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上海的五馬路是海派文化的原點，長時間被我們選擇性遺忘。李鴻章、康有為、孫中山曾駐足于此，胡適和陳獨秀在這里爭論主義，蘇曼殊來此尋找茶花女喜愛的玻璃紙糖……這個西人排列的五馬路，今天成了人們了解上海、研究近代上海文化流變的驛站，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

本文為《五馬路：從外灘到跑馬廳》一書摘選章節，講述外灘別具一格的建筑，以及在這里工作的買辦悠然愉悅的午后時光。原題為《外灘：“買辦的下午茶”》。

（中山東一路—四川中路）外灘的老洋行一幢接著一幢，沒有多少人知道它們中的哪一處是五馬路；就像沒有多少人知道五馬路就是現在的廣東路；就像從時尚的浦東來看百年外灘，老的散發著歷史韻味的西式建筑連成一排，在外灘4號和5號樓之間，仿佛沒有任何間隔一樣。眼見為實，但并不屬實。

如果從外灘1號亞細亞火油大樓的地面向北前行，經過有篷頂的特色建筑1910年的上海總會——或許更正確的名字叫上海英國總會，再經過一棟厚重的石基建筑，會有一條小馬路呈現在面前。而這幢建筑也在這里拐了個彎，向暗黑色的小路延伸下去。

路口豎立的路牌上，標著“廣東路”三個字。這個路名，至今已有150多年的歷史。

廣東路現在是一條由西向東的汽車單行道，一入夜，路兩旁停滿了各種式樣的小車。時不時地冒出幾輛品牌不凡的小車，也會撩撥起人們的好奇心。

這條小路定然隱藏著什么。每當經過此地，有一點歷史情懷的人心中有種莫名的沖動：去探個究竟。

路旁默不作聲的建筑，感覺上也同樣在回應人們某種神秘的期盼。

被稱為外灘4號的建筑在拐彎處設了一處門，門旁有一塊盈尺長的銘牌，了然是保護建筑的標志。但是其上的商業標志，把此樓稱作外灘3號。商業對某些數字的喜憎，顯然超越了生活本身。

它是公和洋行的作品，是上海第一幢鋼結構的建筑，建于20世紀10年代，當時為了保證一流的質量，大樓的鋼框架是專門向德國克虜伯工廠定制的。此樓的出現，實際上成為當時上海建筑的第一高。就像現在上海浦東陸家嘴地區一樣，當時的外灘也是此樓比著那樓高，實力公司之間日夜攀比著，以顯示自己的實力或雄心。但實際情況，只有知根知底的人才稍有了解。

建筑前身，是一棟古樸方正的小樓，為三層樓高的天祥洋行。如果僅從懷舊的心理來談論，顛覆是一種無趣的翻造。但是經濟不是如此邏輯，眼見周圍的新建筑雨后春筍般拔起，沒有任何想法只能被外界誤認為實力低下。現實的情況也正是如此，天祥洋行作為一家英國商人的公司，它的業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對日本的貿易，只是在后來的商業競爭中實力漸微，竟連獨立投資一幢摩登大樓也感到有些力不從心，只能聯合其他公司一同來投資建新樓，所以新建造的外灘4號就叫聯合大樓，當然，在有利銀行進駐后，強龍壓主，又被稱為有利大樓。這也是外灘各大樓時有別稱的通例。

這是一座既有文藝復興風格又有新古典主義韻味的建筑，設計師巧妙地以拐角作為門面并以此為建筑中軸來向兩邊展開整棟大樓的立面，樓頂的小塔樓設計在外灘建筑群中并非獨樹一幟，但設計師的塔樓不是建筑的點綴，而將其作為整個建筑的點睛，傳遞給人們以引領宏偉的建筑向上挺拔的氣質。窗型設計也富有變化的韻律，方窗、半圓形券窗梅竹間隔。整個建筑簡潔又不失華麗。而最下層，是整個外灘建筑群中最流行的粗石基礎。有一段時間，上海民用建筑設計院在此安家，三樓設計師們面對黃浦江，近30°傾斜的設計桌安置在身前，累了雙手托著下巴，建筑略微東轉也為他們帶來了福利：整個外灘至蘇州河的景致盡入眼底，那可是難得的風景！

