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的女性比例逐年上升。越來越多的新生代女性農民工從鄉村涌入城市，成為城市日常生活場景中不可或缺的一員：美發店發型助理、發型師，美容店技師，商場售貨員，超市促銷員、收銀員，餐館服務員，奶茶店店員，食堂服務人員，工廠女工，保姆……她們外表稚嫩卻又帶著城市同齡人所沒有的疲憊感，她們喜歡城市人的打扮卻依舊能通過衣著被識別其外來的身份，她們過早地卷入城市經濟鏈條中充當一枚不起眼的螺絲釘。她們在“城”“鄉”之間打工、戀愛、結婚、生子、再打工，盡管在教育程度、價值觀、職業選擇、性別定位、城市融入等方面都與其母輩不同，但同樣作為“女性”、作為“農民工”，她們依舊在城市生活中承受著來自階層和性別的雙重壓力。

從鄉村遷移到城市后，她們獲得了自己的新身份——“新生代女性農民工”。與此同時，她們逐漸主動或被動地完成了一系列傳播行為，包括媒介內容接觸、傳播工具使用、城市人際傳播等方面。通過這些傳播實踐，她們扮演“女兒”“女朋友”“妻子”“母親”“女性勞動者”“女性消費者”及“女性自我”等女性角色，逐漸形成了去鄉村化的性別氣質，形成了帶有反抗傳統父權規范色彩又融入一定現代性的女性意識，并以此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完成城市適應。因此，我們有必要從新生代女性農民的性別認同與文化表征等角度切入，分析其多層次、多角色，貫穿反抗、協商、模仿、認同等態度與行為的傳播實踐過程，并探討新生代女性農民工在多元傳播實踐中完成性別認同建構的傳播語境與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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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性別是一種觀念文化，它反映的是關于男女角色分工、精神氣質、行為方式等方面的一整套社會觀念和意識形態，而性別認同正是作為社會主體的人對社會性別的認同過程。新生代女性農民工的性別認同建構過程則是指她們根據社會性別規范來認知、調整自己的性別觀念，實施符合女性性別期待的一系列行為，并在此期間形成對女性性別形象的感知，形成對性別地位、性別分工、性別角色的理解與評價。

特別重要的是，新生代女性農民工在性別認同的構建過程中伴隨著一系列具有傳播意味的社會實踐：她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傳統父權規范下代際傳播的影響，但在城市體驗中形成反抗和消解的態度；她們面臨著男權社會分工下的性別藩籬，卻在人際和組織內的傳播實踐中掙扎與協商；伴隨著大眾傳播的強勢影響，她們受到滲透的消費主義的侵蝕與誘導；在建構女性“自我”的同時，她們又與他人進行傳播互動，以便尋找社會話語支持，完成社會性別認同中的自我確認。

抗爭與消解：傳統父權規范下的代際傳播

在傳統社會中，中國女性的命運往往受到父權制壓迫和抉擇。而傳統家庭關系也是按照男性中心建立和發展起來，因此在最原始的農村社會，土地所有權、家庭經濟權等核心權力均掌握在“父親”或“丈夫”手中，女性是“附屬的”“隨從的”。隨著農村勞動力大量遷入城市，農民工群體發展壯大，在老一輩農民工群體中，傳統的父權觀念根深蒂固，直到新生代農民工出現，傳統的父權才面臨挑戰與反抗，但傳統被解構的過程必然伴隨長期而反復的抗爭。就目前而言，新生代女性農民工仍面臨一定的來自父權社會的統治與影響。如在南京某美甲店做美甲師的小劉說自己家里還是有“重男輕女”的思想，更稱其為“根深蒂固的農村人的想法”。前文中提及的奶茶店店員小蔡的父親的觀點“女孩子還是回家鄉找個安穩的工作”“希望我能找當地的對象”也都是傳統父權文化的體現。

重男輕女，我們那多少都有一點，是根深蒂固的農村人的想法。我有一個姐姐，一個弟弟。聽我媽講，生我的時候要躲起來，躲得可辛苦了，生我弟弟的時候都不躲了，罰就罰。老一輩都喜歡多多益善，而且更想要個兒子吧。（小劉，女，來自江蘇連云港）

