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1月23日《北京日報》報道，在今年的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提到一起利用微信等社交軟件工作牽出的“隱形加班”案件。案情顯示，李某所主張的加班內容系其下班后，在微信或者釘釘等軟件中與客戶或者同事進行溝通交流付出的勞動。法院審理后認為，李某工作內容具有周期性和固定性的特點，有別于臨時性、偶發性的一般溝通，應當認定構成加班，據此判決其所在公司向其支付加班費3萬元。

這一案例，并非首次進入公眾視野。此前該案就曾轟動一時，如今被寫入地方法院工作報告再度引發熱議，主要與地方司法機關的以案說法和社會現實有關。個案判決及其背后的論說，是實現規則具象化、提高法律介入力的重要路徑之一。法律系統發揮社會調適功能，往往也是一個從特殊到一般的過程。

上述“隱形加班”問題的案件，固然是個案，有其特殊性，但這并不影響人們從中總結和提取一些有現實針對性、有普遍意義和價值的內容。此案之所以備受業界、學界和網絡輿論場的關注，很大程度是因其堪稱“能動司法”的典型樣本——對于客觀存在而法未提及的“隱形加班”現象，審判機關沒有回避，也沒有采取曲線策略“轉換矛盾”，而是透過現象看本質，直指核心、開宗明義，充分體現出依法保障勞動者權益的專業擔當。

該案判決提出以“提供工作實質性”原則和“占用時間明顯性”原則作為對“隱形加班”問題的認定標準。其意義在于——其一，在司法視域內，承認了“隱形加班”的存在；其二，在方法論層面，為相對準確、便利、高效地鑒別“隱形加班”提供了參考。以往，“隱形加班”更多的是一個輿論話題、社會學課題，但是本案的審理、判決和傳播，使其距離成為法律概念前進了一大步。

誠然，我國是成文法國家，沒有“判例”這個法律淵源，處理個案時依然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但這并不妨礙此案成為有深遠影響力的案例或者說標志性案例。事實上，最近一段時間，在一些涉及“隱形加班”的民事訴訟、勞動仲裁中，不少職能部門都援引了上述案件中總結的一些認定標準，讓勞動者的付出得到了更科學、充分的“計算”，權益得到了更公平的對待，保障勞動者的“離線休息權”也進一步由虛向實。

可以預見，在現有社會運行秩序里，基層司法機關、司法實踐對“隱形加班”的介入，注定是漸進的、有限的。從個案的判決到大眾所期待的明確的法律規定，必然還有一段不短的路——以法治力量撬動“隱形加班”治理，立法、司法機關仍要接續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