狹窄馬路的對面建筑很容易看得清楚，也是石材堆壘的黑色龐然大物——外灘5號樓，它與日商有著更緊密關系，比聯合大樓晚建了數年，德和洋行的作品。德和洋行由英國建筑師亨利·雷士德（HenryLester）和他的朋友馬立師（Gordon Morriss）、約翰遜（George A.Johnson）創辦。雷士德這個名字，在老上海如雷貫耳，特別是19世紀80年代，他連續兩次被法租界推選為公董局副董事長，在收攏了史密斯在滬的地產后，才真正坐大，據說可以比肩沙遜、哈同。

外灘5號因其投資公司為日清汽船株式會社，所以被叫作日清大樓。日清汽船株式會社成立于1907年，由大阪商船、日本郵船、湖南汽船、大東汽船等幾家公司聯合而成。其中較早進入中國的是大阪商船，總店設于日本關西大阪。起初設在上海的僅僅為代理店，1902年升格為上海支店，它在楊樹浦路設有碼頭、倉庫多處。后因在長江及中國沿岸航線上日系公司一下子增多，相互競爭而引起矛盾，所以幾家聯合成立公司，同時大阪商船將上海支店撤銷。

大型公司的建立，需要有新的氣象以展現公司新的風采。但是，對建造外灘5號這樣大型的建筑，即便像日清汽船株式會社這樣的大公司，在資金運作上還是難免捉襟見肘。無奈在多方協調下，猶太人的資金在關鍵時刻助其一把力。

1919年8月，工部局就收到外灘日清汽船會社的建造申請書。業主申請建造的新大樓有87英尺之高。在外灘廣東路口，至外灘界面是70英尺，因此建筑高度工部局有限制。當時的工部局工程師戈弗雷建議素面朝天的日清大樓批準該建筑的申請。為啥？明知超限還批準，這實在是個謎。

而實際建造成的日清大樓樓層雖然也是6層，但卻比對面的聯合大樓矮了一頭，地面第一層還能與聯合大樓比肩，而在二至五層的高度只及對方二至四層的高度，在建筑頸線上方，日清大樓只有一層而聯合大樓卻有高高的兩層，如果當初工程師戈弗雷還要壓制它的高度的話，在聯合大樓面前顯然不能同級比配了。當然，這僅是猜測而已。

日清大樓猶太人的資金的投入據說和原來的資金有明確的界限，雙方采用了分層投資法，上三層為猶太資金，下三層及地下室由日資投入。這種說法，至少與建筑的表面存在很大的差異，因為整個建筑從整體上來說是三段式，一、二層為一個單位，三、四、五層為一個單位，頂樓為一個單位。整個外立面為呈西洋式，墻用花崗石和面磚砌就，洋溢著新古典主義風格。但多多少少透著一種日本人細心到極致的作風，特別是裝飾上清麗的追求，線條透露著一種神秘的東方風情，與鄰旁建筑雄渾的風格有著明顯差異。到過日本的人都會注意到日本的西式建筑，怎么看都覺得比西洋還要西洋，實際上是早期模仿太過的緣故，細節交代得太清晰，少了點靈動。外灘5號則非常不同。

1949年后，此樓有很長一段時間歸上海海運局使用，海運局下的子單位像海運報社等也在這里辦公，樓內由兩部電梯供上下客流，樓頂上擁有當時很少見的屋頂花園，是放眼浦江的絕好地方。跟隨習俗，也因此曾經叫了許多年“海運大樓”。

不約而同，外灘4號和5號這兩幢樓都將自己的正門設在廣東路，門牌號分別為廣東路17號和廣東路20號。像這樣置外灘寬大場面于不顧的建筑在外灘建筑群中比較另類，在外灘三十多幢大樓中，只有外灘19號和22號樓才有同樣的現象，但要知道，它們面對的是上海第一大馬路——南京路。而在這兩棟建筑誕生的時期，明眼人都看出廣東路的未來，莫不是它們在向過往五十年的廣東路致敬？

現在這兩邊都進駐了高端的餐廳，生意的場所轉身為消費的摩登世界，充滿著曖昧的燈光在夜色中透顯著別樣情調。選擇在這里進餐，無非是享受黃浦江的江景。那種登高遠望的氣勢與感受，令人陶醉又添幾分虛榮，是男人或女人共有的通病。

所以，沖著這兩幢巨大的建筑而來的客流逐步在增長，廣東路傍晚兩邊的小車塞路，越來越變得不是稀奇之事。

對一般的游客來說，很難有勇氣再沿著小路去探個究竟。畢竟，對面外灘的吸引力顯得更無敵。兩棟建筑之間的路不寬。那么小的一條廣東路，當年還有一顆偉大的心？這是一個很Q的問題。