我爸說，我現在23歲了，在我老家，這年紀基本上都已經結婚了，留在上海也不是長久的辦法，我也買不起房子，他覺得女孩子還是回家鄉找個安穩的工作，而且一個女孩子自己在外面他也不放心，希望我能找當地的對象。（小蔡，女，來自甘肅）

在父權文化影響下的鄉村家庭中，女性無論未婚或已婚，無論留在鄉村還是外出打工，她們都為了逃離或反抗傳統性別角色而做出各種抗爭。這是女性對父權制文化的抗爭，也是現代獨立個體對傳統性別觀念的抗爭。對于新生代女性農民工而言，她們在城市中的傳播實踐促使其現代女性意識萌芽，而這與父權制關系中的女性范本南轅北轍，因此她們與父權文化之間形成鮮明的對抗效應。

前文中的小燕24歲，未戀未婚，作為家里的長女，父親對其婚戀狀況甚為擔憂，并對女兒的婚戀觀提出要求，“趕緊相親”，“找個老家的”，而小燕認為“如果找個家里邊的，又沒有共同語言，我覺得很土”。她對于父權制的反抗是直接而明顯的，比如跟父母吵架、拒絕相親等。顯然，周圍的環境影響了她。“我們這邊都是單身貴族，挺好的”，她自己也認為，“環境不一樣，想法也不一樣”。因此處于城市環境下的她對父權文化采取了反抗行為，并從內心深處解構了父權規范的代際傳播。

新生代女性農民工對傳統父權規范的消解與反抗突出地表現在婚戀問題上，爭取婚戀自主權是她們反抗父權文化的最有力的行為。與小燕一樣，在上海某商場擔任護膚品柜員的小陳也拒絕了父母安排的相親，她還強調了女性經濟獨立對于婚姻的重要性，以此重新定義了家庭關系中的性別角色。

現在的婚姻，不管是男方還是女方都要獨立，特別是在經濟上要獨立。一旦你在經濟上依賴于一方，那你在家里必然沒有自主權，其他方面都要讓步，男人要是在外面惹是生非你也沒有辦法。所以，女人要想有幸福的生活，必須在經濟上取得獨立。所以我現在不急著找對象，也不急著結婚，先好好工作，等自己的事業穩定下來再說。我爸媽也催過我，也給我找人相過親，可我總是不太滿意。（小陳，女，來自安徽）

由此可見，新生代女性農民工的城市體驗和打工經歷讓她們更易和更愿意接觸并接受現代性別觀念。相對于老一輩女性及同齡農村女性，她們更傾向于晚婚晚育及婚后的家庭平等分工。

對父權代際影響的抗爭消解不僅體現在未婚的新生代女性農民工身上，同樣也部分表現于已婚者的經歷中。在現實經濟條件、醫療制度和戶籍制度的限制下，部分新生代女性農民工會選擇回鄉結婚生子，但當孩子大一點時，她們依舊會選擇外出打工，升級為“母親”的她們或者將孩子留在老家，通過傳播工具履行母職，或者將孩子帶到城市，她們邊工作邊照顧孩子，傳統的“結婚后要在家照顧孩子”的父權觀念被消解、被顛覆。當然，我們也需要留意，在她們的家庭結構和婚姻關系中，丈夫/父親依舊保持了男性優勢地位，她們作為女性被置于次要者地位，但同時她們也因此得到了“父權制家庭的庇護”。從這個意義上講，她們在現實迫使下還是部分面臨了父權傳統規范的要求，而這正是她們作為女性需要長期與父權抗爭的現實矛盾。但不可否認，對多數新生代女性農民工而言，她們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或反抗了傳統父權規范下的代際影響，她們正努力嘗試打破其性別認同建構面臨的第一道“門檻”——傳統代際秩序，向新型“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代際平等”的現代家庭關系邁進。

想象與模仿：大眾媒介控制下的身體消費

對于進入城市消費領域的新生代女性農民工而言，消費不僅僅是簡單的生活支出，更成為一種建構女性性別、獲得社會認可的最佳捷徑，她們被大眾媒介帶來的身體消費觀念深深影響，通過大眾媒介展示的消費奇景想象和模仿著女性性別形象，并試圖通過消費行為改造和重塑自己的女性外貌，以符合城市社會對于女性的“她者期待”。

