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上海的五馬路是海派文化的原點，長時間被我們選擇性遺忘。李鴻章、康有為、孫中山曾駐足于此，胡適和陳獨秀在這里爭論主義，蘇曼殊來此尋找茶花女喜愛的玻璃紙糖……這個西人排列的五馬路，今天成了人們了解上海、研究近代上海文化流變的驛站，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

本文為《五馬路：從外灘到跑馬廳》一書摘選章節。

大師們的身影（河南中路—山東中路）

早期作為英租界通向老城廂的重要馬路河南中路，在后來租界日夜擴張的過程中，變成了一條租界比較特別的馬路。洋人們在路邊曾經設立過的拋球場，所謂的拋球場，從現在來認識，大概就是類似棒球的運動，有專家專門考察過。總之，這是中國居民從未見過的東西。又因為河南路直通老城廂的北門帶來的便捷，當時曾引來北門城內的大量居民駐足觀看。這些舊跡，應在廣東路的北面今天南京東路的附近，現在早已無從找尋。

對我們來說深夜跨過河南中路，因為車輛稀少，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但凡路畢竟有風險，特別是河南中路還曾經是一條界路，是一個坎；既然是一個坎，對某些人來說就存在跨得過、跨不過的嚴重問題了。

不幸的是，1914年，商務印書館創辦者夏粹芳，就被人暗殺在河南路商務印書館的門口，沒有能跨過這條坎。這位對中國文化現代化進程出過大力的執筆的文化人，終究抵不過傳說陳其美派來的手握鐵器的兇殺者，倒在了河南路上，即便當時上海最現代化的仁濟醫院近在咫尺，也沒能挽回他的生命。

“尋竊有殊功，不使精神隨物渦；捐軀付公論，獨留肝膽照人寰。”章太炎寫的挽聯已沒有人能記得了。最奇怪的是兩家的后人碰在一起后還議過這一段公案，沒有結論。

清末民初的一系列暗殺，開創了上海一個兇殺的時代，陶成章、宋教仁，包括陳其美，那些個風云人物，都先后倒在了槍口下，令人膽戰心驚，不忍回首。就連當時主管上海的鄭汝成，雙手沾滿了革命者鮮血的人，也非常諷刺地在外白渡橋上，斃命于革命黨人的槍口下。那一時期的上海，成了刺客們的樂園。

但是，生活還得繼續。

人們在這里尋到了自己的生意，久而久之，漸漸安定下來。把生意和生活捆綁在一起倒是一種不錯的選擇。棋盤街區域，洋涇浜味道十足的英文名字Ge Bae Ka，成了人們留戀的天堂。

在廣東路的南邊，依河南中路為軸，棋盤街分東西兩大塊，東邊的大約在20世紀初漸漸消失；河南中路以西的棋盤街，曾經幸運地被正式命名在一條上街沿只有一尺寬、僅能通行黃魚車的小馬路上，它大約又存在了近一個世紀，一直保留到20世紀的90年代，才在一輪舊區改造的過程中徹底從地圖上消亡。也有少數當地人，依廣東路為界，將棋盤街稱為南北兩片，但這種稱呼很少在正式地圖或書籍中得到支持。

在對馬路麗水臺的風光影響下，茶園、茶樓的風氣也“泛濫”到了廣東路的這一路段。光緒早年間，有廣東人設立“同芳居”的廣東茶肆，就坐落于五馬路的南側，與其他茶樓同而有異，是比較出彩的廣式茶樓，當時極受人們歡迎。廣東人在上海的歷史可圈可點，早年在老城廂里就到處可以見到他們結伙成隊做生意的身影，在上海近代著名的小刀會事件中，是主要的角色。租界中稍見起色，他們馬上見縫插針占有一席之地。他們與外國交往的歷史要比上海人更長久。據《淞南夢影錄》記載：廣東茶館，向開虹口。丙子春（1876），棋盤街北新開同芳茶居，樓雖不寬，飾以金碧，器皿咸備，兼賣茶食糖果。

“同芳居”茶樓的底層出售有廣東特色的糖果糕餅，茶座則有魚生粥、蒸熟粉面、蓮子羹、杏仁酥、蛋糕及叉燒或豆沙包子等廣式點心，任客選食，售價低廉；茶式則多種多樣，以烏龍最上品，深得食客的喜愛。“茶館精良算廣東”的竹枝詞道出了廣東茶樓彼時在人們心中的地位。