對當年公共租界當局的道路設計的怨言是不無道理的，有一種傳言即議廣東路的開端時間幾乎與紐約的第五大道同時，而現在一個在天一個在地是不容置疑的。更要命的是廣東路目前的問題，路的兩邊停滿小車時，道路只能勉強通單行車，如果此時再出現垃圾清理車，小路的交通立刻就癱瘓，這并非杞人憂天，一般每天有那么一兩次。查了有關資料，發現我們的指責也有失寬容：

1905年1月，天祥洋行向工部局提出申請，擬在外灘廣東路路口建造一幢高度達115英尺的建筑物。工部局董事會的總董和大部分董事在開會討論時表示，在外灘臨江地皮上修建高層建筑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廣東路是一條狹窄的馬路，建造一幢這樣高度的建筑物無疑是不妥當的。而實際上《西式建筑規則》的有關規定是，未經董事會許可，建筑物一般高度不能超過85英尺。在全體成員未達成共識的情況下，董事會委派工程師進行專門調查，1905年3月1日董事會會議最終決定，天祥洋行的建筑申請將得到批準，條件是產業業主需支付拓寬廣東路至40英尺的全部費用的一半，拓寬地點從地籍冊地56號至地籍冊地55號空地的盡頭處。（馬長林、黎霞、石磊著：《上海公共租界城市管理研究》，中西書局2011年版）

也就是說，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當初并非無所作為，直到開路40年后，還在馬路的拓寬上努力糾結。但紐約那邊早已一飛沖天了。這里注意有兩組數據：115英尺，聯合大樓擬定的果真成了當時上海第一高；85英尺確實是當時上海建筑高度的紅線，而最終聯合大樓超過了2英尺。

與此建筑相鄰的大來大樓案例雖然對讀者來說很枯燥，但它門前馬路比聯合大樓更寬的現實可能更能說明當時工部局在馬路拓寬的問題下過一番工夫。

1916年12月21日，工部局頒布《西式房屋建筑章程》。新章程頒布后不久，工部局即已開始靈活運用章程外的空間。廣東路冊地57號地產打算重新開發，申請造超過高度限制的大來大樓（Robert DollarBuilding），工部局批準了業主的請求。業主計劃讓建筑退后10英尺，由于此時廣東路拓寬計劃是40英尺，加上業主主動退讓的10英尺人行道，工部局則批準了該建筑可造高度90英尺，原因是業主對這10英尺人行道未要求賠償金，由公眾無償享用。工部局在馬路的寬度上獲得了便宜，在建筑高度上則松一松。遺憾的是此時廣東路已命名了五十多年，這點所得對一條雄心勃勃的道路來說實在是杯水車薪。

廣東路51號大來大樓和聯合大樓比鄰，在廣東路這一段的南邊，兩者撐起了這條馬路的半壁江山，于是我們今天從外灘進入廣東路，就會發現路面在聯合大樓過后變得比較開闊。有關方面甚至可以在近四川中路的地方設了一個公交站點了。這一點，是當初以高度換來寬度的好處。

大來大樓由大來洋行投資，著名美籍建筑師亨利·默飛設計，建于1920年至1921年之間。他是在上海辦公建筑中最早推出大空間不作分隔的，租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自由分隔。這個理念后來成為一種流行，直到現在，這種按需間隔辦公用房的模式還是大行其道。

大來洋行自己使用大樓的最高兩層：擁有無敵的景觀，當然要自己盡情享受。其余樓層均對外出租。但這樣的生活理念并不感動上海人，當你踏進上海特有的石庫門，大房東或二房東永遠住在后樓甚至后客堂，而把陽光充足的東廂房和西廂房甚至前客堂讓給房客來享受。拿來主義雖然在上海大行其道，但國外理念要融入上海，看來并不像我們想象中的那個樣子。

大來大樓在上海最重要的事件是1923年1月23日，美國人奧斯邦本在此頂樓安裝了無線電廣播發射機開始播音，這也是中國第一座無線電廣播電臺。最初僅播放一檔65分鐘的節目，內容包括古典音樂、輕音樂和新聞。電臺發射功率僅50瓦。電臺系與英文《大陸報》合辦，所以內容除娛樂節目外，還播送《大陸報》新聞。音樂當頭，這是全然西方的觀念，無言地告訴人們，精神享受遠比其他重要。

同年1月26日電臺播發孫中山當日發表的《和平統一宣言》，孫中山向《大陸報》發表談話稱“把廣播引進中國，誠為可驚可喜之事”。所以，有人也將中山先生視為中國電臺的創立者。

