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百周年，雖然戰場主要是在歐洲大陸，但之所以稱之為“世界大戰”，也是因為各個不同的地區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出現了橫跨大洲參戰的狀況，死亡人數高達1600萬。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中國息息相關。北洋政府加入一戰，而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居然被要求將原先屬于德國的特權轉交給日本，這便是“五四運動”的緣起。中國軍隊并沒有集結到歐洲前線作戰，但大約有14萬中國勞工被英法兩國招募，遠赴重洋來到歐洲，為協約國提供與軍事相關的后勤事務。其中，英國孤懸海外，成為了協約國的大后方，更是招募了近10萬工人。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給英國社會和歷史轉向帶來的沖擊可能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更大。在許多小鎮上和一些堂區教堂里，都能看到鐫刻滿名字的銅牌或紀念碑，這些名字都是從當地應征入伍而馬革裹尸的年輕人。然而，他們卻在很長一段時期里忘記了那十萬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做出過重大貢獻的華人勞工。

在英國的華人團體中很多人就是這些勞工的后裔，他們不斷地呼吁政府正視華人勞工的地位，對他們在歷史上所做的貢獻表達應有的尊重。今年，英國倫敦子午社（Meridian Society）在國家彩票基金（Heritage Lottery Fund）的支持下，為緬懷一戰華工組織了為期兩年的一系列紀念活動。與此同時，利物浦博物館（Museum of Liverpool）和安菲爾德墓地也舉行了緬懷活動。

招募中國壯丁

在法國和比利時爆發戰爭后，為了填補戰爭期間傷亡造成的人力短缺，協約國迫切需要從兵工廠和戰略港口補充兵力。因為深知中國勞工性格堅韌、工作勤奮，英國便有了從中國招募勞工的想法。對于中國農民來說，此時的中國正處在被帝國瓜分的動蕩時期，生活艱苦，遠赴戰場盡管危險，卻可以賺到足夠的錢來維持他們的家庭生活。

最初，北洋政府不允許中國公民私自出境參戰的，所以最初在中國的招募只是在地方政府半官方半隱蔽的情況下進行的。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正式對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宣戰，因此勞工問題也開始受到官方的支持。

為了能夠適應歐洲北部的氣候和環境，英法兩國多從中國北方地區挑選勞工，主要集中在山東、河北、天津等地，大約有14萬年齡在20-35歲的中國男子被招募，僅英國就招募了約9.6萬人。這些華工們簽署了為期三年的非戰斗合同，雇傭方負責這些華工的日常生活，并提供服裝和醫療服務。這些勞工大多從事的基本上都是比較初級的體力勞動，比如以人力運輸、開挖戰壕等，但也有少數人能從事一些技術性工作，比如鉚接和發動機修理。

這些勞工每天工作10個小時，基本沒有休息日，每日工資比最低等級的士兵低，被視為廉價而且高效的勞動力，法國的新聞甚至說這些來自中國北方的勞工身強體壯，比越南的勞工更適應歐洲的環境。

據說，當時來到歐洲的勞工中很多人來自中國北方的偏遠地區，還保留著清朝的發飾，留著長辮子。他們入伍之后，被要求將辮子全部剪掉，每個人先是發放了一個印有編碼的手環作為勞工的憑證，后來則改為銅制的帽徽。這些人在英國被統一稱為中國勞工旅（Chinese Labour Corps，簡稱CLC），這個編碼也就成為了這群人特殊的番號。

利物浦的中國勞工

從清朝以來，利物浦就成了中英之間貿易的重要港口，這里甚至還有歐洲歷史上最早的華人街，那些來到利物浦的華工被編入了費爾法克斯（Bryan Clarke Fairfax）中校的利物浦軍隊（Liverpool Regiment）。

雖然這些華工并非開往前線的士兵，不屬于中國軍隊，在他們的勞務派遣合同中也并沒有參加戰爭的要求。但是，作為一只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負責補給、后勤和修筑軍事工事等方面的勞工隊伍，他們在正式啟程前往歐洲之前，都要在中國的威海衛進行統一的軍事訓練。威海衛雖然在山東境內，理論上卻是德國的勢力范圍，但英國長期以來占據威海衛地區，相當于在德國人的眼皮子底下輸送中國勞工到歐洲。

這些勞工在經過了軍事訓練，熟悉了嚴格的軍紀之后，就開始踏上了漫長的旅程。按照當時的航船路線，他們首先沿著中國的黃海、日本海邊緣進入加拿大，之后再從加拿大東邊乘船前往英國。整個行程大概需要三個月的時間，航船多數在英國的利物浦和樸茨茅斯靠岸，其中有些船只則從福克斯通繼續開往法國。

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遠洋航行似乎逐漸成為了一種新的旅游時尚，而在一百年前，如此長距離的航行卻是一場巨大的考驗。尤其是這些勞工在船上的待遇并不好，雖然英方提供飲食，卻很難得到更好的照顧。第一批中國勞工在1917年4月抵達利物浦，其中有些人在剛剛登岸不久就因為疾病、水土不服等原因去世了，有十幾人直到今天都被埋葬在利物浦和樸茨茅斯等地的公墓當中，大多數人的姓名和籍貫已經無從查考。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利物浦的中國勞工旅中還爆發了傳染病，有十多人得了腮腺炎，最終導致一百五十余人被隔離在安菲爾德地區的貝蒙特路軍事醫院（Belmont Road Military Hospital）中。因為這些勞工中沒有人真正會說英語，最多不過會說幾句打招呼的話，因此當時的中文翻譯不得不一直待在醫院里幫忙。雖然其中的大多數人脫離了危險，但還是有五位華工在利物浦去世，他們的五塊白色墓碑被安置在安菲爾德墓園東側的一處狹長地區，緊鄰著利物浦華人墓葬區。其中最后一位名叫呂鳳祥，卒于1918年8月9日，距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只有三個月了。