“同芳居”同時還出售一種放在扁扁玻璃瓶里色彩鮮艷的西式糖果，一粒粒晶瑩剔透，特別可愛。據說蘇曼殊大師特別鐘情于此物，每當光臨此間，除了品茶吃點心，童心未泯，都要買一點這種糖帶回家去，說是法國茶花女也愛吃這糖，可見其愛屋及烏的癡情一面。他一度嗜糖成癮，在他的日記中，多次見到其因吃得太多而胃疼的記錄。他在廣東路游來蕩去時還是一個文藝青年，心心念念地尋找自己理想中的茶花女。曼殊大師在“同芳居”吃茶時，可沒閑著。他在這里接觸到許多新的東西，也發表過獨特的見解來反映自己對一些新事物獨特見解。比如對于多才多藝的京劇演員馮子和在劇中自彈鋼琴并高唱外國歌《It’s a long way》，蘇曼殊撰文在肯定他唱功的同時，又內行地指出他唱得與《Meet in moon liglt》曲風太過相近，而實質上兩者是有區別的：一首是民歌，另一首是流行情歌。這種評價，無論從學術或藝術的角度來看，都是令人心服口服的。大師畢竟就是大師，上海文化的臺階就是在大師們的批評下，一步步地向上走高的。而大師之所以成為大師，自有高人在背后指點，曼殊大師自認的亦師亦友是陳獨秀。

“同芳居”和其他茶園一樣，在租界擴大、城市中心別移的過程中迷失，只是它比較幸運，一直等到民國時代。

廣東路南側最具特色的還是呢絨商店，不但廣東路沿街隔三差五有，南邊的小馬路金隆街、棋盤街，用鋪天蓋地形容絕不為過，這一狀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一輪新的城市改造過程中，才徹底退出人們的視線。后來一直在這里占有一角之地的是旗幟商店，直到現在老舊地方已經天翻地覆了，在河南中路的這一帶，還能看見它們守候的身影。

元利食品商店，始創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也是廣東潮州人開設在上海比較早期的店家。從年代上來分析，原來肯定在老城廂里。他家的食品以手工作坊式的制作，由馬、莊兩姓人所經營。1947年，元利產業易手，開設在廣東路295號，主要產品有老婆餅、冬瓜餅、椒鹽餅等數種。這些酥松的食品，不但年輕人喜歡，也同樣贏得老年人的青睞。最令食客喜歡的，是蔥餅。蔥餅又分脆蔥和軟蔥兩種，脆蔥餅牙健者食之香脆，軟蔥餅更適合老人，是元利的看家品種。

若干年后，元利食品商店搬遷到近廣東路的河南中路東側，也就是現在的威斯汀大酒店的現址正門。經過數度遷移，現在終于在金陵東路近浙江南路上安了新家。百年老店歷經磨難，能夠保留下來也是食客們的福氣。

而在過幾個門面的廣東路305號，曾是新加坡正興公司設在上海的采購站，正興公司在香港及南洋都設有分店，在上海采購后運至香港或新加坡再行轉發，是1949年前中國圖書海外發行的一個窗口。內地大小書局的圖書它都感興趣，年畫、連環畫等南洋一帶傳統喜愛的產品，最受青睞。

廣東路的這一塊現在已無任何商店和住家。那一處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變電站，毫無情感地占據在那里，在午夜時分低調而又堅決地拒絕一切回憶，讓人感覺一絲冷酷又無可奈何。這個巨大的嗡嗡作聲的怪物，沒有任何親切感。

廣東路近河南中路的這一頭，在東面古玩市場和北面書店文化的合力影響下，全國性的商號紛紛在這一帶設立分號，以榮寶齋、掃葉山房最為著名。掃葉山房19世紀80年代就在上海設店，“門面裝著長長的落地窗門，推門入內，當堂排列著幾張大書臺，臺上攤著石印的線裝書。兩旁是高高的櫥，放滿了石印、鉛印或木刻本線裝書”（俞子林《書林歲月》）。榮寶齋原來也在這里，據說1959年康生來過后，認為店堂太小。報上級后被安排到南京東路，它就是現在朵云軒的前生。

往昔舊的印跡從今天來看還存一點，除了河南路拓寬時有小部分拆除，整體上還是二三十年代的模樣。被拆除的那一塊有掃葉山房、廣益書局的舊址，還有與蘇曼殊有詩緣、文緣、畫緣、情緣的陳獨秀、胡適等人經常往來的亞東圖書館。