工作就是享受，大來大樓的洋行生活，無不圍繞著這一主題。從昔日買辦那優渥的下午茶中，集工作和享受于一體的工作生活過程，對人們不無吸引，在上海，一直引領著人們千方百計地模仿。

在廣東路51號三樓辦公室，電梯上下，那時在洋行工作不論夏、冬季，都戴銅盆帽，也稱禮帽，春秋冬季戴兔子絨呢帽，考究的戴絲絨帽，夏季戴金絲草帽。乘電梯凡遇女人進來，戴帽的男士們都主動脫帽。電梯有限額，如有女的讓她先進電梯，到限額沒有人硬軋進，聽從電梯司機。洋行辦公室內每只寫字臺旁有一只字紙簍，沒有痰盂，寫字臺上沒有茶杯，不訂中國報紙，感冒咳嗽鼻涕痰吐在手帕上。手帕每天調換。辦公時間不能侃大山，不能看閑書。

我行夏季有正廣和蒸餾水供應，其余季節有出店泡兩瓶熱水放在庫房里，要飲水就去倒……下午三四時較空閑時……用錫制小茶壺泡祁門紅茶，備方糖、鮮檸檬泡茶汁，有時還有Rum酒。（毛履亨口述，宋鉆友整理：《一個洋行職員的經歷》，《史林》2000年第3期）

毛履亨先生的回憶將我們帶回了大來大樓往昔的歲月，還有買辦辦公時的細節，真讓人驚訝。

西洋文明浸淫上海絕對發端于洋行時代，茶、方糖、鮮檸檬和羅姆酒，時尚的要素齊全，洋行帶著洋氣從這里漫向整個城市，西方禮儀的枝枝葉葉通過點滴環節，在潛移默化中塑造并影響上海，與當地文化交融、混搭，最終形成開放的、面向全球的上海文化精神，當然，還包括用力失度的后遺——頹廢。對于精于此道的上海人，大家都稱之“老克勒”，他們一定首先是從買辦中產生的。也有稱之為“老耶克”，懷疑是從紐約客化來，私下認為寫做“老約客”才恰如其分。不管是“老克勒”還是“老耶克”或是“老約客”，他們的那種禮節、那種精細，特別是對女性那種溫文爾  雅的態度，本身也已成為時尚要素甚至行為指南。只是物質文明顯然比精神文明流行得更快樂。今天，下午茶風靡了整個城市，禮讓精神尚還在努力培養進行時中。

大來大樓還有屬于它的歷史。

1942年5月11日，大安保險公司在此開業。中國天一保險公司的襄理謝壽天，獲得中共上海地下黨批準和支持，邀集陳巳生、郭雨東、董國清、關可貴、龔匯源等人發起集股組建此公司，孫瑞璜任董事長，郭雨東任經理，董國清、李晴齋為副理，謝壽天為常務董事兼總稽核。后遷至北京東路356號國華銀行大樓。

1949年后，大樓收歸國有，由上海市房屋與土地資源管理局負責管理。黃浦區區政府也一度在此辦公。

1960年7月，大樓劃歸上海無線電十二廠用作生產廠房，內設車間、倉庫、食堂及辦公室等。

1993年，大樓使用權被錦江集團收購，并委托上海申利建筑裝潢有限公司進行設計，對大樓重新修繕裝潢后作為辦公樓使用，期間在屋面上加建了一層。不知倘若亨利·默飛有知，將作何種反應，能夠安慰他的是，加層是那一時期流行的做法，并不是誰要故意讓他的作品難堪。

自2009年加固工程開工后，大樓基本處于空關狀態。外灘一帶的老樓多多少少存在同樣的問題。90年代的一輪置換后，由于汽車業的大力發展，停車場成了附帶必需品，這種配備在八九十年前無疑是浪費，可現在卻成為必然。但在外灘寸土寸金的場地，停車場的代價有點夸張。成功的案例只有一個，外灘2號原來的上海總會在其后連通四川中路，將大來大樓西面的小樓推倒建了停車場，這才蛻變為國際連鎖的華爾道夫酒店。

對馬路日清大樓緊鄰的一幢兩層樓的老屋，值得好好研究：深色的木窗戶，券頂的門窗，門前的臺步已與路面平齊。整樓有好幾個開間，樓梯設在樓的中間，兩邊絕對稱，一望而知，19世紀的作派。這就是被稱為“外灘背后”的建筑。