首先，新生代女性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中難免遭遇身份認同障礙和社會歸屬感的缺失，而面對這些問題最簡單直接的途徑就是將大眾媒介中的城市消費生活作為想象的參照物，形成想象的認同，并尋找到模仿的樣本，以縮小她們與城市居民的社會距離和與城市女性的區別。反觀之，消費主義的確非常擅長并習慣于利用大眾媒介賦予商品豐富的想象內涵，與性別形象相互照應，從而為新生代女性農民工制造出可直接感知和想象的性別形象，得到該群體的認同與模仿。

上海某商場奢侈品柜臺店員Carol起初對女營業員這一職位的想象正來自大眾媒介中電影和廣告塑造的女性形象。在訪談中，她所提及的關鍵詞不乏“好看的妝”“職業的衣服”“高跟鞋”“化妝品”等，而這些都與“消費”有著緊密的聯系。

當時對這個職業（營業員）的幻想是像空姐一樣漂亮，可能是因為看到一些廣告、電影、海報之類的，感覺賣化妝品、珠寶首飾這些的人都會打扮得很漂亮。就像那個電影《春嬌與志明》里楊千嬅的角色，就是化妝品專柜的營業員，她們每天都化著好看的妝，穿著很職業的衣服和高跟鞋，面對著好多化妝品。所以有客戶讓我當營業員，我就放棄了理發店的工作。（Carol，女，來自江蘇鹽城）

如前文所述，新生代女性農民工試圖通過模仿媒介內容重新塑造自己的女性形象，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消費文化滲透其中，新生代女性農民工的性別建構更多地通過其消費觀體現，也表現于她們實際的消費行為中：她們通過實踐消費行為進一步確認自己的性別特征并試圖獲得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在城市傳播環境中改變其原有的性別印象，形成趨向城市化的女性氣質。

有調查顯示,“打工妹對于有助于改變其外表與身體形象的消費品( 例如衣服和化妝品) 格外重視”。我們的訪談也佐證了這一點。如前文中的被訪者小吳（商場專柜店員）會考慮“買品牌的衣服”，小張（美容店按摩師）談到“平時發工資都會買些衣服、化妝品”，Carol說自己“偶爾會買名牌”，對于她們而言，穿衣打扮是她們塑造自我女性形象的重要步驟，也是她們擺脫農村身份、融入城市生活的外在表現。

新生代女性農民工的性別認同轉變根植于大眾傳播的影響和消費主義的實踐，是一個取決于消費行為、表現于外在形象的現代化過程。大眾傳播給予她們對性別的想象空間，消費主義為她們提供嘗試性別改造的現實機會。她們在此過程中逐漸萌發身體消費的欲望，形成對城市女性外在裝扮與生活方式的想象與模仿。

但新生代女性農民工不得不面對現實經濟條件的限制，她們在城市的經濟地位仍處于中下層，因此她們雖多數擁有“身體消費” 的欲望，但其消費行為仍趨于理性。經濟收入、日常生活程式與社會關系網絡等結構性因素制約著打工妹的消費行為。如南京某餐館服務員小靜的觀點，“雖然想學時尚雜志打扮自己，但因為平時基本都穿工作服，所以就省下買衣服的錢了”；再如商場專柜店員吳某的觀點，“雖然我覺得大品牌的衣服好看，但太貴的話也不會買”，其消費行為并非完全被動地受到影響。

雖然想學時尚雜志打扮自己，但因為平時基本都穿工作服，所以就省下買衣服的錢了。我們上班的地方就在萊迪廣場，周圍就是逛街的地方，我們有時候也會在下班時間去逛逛，看到好看合適的才買，畢竟本來掙的錢也不是很多，現在衣服都很貴的。（小靜，女，來自安徽）

來店里的客人很多都會買幾千塊錢的衣服，一線品牌幾萬塊錢都有人買。人家有錢，沒辦法，家里條件又好，不像我們外地的。你看我上個月工資是2000塊錢，小孩又來了，每個月又要買菜又要買零食的，再給小孩買幾件衣服，根本就余不下錢。盡管我也覺得大品牌的衣服確實好看，但我們買不起。（小吳，女，來自浙江）