“仲甫，仲甫！”仿佛聽到胡適在招呼獨秀先生。

在這靜靜的夜里，飄蕩在空氣中的聲音，越加透明，更加真切。

胡適沒少在五馬路上奔波，除了同鄉汪孟鄒汪原放叔侄的亞東圖書館要讓他操心選題、出版事項外，早年，京戲茶園也是他經常出沒并放心于此間的佳處。《胡適日記》就有此記錄：

是夜，出門為意君購物。至和記，遇李南坡、鄭幼三諸人，坐談有間。出至麥家圈，天大雨，卒不及避，急由五馬路西行，欲至汪裕太避雨。途中雨益大，手中持物皆淋漓，遂入新天仙部小避。是夜本無心觀劇，俟雨稍止即出。至裕太，遇杰甫兄，談二時許。乃復至天仙，適仲實與魏叔明亦在，與仲實談甚久，劇未終，予先歸。

可見胡適在此熟門熟路，老熟客了。

廣東路那時的徽商還是極多的，結幫成團的安徽人有一種天生互助的本能。他們工作在這里，便將生活一體化在此地，妻子是生意的幫手，大一點的兒女則是搭手，幼小的兒女則花費幾個錢包個月，將他們安排在茶樓戲館，從小接受戲曲熏陶。幼年的胡適受益同鄉、族人幫助，也有在上海接受教育的那段歷史；名聲在外后，他對鄉人的幫助也是傾其所能。日記中的汪裕太，他熟如自家；現在尚存在海口路浙江中路的“程裕新茶葉店”，那時在廣東路也設分號，店的招牌就是胡適題的，與胡適也有很深的淵源。那段時間，和胡適一起在廣東路提攜他們的安徽同鄉，還有柏文蔚、陳獨秀等。柏文蔚貴為都督，卻放下身段交結于民間，令人感慨；陳獨秀更是出謀劃策，身臨其中。

亞東圖書館原來設址在福州路的惠福里，后轉遷棋盤街平和里、江西路福華里。遷來轉去，都在犄角旮旯弄堂里，從商業的角度來看，存有很大的問題，雖然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說法，但陳獨秀非常不滿意，他要求將書店開到熱鬧的地方去，要臨街。“到街上去！”陳獨秀對汪氏叔侄喊出了帶血的聲音。他站在更高的角度來看待問題，這哪里是在指點，簡直就是在發令。1919年，亞東圖書館終于如他所愿遷至廣東路街角店面。

新文化運動的兩位巨頭來此時，并不像曼珠大師那樣尚是文藝青年，而是意氣風發、指點江山、爭論主義、領導運動的主將。不久，他們發出的聲音，全中國人都在傾聽，非同小可。他們在廣東路時，已經貯備了爆發大風暴的全部能量。廣東路當時在整個知識界的影響力可想而知。

幫助無疑是互相的，他們為亞東圖書館帶來了聲譽，強者也同樣得到被幫助者經濟上的不吝支持。當胡適和陳獨秀資金短缺需要調頭寸的時候，亞東圖書館這個嚴格意義上的出版機構，就會及時預支給他們稿費。這種鄉誼關系一直保存著。胡適和陳獨秀等多數名流之間的爭論也從來不避汪氏叔侄，大多數情況就發生在店堂里，談話或激烈爭論，每次陳獨秀好像都有份，而且都是主角，正所謂名人自有名人的脾氣。但這絲毫不妨礙他們私人之間的情感。陳獨秀及他的兒子陳延年坐國民黨的牢時，汪氏叔侄星夜求救于朝中人胡適，胡適當仁不讓，施之援手。雖然胡適托人所非，反將陳延年的身份暴露，害了他的性命，但這總不是胡適的本意。

據亞東圖書館的掌門人回憶，亞東圖書館遷到五馬路以后，每星期六、星期日，陳獨秀的兒子陳喬年必來，他也學著站柜臺，做拿書、算賬、開發票、打郵包、打大書包等一些店中雜事，在店中是個人見人愛的年輕人。大家包括喬年自己大概也沒有想到，幾年后，為了堅持信念理想，會遭到殘酷致命的厄運。

五四健將在這里的思想碰撞，更堅定、完善了各自的思想體系，為他們思想上、行動上徹底分道揚鑣作好了各自準備。這也同樣出人意料。

在亞東圖書館，通過胡適的熱情介紹，二十五六歲的徐志摩第一次認識了陳獨秀。陳獨秀身穿黃顏色的西服，里面是條子絨線背心，戴著一個帽檐下卷的帽子，據志摩描寫像捕房的三等偵探，也就是上海灘的一個“小抖亂”腔調，與志摩想象中的形象大相徑庭，令他大為驚異。可能也是陳獨秀自我保護的結果。徐志摩在《西湖記》中寫道：