老一批的上海人，或是被稱作“老克勒”者，對上海知根知底，他們當然知道外灘對于上海的重要性，他們還知道有比外灘更老的洋建筑的所在，這批存在于河南路以東、外灘以西夾雜在各處的建筑，對他們而言是了如指掌的：外灘9號后的禪臣洋行，漢口路126號，江西路近蘇州河附近，元芳弄、泗涇路一帶……這批建筑的一般特點是年份足夠長，樓外沒有任何銘牌顯示它們的年代，一般現在還是民居或夾雜著一些小生意。它的許多房客都是上了年紀的人，偶爾也出入幾個金黃頭發的好奇者，據說這種奇怪的人群組合絕對是建筑品位的保證。

在它西頭的一排小樓，2015年拆除，變成外灘地區最缺乏的停車場，有關方面已經意識到再不開辟停車場，廣東路在外灘幾可成斷頭路了。樓房的背面直通上海外灘尚存的最早弄堂元芳弄。元芳弄，一頭通在可能是現在外灘面上最早的建筑中國通商銀行樓邊上，另一頭通四川中路，出弄馬路對面，就是卜內門大樓。老上海人都知道怎樣可以通過這條小路便捷地進入外灘。千萬不能小瞧了這條路，它比周圍的建筑年齡大得多。早年的幾個外國領事也在這里進進出出，一副熟門熟路的樣子。

此外，靠近四川中路的是三菱大樓。

三菱大樓現在的門牌號是廣東路102號。非常奇怪。因為四川中路西面對馬路的美孚大樓竟然是94號。上海門牌號碼的起始位在外灘，照理越往西應當號碼數越大。不能明白這樣做的因果。但從現有的資料來看，這一現象至少存在了50年。當年殷友田先生走進這棟樓時也是這個不變的號碼，他在《我的地產人生》（東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記錄了那時的

情況：

1966年春意盎然的一天……走進位于黃浦區廣東路102號一棟4層小樓，我注意到樓房的大門旁掛著一塊長方形單位牌，是繁體字“上海市黃浦區房管局”。國務院頒發繁體字簡化方案是1956年，但10年之后有些單位的名牌還是保留了繁體字。

這個記錄有時間有地點，連繁體字的細節都沒有遺漏。

并且，現在墻上的保護建筑銘牌也將94號樓與102號兩幢建筑的內容置于一起。思來想去，可能是有一段時期，它們由黃浦區中心醫院統一使用。也有一種說法，三菱旗下的許多企業很早就同時在這兩幢樓中駐足。但不管怎樣，廣東路開始的地方，總留有顛三倒四的情況。

廣東路的這一段，仿佛都和日資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實際上，從租界的設定，到1854年工部局的設立，十幾年中，都不見日本官方機構在滬的影子。在太平天國尾聲時的1862年，才有官方日船“千歲號”來滬作短暫訪問，此船還是從英國“阿米斯迪斯號”購入改名過來的。到滬后人員基本上住在老城廂內，白天到西倉橋附近或租界里轉轉，了解市面情況。從翻譯過來的當時日記看，他們有一種強烈的觀察、對比能力，日記幾乎人人都寫，甚至是一些低層的雜務工，也毫不例外，這就牽涉到教育普及問題；特別是中日對比、中西對比躍然紙上，完全不是一種平和的心態，而是彌漫著一種時刻競爭的迫切愿望。從他們記載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在上海的繁華著實讓他們震驚的同時，也發現了中國人的許多弱點。19世紀70年代初期，日本才在上海設立領事館；七八十年代，日本最大的財閥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又稱三井洋行）才進入上海，在廣東路6號設立支店，這也是三井洋行在海外開設的第一家支店。廣東路的門牌因建筑物體量的大小而有所改變，現在日清大樓是最頂頭的，起板就是20號，所以廣東路6號現在已不復存在。日本郵船會社、橫濱正金銀行等日本大財團、大銀行在此期間也先后進入上海。關鍵是日本人有很強大的信息收集、歸納、傳轉、分析的意識和能力，一旦出現了切入時機，他們毫不猶豫，蜂擁而至。他們十分重視傳播的作用，1882年7月，三井洋行上海支店創辦《上海商業雜報》，該報主要向日本提供有關中國各地的商業、物產等經濟情況，也刊登有關中國的政治、文學、風俗等記事，讓廣大日人充分了解中國的機遇。這是上海最早的日文期刊。所以，在短短的數十年，他們竟能從西方人那里分得一杯羹，在寸土寸金的外灘建立橋頭堡，讓人在吃驚之余，值得深刻地思索。