有學者將新生代女性農民工的消費特征概括為“兩棲消費”，她們不能在消費的各個層面完全達到城市消費水準，因此她們選擇性地在身體形象的消費上模仿城里人，因而擠壓其他方面的消費支出，以達到在保持外在“城市化”女性特征的前提下收支平衡。

實際上，在我們的調查過程中，我們還是基本能夠通過外在形象特征分辨出新生代女性農民工的身份，這主要是因為她們的經濟收入與消費能力并未與大眾傳播影響下商業主義的倡導完美接軌，她們也因此避免掉入身體消費陷阱的危險。當然，她們與其母輩及女性農民的女性形象已經出現明顯差異，她們會關注時下流行的服飾與妝容，她們會主動模仿熒屏中“美麗”“漂亮”的女性角色，她們在大眾傳播和商業主義的引導和影響下脫離了鄉土氣息，形成更具城市化、現代化意味的性別形象，在其經濟收入限制、城市化審美取向影響、現代商業主義侵蝕的多重背景下建構特殊的女性性別認同。

協商與認同：人際互動過程中的自我確認

新生代女性農民工由于二元城鄉體制和戶籍制度等原因經常面臨“侵權”或“無權”狀態。對此，她們在人際互動過程中進行了積極的自我確認，建構了頗具現代性和獨立性的女性性別認同。“互動”與“參與”是新生代女性農民工自我賦權的主要形式。她們認知并對周圍的傳播環境進行合理、客觀的分析，她們與周圍其他個體進行人際傳播與互動，她們參與城市勞動生產和消費活動，并積極發展獨立的主體意識和自我能力。這樣的自我確認過程可以看作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自我實現”的層面，也可以看作她們以主體身份進行自我書寫。新生代女性農民工性別認同建構的最后一個環節是她們作為女性對自我的理解與表達，是她們對于自己性別地位的修復與確認。

前文中反復提到的小燕作為美發店唯一的女發型師在“戀愛經歷”“工作經歷”中形成自己的女性主體身份，并通過“周圍的朋友圈子”進行人際互動，得到他人的支持與認同。小燕所謂的“周圍的朋友圈子”指的就是她所在美發店的人際圈。店里員工一共有10位（7男3女），基本以安徽人為主，其他兩名女性分別為小燕的親妹妹（小月）和表妹，她們都是級別較低的發型助理，小燕是店里唯一的女性高級發型師。她所在的群體傳播網絡是由地緣關系（安徽老鄉）和親緣關系（姐妹）轉變為業緣關系（美發店同事），而她所得到的社會話語支持也來自她的群體傳播，如妹妹以她為職業榜樣，男同事認同她的專業技能和穿著品位，她也進而在未來的婚戀關系中形成自我確認，建構自己“獨立女性”的性別定位。

有的人說女孩子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我覺得要看每個人對以后的路是怎么想的。我自己覺得我要獨立。女人嘛，做家務從古代開始就是女性最應該做的事情。但現代社會不一樣了，合理分配，或者說夫妻倆是公平的，這樣比較好。具體還要看你的職業是什么、你的工作時間和在家的時間，或者我們生活在什么樣的城市，做什么樣的事情……應該說我的想法也是通過自己的戀愛經歷、工作經歷形成的，與周圍的朋友圈子的影響也有關系，他們也比較贊同我的觀點。（小燕，女，來自安徽）

新生代女性農民工進行人際互動的第二類主要群體來自她們日常接觸的城市女性，如前文中提及的在南京某養生會所擔任纖體養生技師的婷婷經常跟女性客戶（尤以“女強人”“富太太”為主）聊到家庭等話題。通過對女性客戶的描摹與感慨，婷婷了解到經濟條件較好的城市女性的幸福與不幸福。對此，婷婷的理解是，“每個人要求的生活方式不同，有些人就是追求物質和金錢，有些人就喜歡平淡”。新生代女性農民工的自我賦權表現在人際關系層面就是能夠更好地理解他人，更客觀地評價其互動對象（尤其是都市女性），學會包容與接納。例如，婷婷也會對自我生活方式進行展望與評價，認為自己“收入也會不錯”“現在的生活蠻好的”。實際上，新生代女性農民工的自我賦權表現在自我層面更多的是發展個人主體性和對生活的掌控能力。對未來生活和城市融入擁有正確的認知和態度則是其自我認同的較高境界。