彼坐我對面，我諦視其貌，發甚高，幾在頂中，前額似斜坡，尤異者則其鼻梁之峻直，歧如眉脊，線條分明，若近代表現派仿非洲藝術所雕銅像，異相也。

而這個異相的人，已經指揮過了五四運動，并且當時成為一個新興政黨的總書記，如日中天。

河南中路廣東路的那個轉角，為什么被人們看得這么重？河南中路作為界路的歷史自然是原因之一；亞東圖書館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重鎮，適應宣傳的需要設立在此，是陳獨秀的眼光；因為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都設在附近，也是重要因素。推及至19世紀下半葉，當時領導娛樂界的明星——花界的鶯燕們，更是喜歡寶馬香車招搖鬧市，廣東路的戲園她們絕對是常客，這里是她們最熟悉的場所。從這里馬車一直要駛到大新街，也就是現在的湖北路，然后右拐，路過丹桂戲園，才向四馬路左拐西去。也就是說，非得在廣東路這時尚的地方逛一圈，這趟時尚之旅才算完美。

廣東路那時絕對是風尚的發源地。

往西的286弄和300弄，是老上海著名的弄堂。現在300弄的弄楣上，騰空掛著“昭通小區”的牌子，里面有它本來的名字“公順里 一九五三年”幾個字，仿佛給人一個印象，公順里是1953年造的。其實，在1876年出版的《滬游雜記》上就出現過這個名字。公順里在初早有一家杭州人開的客棧老椿記，廣告上寫的是英租界寶善街88號。莫非這個寶善街88號，就對應今天的廣東路300號？熟悉老上海歷史的人都知道，19、20世紀之交出版的許多海派小說上，都有公順里的大名出現。1910年它又被重建，屬早期石庫門里弄民居。早期公順里是有名的風月弄，文人雅士、官僚商客無不紛至沓來，在紅粉香窩中醉眠不醒，不知今夕何年何時。軟性小說家筆端的重要場景，小報新聞的固定專欄，都離不開它。1953年，這一場所進行了一次大修，結構上的改動不是很大，原有的木曬臺改為鋼筋混凝土曬臺，其余為一般修理。該處三開間、雙開間房屋的平面布局與同類型其他房屋相似，僅弄內17號一幢為利用土地，改建成東西向前后二進的石庫門里弄房屋。單開間房屋經過拆改大部分無附屋，廚房做在正屋的底層，這是與一般單開間不同的地方。

半夜入弄，民居都熄燈了，黑暗中有一點別樣的聲音，使人心里打鼓，好在弄堂不算太窄。出來才感到和一般上海弄堂不同。上海的弄堂四通八達，而此弄一圈繞下來進口就是出口。為什么會如此？聽說只有弄底人家才有小門通向昭通路（原交通路）。真是神秘。

借著路燈的微光，在“昭通小區”的牌子后，真的看到了“公順里一九五三年”字樣，字是從右到左安排，上面還有五角星圖案。遙想那個年代，公順里的名聲確實不怎么樣，是否希望通過這樣一弄，表達斷前新生、革新洗面的心情？

對公順里，學界產生了極大的研究興趣，也帶來了莫大的爭論。它到底是什么年代的建筑？它的名字據說19世紀50年代就有出現，問題是現在的它是那時的產物嗎？一種有趣的猜想說弄楣的“1953”是筆誤，應當是“1853”，這近乎有點搞笑。王韜當時住在附近的墨海書館，他在日記中屢次將其居住的這一帶稱為北郊，稱之田園風景，偶有新屋落成。當時如果有公順里這樣大片的石庫門，絕不會出此言，而且那時石庫門尚未出現呢！

雖然如是，公順里石庫門的特殊形制，在上海現存石庫門中還應該以前輩視之。支持它為20世紀初建成的觀點。只是上海關注它的人絕少，流行界議起石庫門，言必稱田子坊、步高里，甚至新天地，多時尚之地。也許也慶幸這樣，公順里在城市建筑大變樣的今天，尚能偏于一角得以保存，實在是萬幸。