甲午戰爭和日資大規模進入外灘之間只有一二十年的時間，中國對日資的容納度和容忍度是日方強勢還是中方寬容的結果不得而知，但日方通過迅速抹平戰爭傷痕的方法將觸角深入中國是不爭的事實。作為上海頂尖地段的外灘，日資能迅速擠在西方勢力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能不說是他們重要的戰略目的，并且迅速地達成。因為此時，上海作為遠東第一城市已是曙光初現。而經濟開道又為日方在下一場戰爭奠定了物質基礎，這是中國人真正的痛處。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在中日之間又一場時間跨度遠較甲午長的戰爭后，三菱大樓更換了主人。1945年抗戰勝利后，三菱大樓作為敵產被沒收，進駐單位為中央信托局地產處。中央信托局當然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官僚資本。而中國福利基金會也于抗戰勝利后遷至上海，辦公地點曾多次搬遷，在蘇州南路175號頤中大樓201室短暫過渡后搬至廣東路86號中央信托局大樓，即三菱大樓當時在廣東路的門牌號。1949年解放軍進駐上海后，軍管會財經接管委員會地產管理處也當仁不讓地設在此樓。

三菱大樓近年曾做過川蜀餐飲，圓形小間套房別有洞天。聽說老板后來發展到臺灣，很是風光。但此后接手的其他企業對此樓有點自己的想法。進駐的企業對大樓外表的顏色十二萬分的不滿，于是自行其是地為三菱大樓換了衣服的顏色。這一下惹惱了大眾，各種媒體群起而攻之，有關管理部門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指示必須原樣整改，經過一番折騰，新的土黃色的外套被剝去，更可笑的是那家公司也接著因被查而倒閉。

聯合大樓和日清大樓這兩個龐然大物出現前，除了天祥洋行外，實際上還存在過許多非常有特色的商店，這里記下幾處以存歷史之脈：

英商巴爾（R．Boll），在廣東路1號開設巴爾洋行（Millinery and general Draper Establishment）；

美國人卜醫生（Wallis，Wm．Pharmacist），也在廣東路3號開設了上海診療所（Shanghai Dispensary），據說醫療水平十分了得，以至于有后人認為如果30年代他還在上海行醫的話，魯迅先生還能多活幾年；

廣東路11號，四美四酒棧（Smith，Geo. &Co．），

早期用馬車載著桶酒，也曾是上海的一道亮麗的風景；

廣東路18號，穆勒鐘表行（Muller，H. Chronometer，Watch＆Clock maker．），外國人在上海開設鐘表行前輩應當是法國人雷米；

廣東路21號，月來洋行，丁摩爾兄弟開設的藝術照相館（Dinmore，Brothers Photographic Artists），曾經在上海灘大大有名，但如今這個名字聽來仿佛與照

相藝術毫不沾邊；

英國人麥格雷戈（A．G．MacGregor）兄弟創辦于1901年的怡泰公司（MacGregor Bros&Gow）；

原旗昌洋行合伙人約翰·特納也在南臨廣東路的一側創辦了屬于自己的同茂洋行（Thome，John&Co．）。

1912年，孫中山先生應李烈鈞之邀赴贛籌劃江西鐵路建設返滬后，11月18日，在廣東路36號成立了中國鐵路總公司。1913年6月，蔡元培由歐洲抵滬后，也到廣東路36號專門拜訪了中山先生。

這些早期在外灘的大小公司，結果是個個不同，有些人轉讓回家，有些人收攤，還有些人在城市的其他地方生根開花，更有些人做大做強了。而廣東路上的這些開始的門牌號碼，隨著后來巨廈的誕生而改變，已消失無蹤。

1932年3月，蘇聯塔斯社在日清大樓設立上海分社，社長為蘇托夫。通過這家通訊社，收集遠東乃至世界明的暗的情報，對蘇聯的外交決策有極大的影響。1937年7月，蘇托夫病逝，由羅果夫接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該社還出版過《每日戰訊》，專刊反法西斯戰爭的真實情況，免費發放，深受人們歡迎。上海解放初期的副市長金仲華先生，也在該報社擔任過記者呢。

外灘這一頭的廣東路，基本上是“洋”天下，浸染在外灘氛圍里，濃得化不開。過去如此，現在也處處散發著類似的氣息。但隨著深入其中，洋味開始變淡，老馬路自身的精彩和魔力，才一點一點展開。

摘自《五馬路：從外灘到跑馬廳》，上海大學出版社2018年4月版。