一般我給她們（客戶）做護理的時候，就會聊到家庭，她們會說到一些她們家里的事情。她們的家庭有幸福的也有不幸福的，有那種事業上的女強人，還有些就是富太太之類的……雖然說在客戶中也有一些讓我很羨慕的年輕的女的，她們好像是很有錢啊，生活也很浪費，開好車，住大房子。但是個人想法不一樣吧，我目前還沒那個水平，但是再過幾年我慢慢做收入也會不錯，我覺得現在的生活蠻好的。（婷婷，女，來自甘肅）

新生代女性農民工還會與基于工作關系的上級以及基于家庭關系的長輩進行互動傳播。盡管我們強調父權和男權對新生代女性農民工的性別壓力，但她們通過人際互動與抗爭，也會得到某些來自男性的話語支持。如前文中的商場專柜店員小陳在上海已經生活了快七年，她高中畢業之后就跟著父母來到上海打工，經人介紹到一家服裝店做店員賣衣服，后來換了幾份工作，不過一直都是做店員賣商品。后來，她在護膚品店當店員，她通過認真工作和努力學習得到老板的照顧和父親的認可，因此她要獨立開店的想法也得到兩方的贊同與支持。

關于以后的人生規劃，我決定先在這邊的店里干著。老板是男的，他人挺好的，對我也挺照顧的，我就想著跟老板學怎么開店，將來有錢了自己也開一家店。我已經通過自己的摸索、學習了解了很多，和總店的人也混熟了，就等著在這邊干活攢錢，等有了錢，我也會自己開店。我爸爸也慢慢認可我開店的想法，覺得我長大了有自己的規劃了。（小陳，女，來自安徽）

另外，隨著各種志愿者團體和社工組織陸續關注到新生代女性農民工群體，她們的自我確認之路得到了更多的外力支持，例如社區社工的幫助與推動。南京協作者社工小芳提到新生代女性農民工會參與他們組織的“親子交流活動”以及“家庭教育培訓”“法律培訓”等，從而利用其他社會力量的助推作用進一步實現自我賦權。

我們的社工會定期開展女性農民工親子的交流活動，還會開展一些相關的培訓，關于家庭教育方面、法律方面等。這樣的話可以讓家長自身的能力有一些提升。尤其是對于新生代女性農民工，她們還很年輕，當媽媽還是會有些力不從心。舉辦這類親子的活動，她們還是很積極的，她們也可以在這認識其他從外地來打工的年輕媽媽，她們中有些還加入了我們志愿者的行列。（小芳，“南京協作者”社工）

由于面臨性別、戶籍和階層的多重障礙，新生代女性農民工在進行角色扮演時也會面臨棘手的問題。2012年暑假，當課題組成員參加南京協作者針對流動兒童組織的“陽光成長夏令營”開幕式時，6歲流動兒童小強突然在開幕式現場大吵大鬧。小強的媽媽顯得手足無措，她拎起兒子拖到門外就開始打罵，協作者社工急忙制止并安撫小強的情緒。事后，我們訪談了小強的媽媽，這位30歲的母親表示“孩子太調皮，不懂得怎么管教”。顯然，她對于母親角色的扮演有些“力不從心”，事后社工組織的幫助讓她找到了社會支持，通過參與南京協作者組織的親子活動等，她對于自己母親身份的認同更加積極。當我們在2012年年底再見到她時，她更加自信地處理自己的工作與撫養兒子的職責，在社會話語支持下逐步漸進式進行了自我認知與角色定位。

由此可見，新生代女性農民工在地域遷移后，通過各種多元而豐富的傳播實踐建構了其在城市社會的性別認同。雖然這種認同建構的過程充滿抗爭、妥協、博弈與矛盾，但她們積極參與大眾傳播、代際傳播、人際傳播，解構傳統的父權規范，抗爭著都市男性霸權，落實著“時髦”的消費觀念，不斷尋找新一輪的自我發現。至少，她們主動建構了城市化、現代性的女性性別認同，表現出努力融入城市生活的積極態度。

《進城：傳播學視野下的新生代農民工》，鄭欣 等/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7月。

（本文選摘自《進城：傳播學視野下的新生代農民工》第12章“媒介重構：新生代女性農民工的性別認同”，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