土地」（無人繼承的土地資產），2016年總面積約410萬公頃，比整個九州島還要大；到2040年，其總面積將會達到720萬公頃，也就是接近北海道的面積。

日本不僅人口在走向老齡化，那些城市內衰敗的房子也在走向老齡化——從舊房變危房，最后成為一堆無人認領的建筑垃圾，成為全社會的負擔。

▼ 圖注：很多人口負增長的城市，廢校改造成為熱題

沒錯，B級美食大獎賽聯盟內的大多數城市，就是這一背景下的「直接受害者」，像主辦第一屆B級美食大獎賽的青森縣八戶市，2000-2005年人口增長率為-3.0%，人口持續凈流出。

缺少人力、財力的狀況下，只有抱團發展，相互借力才是最優解，B級美食振興地區團體聯盟因此成立。聯盟希望借助美食節展現出這些城市的特色，提高他們的知名度，借助美食吸引游客，振興當地經濟。

▼ 圖注：舉辦第一屆大獎賽的八戶市，曾以造船、航運為主，現在主要依賴旅游業（來源：網絡共享平臺）

每屆B級美食大獎賽，會有超過40萬人來到這些「默默無聞」的主辦城市，而在比賽中獲獎的B級美食城市，會「一戰成名」，從而獲得持續經濟發展動力。因此，B級美食大獎賽又被稱為「日本最大的城鎮復興活動」。

以富士宮市為例，其富士宮炒面連續獲得第一屆、第二屆B級美食大獎賽冠軍，當年（2006年）就有大量的「食客」慕名而來，為這個人口只有12.5萬的小城帶來217億日元收益，6年后，這個收益擴大到664億日元，長尾效應非常長。

▼ 圖注：連獲兩屆B級美食大獎賽冠軍的富士宮炒面（來源：網絡共享平臺）

B級美食大獎賽，是如何帶動這些城市成為「常紅」的呢？

2. 美食節的持續機制

B級美食大獎賽每年由不同的城市承辦（2011年，加入其他城市分賽場制），其他聯盟城市會派出代表團參賽。

代表團帶來的不只有各地美食，還有各自城市的文化展示，如各地食物為原型的城市吉祥物、代表城市文化的表演等等。等于參賽城市借著美食節的機會，在主辦城市的游客中瘋狂「種草」，實現共贏。

▼ 圖注：B級美食大獎賽中的參賽城市吉祥物，以及參賽城市文化展示（來源：網絡共享平臺）

美食的評選，由大眾決定，過程富有儀式感、參與感——大眾獲得一雙投票筷子（相當于兩票），獲得的筷子總重量，最重的團體獲勝。每屆大獎賽，會決出前10名最受歡迎的B級美食，并為前三名分別頒發金筷子、銀筷子、銅筷子獎杯。

▼ 圖注：2016年，獲得「金筷子」的明石市玉子燒（來源：網絡共享平臺）

為保證B級美食大賽不是「曇花一現」，以及能利好于參賽城市，持續助力城市群的復興，聯盟建立了系統化的落地實施措施。概括可分為4步——

第一步，統一使用「B-1 Grand Prix」品牌。與地方政府、專利局等相關部門合作，建立各「區域品牌監督機構」在日本形成協作網絡，嚴厲打擊侵權行為。

第二步，建立自己的「米其林」標準。對參賽的B級美食餐廳進行官方認證，并授予商標使用權。在城市聯盟的高速路服務區、體育場館、城市公園等區域，設立B級美食推廣餐廳，讓B級美食走進大眾生活，持續為聯盟城市做背書。

▼ 圖注：2015年，針對東京做宣傳的B-1 Grand Prix食堂，在秋葉原開放（來源：網絡共享平臺）

第三步，聯盟主動參與各城市的重大傳統節慶。聯盟會推出限定版的節慶特色美食，成為傳統節慶中的亮點。如在大分縣春祭期間，聯盟派出了9個團體出席，并推出勝浦擔擔面、明石玉子燒、津山肥腸烏冬面等限定版美食。

此外，聯盟還與各地商業機構合作，推出B級美食產品的「預制菜」，將B級美食的發展產業化。

▼ 圖注：B級美食產品（來源：Grand Prix）

第四步，擁抱年輕人喜愛的ACG（動畫、漫畫、游戲）文化。將ACG內容與B級美食主題融合，形成對年輕人的持續傳播。

比如，與知名IP蠟筆小新聯動，推出劇場版電影《超級美味！B級美食大逃亡！》；與漫畫家山仲剛太、魚柄仁之助合作，出版B級美食主題漫畫《B級美食小廚神》等等。

可以說，B級美食節早已突破節日的范疇，成為一個城市群的品牌，一個城市振興的系統。

05

新節慶需要城市新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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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要全，小城市要特」的城市發展邏輯，丈量城市的老讀者一定不會陌生。同樣是新節慶，大城市與中小城市的發展邏輯也是不一樣的，緊迫程度也完全不同。

▼ 圖注：不是所有的城市活動，都能成為城市節慶

新節慶對一些城市，特別是大城市來說，只是其「城市名片盒」中的一張而已，一張不行就再換一張。像在品牌聯盟發布的《2023中國節慶品牌100強》中，北京舉辦的有16個，上海有3個，兩者加起來占榜單的近1/5。

新節慶對另一些城市來說，特別是中小城市，則是為數不多，甚至是唯一的一張城市新名片。這些新節慶能否持續獲得成功，取決于是否獲得了市民的「認同感」，是否激發了大眾的主動性，更取決于是否結合了自身的特長。

具有持續活力的新節慶，并沒有一招致勝的「武功秘籍」，只有圍繞節慶構建的發展系統，使新節慶成為新機遇。

本文由華高萊斯團隊創作

總策劃：李忠

撰文：1/6圖片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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