306號現在是一家叫維拉斯的賓館，五層樓高的小店有種歐洲的親切感，可惜的是它已被改建，原來的大門砌了墻，將308號先前冠生園的門面作為進出的大門，310號作為附門，而312號原來的木工間，現在是專賣小學生讀物的門市部。這棟樓照現在保護建筑銘牌上敘述，為30年代建筑。樓房本身是商務印書館的棧房，50年代商務館奉最高層命令北遷，這一物產由上海新華書店接管。新華書店把底層內部用作食堂，二樓保留磨石子大廳為文藝活動場所，三樓作為職工幼兒園。80年代流行開門店時，將原來308號冠生園的門面，設為特價書門店，像徐遲的《人海巴黎》、黃永玉的《太陽下的風景》都能在這里購到，一時店堂內人滿為患；以后改造為有聲讀物門店，門前也是車水馬龍。

除此之外有三個單位也在這里辦過公：上海音像公司、書訊報社和上海新華書店的職工技術學校。上海音像公司后來發展成上海音像出版公司，在全國都有一定的知名度。《書訊報》原來附屬于上海新華書店，發展壯大以后叫新書目，由市新聞出版局直接主管。上海新華書店的職工技術學校現在已離開了此地。福州路上海書城80年代的籌建處也曾設在此處。

往前是322弄的榮吉里，有東西、南北兩條弄堂這也是一種特色。丁字形的兩條弄堂用同名，在上海還是少見。最著名的117號雙鳳園浴室是在322弄底東西向的榮吉里。公共浴室在上海始興于晚清，雙鳳園浴室雖然不是第一家，但也是少有的在19世紀就開辦的先驅。1910年，主管者曾不惜巨資，從國外引進一流的洗浴設備，浴客可方便自如地按需調節水溫，在當時獨樹一幟。公共浴室古羅馬時代在歐洲早已流行，是城市文明的一個有機部分。上海開埠以后，公共浴室等文明衛生設施就被及時引入租界，當時南京路北有條弄堂叫作盆湯弄，就是以行業得名，這條弄堂至今還存在呢。廣東路上比雙鳳園浴室早的還有數家，競爭也比較激烈，時至20世紀八九十年代，整個廣東路仍然有好幾家浴室存在。

榮吉里和山東路上的中保坊一樣，給人更多的印象是小型出版機構多如牛毛，雖然都稱不上著名，但出版的書籍有些還是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像瞿秋白的《高爾基創作選集》、樓適夷翻譯的法國艾克脫·馬洛的《海上兒女》等，都出自榮吉里。秋白不但是政治高人，更是文化人，難得在廣東路留下了人生足跡。適夷曾是太陽社前輩，“左聯”成員，1949年后身為文化高層人士，也是跨世紀的壽星，想必也忘不了在廣東路的那段出版歲月。

榮吉里322弄弄口邊的324號，過去是專制印泥的璧壽軒。璧壽軒主人叫徐寒光，善治印、作畫，精通印章買賣與收藏，更是制印泥的高手，據說其所制印泥之價勝過黃金。這樣價值觀對于一般人來說，簡直是天方夜譚。“文化大革命”后，有人從美國帶回一批三四十方名家印章在上海拍賣，其中有吳昌碩的作品，1897年所作“一邊樓詩書碑帖印”，平頭青田章，另有1904年所作“洞天長壽”，雙龍瑞云鈕青田章，兩章邊款竟然都有徐寒光的跋文，前者刻有“廿九年（1940）三月璧壽軒主寒光得于海上”，后者刻有“曾經寒光珍玩璧壽軒”。可見徐寒光的眼光老辣，收藏功力深厚。像璧壽軒這樣散落在廣東路古玩市場周圍的店齋絕非少數。以其微小，或難以輩輩相傳，失之記錄者十有其九，加之一段時期貶之玩物喪志，即便后繼有人，也不敢再造次。但冷不丁冒出來它的凄美的故事和流淌在轉世品中偶然的痕跡，使人感動，撥動到心中最遠的那根弦。

老去的磚木結構房子，一扇扇斑駁陳舊朱漆木門在眼前默默而過，不堪入眼，挑不起你一丁點再回首的欲望。但它會用年代的痕跡，用它的滄桑，用它的裂痕，還給你以它的溫暖故事，令人油然起敬，永遠緬懷。

老建筑永遠留存著別樣的委婉的故事，等待著我們靜下心來，輕輕地摩挲，慢慢地品味，直到我們也慢慢變老。

仲甫、曼殊、適之、志摩、秋白、適夷……你們的身影一輪一輪地在五馬路上轉動，轉動過我們的身體，也轉動著我們的魂靈。這里還留存過你們青春的氣息和體溫，我們在這里，尚能與你們共同呼、共同吸，雖然時隔有年，但卻是真實的，并且是如此真實啊！

摘自《五馬路：從外灘到跑馬廳》，上海大學出版社2018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