剩下的勞工每天要工作十個小時，而且基本上沒有休息日。他們的主要任務是修建公路和碼頭，幫助船塢制造廠裝配設備，有些被派往前線的勞工則負責挖掘戰壕等。每年的中國農歷新年，勞工們會得到批準休假一天進行慶祝，在當地華人團體和英國軍方的協助下，甚至還會舉行傳統的舞龍和其他民間藝術，為這支疲憊的勞工軍隊提供了難得的休息與娛樂。

華工在修鐵路

舞龍

福克斯通勞工營

除了利物浦之外，肯特郡東部的福克斯通也是重要的勞工和士兵中轉站，新兵從這里奔赴法國戰場，回國傷員也在這里中轉。因此，在一戰時期，這里共運送了士兵、勞工和后勤人員達到了1000萬人次，其中就有94000名中國勞工。

中國勞工旅在去西部前線之前，要乘船或火車聚集到中國東南沿海，然后穿越太平洋和大西洋到達英國利物浦或普利茅斯，之后會被安排在福克斯通的勞工集中營里。

福克斯通的勞工軍營是1917年4月在陸軍中校霍普利（F. Hopley）的指揮下，于櫻花大道（Cherry Garden Avenue）的城堡下建立的帳篷營地。這里受到嚴密的監控，未經許可不準以任何理由離開營地，華人勞工也不準同當地人接觸，因此當地居民幾乎不知道他們的存在。福克斯通的勞工營地只能容納大約2000人，包括中國人和被稱為“卡菲爾人”的南非黑人勞工。根據當時的記載，華人和黑人是分在兩個獨立區域居住的，在營地中還配備有醫院和廚房，至少生活上還有相對的保障。從1917年年中到1918年初，隨著一戰臨近結束，歐洲大陸對勞工的需求變得越來越迫切。為了應對越來越多到來的勞工，中國勞工旅在1917年夏天搭建了鋼筋混凝土結構的臨時營地。在中國營執勤的威廉·斯努克（William Snook）在日記中清楚地記錄，勞工們分批到達，每次3000人左右，在集中營過夜，然后第二天離開前往法國。這里不過是他們前往法國的一個中轉站。

除此之外，為了維持福克斯通的肖恩克利夫軍營（Shorncliffe Army Camp）的運轉，大約有2000名華工被留在這里從事體力勞動。一方面是在附近的軍事醫院工作，主要從事垃圾和幫助運送傷員，另一部分人則在碼頭裝卸貨物。在《西線戰場上的中國》一書中，邁克爾·薩莫基爾（Michael Summerskill）還提到個別中國勞工甚至還負責修復故障船只的引擎，這種技術性的工作在華人勞工中極為罕見。

據當地一位照相館經營者回憶說，那時候時常有華工拿著從珠寶店買來的座鐘來到照相館中拍照留念，而在座鐘的兩側往往都又掛上了各種鈴鐺。他們很多人都委托老板將照片寄回中國，給家人們分享自己在歐洲的生活。然而，目前還沒有類似照片重建天日，我們也希望以后能發現更多的實物，以便更完整地重建當時中國勞工在英國和法國的生活。

一戰勞工的歸宿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終于結束了，英國士兵們紛紛從歐洲大陸榮歸故里，而在歐洲的華工則被留了下來以打掃戰場，除了埋葬尸體之外，甚至還負責清除地雷等極具危險性的工作。相比較之下，進入法國的中國勞工生活相對輕松，他們大多數被安置到工廠中，可以接觸到當地人，后來中法之間的勤工儉學項目也是在一戰結束后，以中國勞工的既有模式延續下來的。有些華人甚至與當地人結婚生子，在戰爭之后也留在了法國。大約到1920年，大部分的華工才動身返回中國。法國出于對勞動力的需求，允許被招募的華工留在巴黎，這也是今天巴黎華人社區的起源。

在戰爭中遇難的華工人數并沒有準確的數據，每個國家的統計結果從2000人到上萬人不等。然而，他們中的大多數并不是死在戰爭之中，而是死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H1N1甲型流感）。直到2002年，為了紀念那些因戰火或疾病去世的中國勞工，法國北部濱海的努瓦耶爾（Noyelles-sur-Mer）修建了中國墓園，有800多名華工安息于此。此外，如今在法國和比利時的40多座陵園中埋有中國勞工的墓地，約有2000座墓碑。在英國共有19座華工墓，5座在利物浦安菲爾德公墓，6座在肖克里夫軍事公墓（Shorncliffe Military Cemetery），其余的在普利茅斯。墓碑上大多刻有中文墓志，如“流芳百世“、”至死忠誠“、”勇往直前“、”雖死猶生”等，這些在歐洲的華工墓由英聯邦戰爭墓地委員會專門負責清掃和維護。

一戰百年之后的今天，雖然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發展的兩大主題，但局部沖突仍然不斷，戰爭的威脅似乎也越來越明顯。那些曾經遠赴萬里之外的中國華工，背井離鄉討生活之際，也仍然為世界和平的早日實現做出了貢獻。那些已經被歷史淹沒的名字也許無法被喚起，但是對于和平的珍視和對戰爭的殘酷記憶，卻應當時刻給予我們警醒。

感謝福克斯通地方歷史學會（Folkestone & District Local History Society）、子午社項目主管彭文瀾女士等提供的信息和幫助，感謝李騰博士對本文的細心修改，感謝為守護和平而努力的人。

史料圖片來自the W J Hawkings Collection, 經由John de Lucy女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